韦普利用这短暂的时间瞄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发现这里有整套的奶酪设备，断定男主人定是养乳牛的，于是继续说：“夫人，我敢打赌，您养鸡的钱一定比您先生养乳牛的钱赚得还多。”老太太心花怒放，乐得几乎要跳起来，因为她丈夫长期不肯承认这件事，而她则总想把“真相”告诉大家，可是没人感兴趣。
布拉德太太马上把韦普当作知己，不厌其烦地带他参观鸡舍。韦普知道，他投其所好之计已渐入佳境了。但他在参观时还是不失时机地发出由衷的赞美。
赞美声中，老太太毫无保留地传授了养鸡方面的经验，韦普先生极其虔诚地当作学生。他们变得很亲近，几乎无话不谈。赞美声中，老太太也向韦普请教了用电的好处。韦普针对养鸡需要详细地予以说明，老太太也听得很虔诚。
两星期后，韦普在公司收到了老太太的用电申请。不久，老太太所在地申请用电者源源不断。老太太已成为韦普先生的热心帮手。
识时躲让退直求曲
在老将宗泽的“联合抗金”的策略指导下，宋朝官兵与各地义军一起多次打退了金兵的南犯，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滑州保卫战的胜利。
老将宗泽在开封修造了许多防御工事，招募了大量兵马之后，就接连不断地向高宗上书，请求皇帝从扬州回东京。
但高宗却另有一番算盘，他认为如果宗泽的兵力渐大，这位前朝老臣定要全力抗金，以迎回徽、钦两位皇帝，自己的皇位就坐不住了，因此派郭仲荀为东京副留守，让他监视宗泽。
老将军一心想报国，想不到高宗会这样对待他，因此，他心里实在感到郁闷、气愤和失望。渐渐地，他吃不下，睡不好。本来雄心勃勃，要为国立功，完全忘了自己的年龄。这时一泄气，一下子就病倒了，不久就因背上毒疽发作身亡。
高宗等见宗泽一死，立即派杜充为东京留守。杜充一上任，就废除了宗泽在世时的一切措施，把开封的防御工事拆除，打击义军将领。宗泽费尽心血联络、组织的百万武装力量，很快就被他瓦解了。
公元1128年，金国将领粘罕率领大军再次南犯，由于宗泽配合的义军力量已经解散，结果，金兵连克开封、大名、相州、沧州等地，冲破了宋军数道防线，并攻打高宗赵构的所在地扬州。
赵构狼狈而逃，从扬州到镇江，从镇江到常州，又从常州到秀州；2月23日在杭州落脚。沿途的官员以至百姓，看到皇帝这样马不停蹄地一直南逃，也都丢下家园，扶老携幼，跟着奔窜。道路上妻离子散，哭爹叫娘。
到了杭州，昏庸到家的高宗皇帝宠信王渊、康履等一批腐败无能的官员。原来护送高宗到杭州的苗傅、刘正彦所部，多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也有的是两河、中原一带的，他们多次向高宗上书，要求收复河北，高宗对此根本不理睬。
建炎三年三月初五这天，苗傅、刘正彦利用将士中对高宗的不满，举行武装暴动。
他们趁百官上朝之机，在路上埋下伏兵，杀死了王渊，并带兵驱人宫中，杀了宦官百余人，并要求见高宗，高宗只得走到御楼阳台上，去见众将士。
苗傅在下面厉声说：“陛下偏听宦官的话，赏罚不公，将士们流血流汗，不闻加赏；收买内侍，尽可得官。王渊遇贼不战，旨先抢着逃命，又结交依势欺人的内侍康履等人，反而升为枢密院事。现在我们已将王渊斩首，唯有康履仍在尹侧，乞陛下将康履交与臣等，将他正当，以谢三军。”
高宗推辞道：“康履即将重责，卿等可还营听命。”
苗傅说：“如今金兵南下，我大宋千万生灵，肝脑涂地，这都与宦官擅权有关，若不斩康履，臣等决不还营。”
高宗看看将士们一个个逼视着他，只得命何湛绑了康履，送到楼下，苗扶手起刀落，一下将康履砍为两截。
高宗命苗傅等人还营，众将士仍不走，并且对高宗说：“陛下不应当立登皇位，二帝尚在金邦，一旦归来，试问若何处置。”
高宗无言以对，许以苗、刘二人高位，但两人却不肯罢休：“请太后听政，陛下退位，禅位皇太子，道君皇帝已有先例。”
宰相朱胜非劝慰无效，还奏高宗，高宗沉吟着想：“不答应的话，这批人杀入宫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如先解除目前的危险，再另想办法处理。”打定主意后，就对胜非说：“我应当退避，不过须有太后手诏，方可禅位。”
太后出面对苗、刘两人进行规劝，但苗、刘两人仍然要求高宗退位。
宰相朱胜非献计说：“苗傅有一心腹曾对我说过‘苗、刘二将忠心有余，但学识不足，并且生性执拗，一时无能说得通的。’因此，臣请陛下眼前以退为好，暂且禅位，静图将来。”
于是，高宗便提笔写诏，禅位于皇子敷，请太后垂帘听政。
自太后听政，国家大事都由宰相朱胜非处理。胜非每日引苗、刘两人上殿，以免两人对他产生怀疑。苗见高宗仍在宫中，并在暗中处决国事，很不放心，便与刘正彦一起提出让高宗出宫，迁居显宁寺。
高宗长叹道：“我已禅位闲居，他们还不放心，连我的起居都要他们干涉，太过分了。”
朱胜非建议道：“时机还未成熟，陛下还以让步，逆来顺受为好，暂时去睿圣宫居住，等到复辟时还宫，免得目前再闹乱子。”
高宗说道：“这一切都靠爱卿安排了，朕听你的忠谏就是了。不过复辟一事，爱卿负责，以速为贵。二贼密布心腹，一旦得知，作好防备，就难办了。”
胜非低语道：“已有把握，为防泄漏起见，不敢多言。陛下迁出行宫，届时可以预先躲避。”
高宗就率领妃子前往显守寺居住。
半个月后，平江留守张浚等联络众将，一起发兵讨逆。向杭州进发。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苗、刘两将慌作一团。只好去和胜非商议。胜非说：“我替你们着想，只有迅速改正，否则各路大军将到城下，二公将置身何地？”
苗、刘两人想了多时，确实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就听从了胜非的建议，请高宗复位。
高宗复位后不久，就派人追杀了苗、刘二人。
