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深信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当时战场上日军的凌厉凶悍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堪一击，使周作人很快作出了“亡国论”的判断。许多当汉奸的都是因为在这个大关节上妄信“中国必败”而失足的。大的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小的有周作人……当然，饱学卓识如周作人，他不可能不知道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不曾屈服过外国的统治，日本人也决不能永远蹂躏神州大地。但是，周作人自私成性，他自然不会关心死后的荣辱，而且，他也不会相信，日本会那么快被中国人民打败，所以，得享福时且享福，也许，日本被打败之时，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身后之事、身外之事还管它干什么！
周作人最后成为民族败类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对前途判断的错误和极端自私。
卖身投靠解元郎
郑孝胥，字苏戡，号太夷，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生于1860年5月2日（清咸丰年闰三月十二日）。他的先世原籍福清县，父亲郑仲濂，咸丰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营缮司、吏部稽勋司主事。郑孝胥早年由叔祖郑虞臣教读经史。二十岁，补博士弟子员。
1882年，郑孝胥中福建省正科乡试解元。1885年，赴天津入李鸿章幕。1889年，考取内阁中书，同年秋，改官江苏试用同知。第二年任镶红旗官学堂教习。1891年，东渡日本，任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次年，升日筑领事，不久升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回国居南京教敷营，后为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练自强军，擢升至监司。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帝下诏广求人才，郑孝胥在乾清宫独奏练兵之策，光绪帝遂派他以道员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变法失败后，郑至武昌。次年，张之洞奏办京汉铁路南段，命郑孝胥为主办京汉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郑孝胥佐张之洞筹划所谓保全东南半壁之策，由张之洞授权盛宣怀和江海关认道余联沅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正式会商，订立了所谓《东南互保章程》。
1903年，郑孝胥辞铁路事，旋赴上海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此时，广西西部和西南部十余州县农民因不堪苛捐重税的负担，发动起义，一部分清军也哗变，在桂越边境行动。清政府惊恐不安，朝议整饬边防应以精军驻防。两广部总督岑春煊以郑孝胥善知兵，又好用奇计，遂奏请以道员四品京堂候补督办广西边防事务，专折奏事。郑孝胥乃率湖北武建军左右旗八营共二千余人到龙州，剿抚兼施，把抗捐抗税的农民镇压下去。郑孝胥在龙州三年，练民团，创设学社，开办学堂，并选社中俊季出洋留学。1904年，郑孝胥奏撤边防督办，1905年告病回籍，至上海，筑“海藏楼”，与海内人士诗文往还，并集股创设日晖织呢厂。
1906年9月，清廷为抵制革命，下诏预备立宪。12月，郑孝胥与朱福诜、张謇、雷奋等苏浙闽三省名士及实业界二百多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声言以“奉戴上谕立宪之旨趣，开发地方绅民之政治知识为目的”。但清廷空言立宪，缺乏诚意，加之革命浪潮蓬勃发展，于是立宪派开始把活动重心由开通绅民知识宣传转向为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1908年7月，郑孝胥等为了“劝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联名向清廷请愿要示召开国会；又会预备立宪公会名义发函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以及豫、皖、直、鲁、川、黔等省立宪党人，约于是年8月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递呈请愿速开国会书。清廷乃发布以九年为预备期限颁布宪法、召集议会之诏。
1909年，郑孝胥由岑春煊推荐于东三省总督锡良，任锦瑷铁路督办兼葫芦岛开埠事宜，居天津颜氏园，往来于京、津、奉天之间。次年，随锡良人京。不久锡良去职，郑孝胥遂赴沪。1911年夏，郑孝胥至长沙任湖南布政使甫十日，湖广总督瑞潋因拟定颁行外省官制派郑孝胥赴京陈述，郑遂于9月入京，居舍饭寺，等待召见。10月，武昌起义，郑急驰回任，途经上海，长沙已为革命军光复，道阻不行。不久，中华民国成立，郑孝胥遂韬晦上海。
郑孝胥自是对清王朝忠心不二，以不作民国官、不拿民国钱的遗老自居，隐居海藏楼，以诗酒自娱。他嫉恶共和，闭门不问世事。室中花瓶犹插清朝黄色小龙旗，凡诗文简札题字，均用宣统甲子，未尝书民国年号，以示对清室的忠心。
郑孝胥工诗善书法。1913年在上海组织“读经会”；1917年在唐元素所创的“丽泽文社”讲学（1920年该社改名“晦鸣文社”）；并创立“恒心字社”。郑孝胥诗主崇孟郊，著有《海藏楼诗集》十三卷。他的书法，出入汉隶北碑间，中年以后，自谓去肉存骨。变为瘦削，尝鬻字自给，岁人数千元。
1923年夏，郑孝胥经陈宝琛引荐入故宫，甚得溥仪器重。他为清室复辟出谋献策，曾几次向溥仪建议：“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次年2月被破格授为“总理内务府大臣”，掌管印钥。他的