在苗、刘二人兵变，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高宗听从了胜非之计，暂作退避，禅位于太子，保全了自家性命，最后在时机成熟时又重新登上了皇位。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退与进是一种辩证关系，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的进攻。在商战中，不能死抱住一些今日的蝇头小利。应该为了长远目标而放弃眼前利益，尤其是在情形不利时，更是善于退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有善于退让的人，才能赚到大钱。
英国联合利华公司总经理G·J·柯尔在企业经营中，有一个基本信条，即不拘泥于体面，而以相互利益为前提。依照这个信条，他在企业经营，生意谈判交涉中常采用退让策略。在一定情况下，甘愿妥协退步，以赢得时机发展，而结果却是退了一步，反而获得了利益。
联合利华公司在非洲东海岸早设有大规模的友那蒂特非洲公司，从业人员达到14万人，这里有丰富的肥皂原料。并适合于栽培食用油原料落花生，是联合利华公司的一块宝地，也是公司财富的主要来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各地的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结果，联合利华这些肥沃的落花生栽培地，一块块被非洲国家没收，公司的财富来源被切断，这就使联合利华面临着极大的危机。
这时，经验丰富的总经理柯尔亲自来到了非洲，找那些老朋友办理交涉。
针对当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实际情况，柯尔对友那蒂特非洲公司发出了六条指令。
第一，非洲各地所有友那蒂特非洲子公司系统的首席经理人员，迅速启用非洲人。
第二，原来非洲人与白人在薪水上的差异，立即取消，采取同酬的办法。
第三，为了培养非洲人的干部，在尼日利亚设立经营干部培训所。
第四，应采取利益共享的政策。
第五，以寻找生存之道为主要目的。
第六，不可拘泥于体面问题，应以创造最大利益为要务。
上述六条，似乎是妥协退让，示弱于人的下策，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柯尔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反而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柯尔在与加纳政府交涉中，为了表示尊重对方的利益。主动把自己的栽培地提供给加纳政府。柯尔的主动退让，获得了加纳政府对他的好感。后来，加纳政府为了报答他，指定联合利华公司为加纳政府食用油原料的买卖代理人，这就使柯尔在加纳独占了食用油原料的买卖权利。
在与几内亚政府的交涉中，柯尔表示自行撤出公司，这种坦诚的态度反而使几内亚政府大受感动，因而愿意挽留柯尔的公司，希望它继续存在。
除此之外，柯尔在非洲各地都采用了退让策略，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利益。
这样一来，在非洲独立运动的高潮中，其他一些欧洲公司都受到过不同影响，只有联合利华公司在实质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不仅平安地渡过了这一难关，而且还获得了一定的利益。
避实击虚——狭缝游刃法
回避焦点盲点求变通
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大战，由于奉军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停战倒戈，引起奉军全线崩溃，张作霖惨败而退。这之后，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军阀一直把持着北京的中央政权。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夺取在华的独占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进一步扶植东北的奉系军阀，同时，拉拢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以对抗在英美势力控制下的直系江苏军阀齐变元。于是，在1924年秋，策划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卢永祥联合反对直系军阀的战争——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8月24日，江苏军阀齐变元以浙江军阀卢永祥收纳被直系军阀周荫人击败的福建军阀臧致平、杨化昭为借口，与皖、赣、闽联合压迫卢永祥解散臧、杨的部队，并电请曹锟下令讨伐“招纳叛军”的卢永祥。
而卢永祥也正要寻找攻打齐变元的借口，现在齐变元首先挑起事端，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1924年9月3日，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哨战开始之日。
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惨败的张作霖的回到东北，积极经营备战，招兵买马，图谋东山再起，并与粤、浙结成同盟以壮声势，待时而动。
江浙战争开始后，张作霖就以粤、浙同盟关系，决计进兵入关，于9月4日发出了响应卢永祥，责备曹锟、吴佩孚的通电，向山海关、热河一带增兵，并自任总司令。9月25日，张作霖正式向曹锟发出挑战电称：“日内将派员乘飞机赴京，藉候起居。”
此时，直系军阀已有觉察，也在积极备战，曹锟接到张作霖的挑战电后，即刻电召吴佩孚入京主持作战任务。9月17日，曹锟发布讨伐张作霖命令，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山海关；王怀庆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古北口。
于是，一场从热河到冀东的规模空前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开始。
这次战争，直系有25万人参战，奉系有17万人参战，而且双方都有海军和空军参战。由于双方都傲气十足，志在必胜，所以战争进行得极为惨烈。仅在九门口、石门塞、三道关等地，双方就死伤一万多人。
直系把全部兵力都集中到前方的战场上，后方北京一时成为“空城”。
就在直奉战争打得不可开交时，冯玉祥悄悄地做起了后方北京的文章。
冯玉祥原是吴佩孚的部下，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出任河南督军。因与驻洛阳的吴佩孚发生矛盾。曹锟按照吴佩孚的意图，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免去其河南督军的职务，改任为陆军检阅使。因此，冯玉祥耿耿于怀。时值革命高潮之际，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呼声遍及全国，冯玉祥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之下，开始倾向革命，伺机倒戈。
1924年10月，正当直奉在榆关一带激战的时候，冯玉祥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联合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策划倒戈以驱曹。
10月19日，冯玉祥率部由古北口兼行回师。
吴佩孚正等着冯玉祥火速派兵支持。
曹锟正坐在总统的宝座上，等候胜利的消息。
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北京，迅速占据了内外各重要据点的交通通讯机关。
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一切进行顺利。
当冯玉祥持枪进人总统府，曹锟还以为冯玉祥是前来报喜的。“怎么不先拍电报给我？”
“拍电报那能起什么作用！”冯玉祥一字一句，满脸严峻。
曹锟这才如梦初醒，目瞪口呆。
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北京政变”。
曹锟无奈，身边尽是些虾兵蟹将，掉下根羽毛都怕砸破了头，哪能反抗，一个个缴械投降。
10月24日，曹锟被迫下令：（1）前敌停战；（2）撤销讨逆军总司令等职衔；（3）免去吴佩孚所有职务。
正打红了眼的吴佩孚得到冯玉祥兵变的消息，气得畦畦直叫，大骂冯玉祥狗娘养的并将曹锟的电令撕得粉碎，气冲冲地将总司令一职交张福来代理，对将领们说：“你们将阵地守好，我回去杀掉冯玉祥，等我回来再直捣黄龙。”
吴佩孚本以为冯玉祥的军队不堪一击，可结果他慌忙中由前线折回天津后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反被冯玉祥打得一败涂地，只能望北京兴叹。
10月25日，冯玉祥不慌不忙地将所属部队改称为国民军，并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电：中华民国国民军会议，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黄郛代理国务总理组织临时内阁。
曹锟等待吴佩孚入京救驾的希望破灭。
11月1日，冯玉祥传语曹锟，限其24小时内辞职，迁出新华宫，否则，后果自负。
11月2日，冯玉祥派警备司令鹿钟麟等人向曹锟收回总统印墨。
失时的凤凰不如鸡，曹锟只能听任冯玉祥宰割，被迫宣布辞职。
到此，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
冯玉祥虽有些能耐，但他毕竟只是吴佩孚、曹锟手下的一员，凭实力，绝不是吴、曹二人的对手。但是，冯玉祥却非常成功地让还没过足总统瘾的曹锟乖乖地下了台，瓦解了不可一世的吴佩孚的进攻，使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成为历史。纵观冯玉祥的“政变”过程，不难看出，是时直系从前方到后方的所有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在第二次直奉战场上，北京政府一片空虚，直系的头头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祸起萧墙。因此，在军事上、思想上都毫无防备，冯玉祥就是看准了这个空隙，乘虚而入。这是冯玉祥政变成功的至关重要的一着。
“兵之表，避实而击虚”。市场需求五花八门，竞争对手形形色色，虚实相间是一种客观存在，成功的企业经营就要善于“避实而击虚，乘虚而入。”任何企业，无论它有多么大的规模，不管它实力多么强劲，就算是“老子天下第一”，也都不可能包吃天下，满足市场一切需要。因此，一个企业需用有限的资金和能力去适应市场，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尤其是在强手如林的激烈竞争中，更是需要避开“焦点”，寻找“盲点”、弱项，乘虚而入，从而战胜对手，占领市场。
北京无线电三厂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982年以前，生产半导体收音机，企业严重亏损。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厂领导决定革故鼎新，开发新产品，闯出新路子，占领新市场。
是时，收录机行情看好，青年人都爱听听流行歌曲，不少新人把收录机当做嫁妆之一。
有人提出搞收录机，赶快上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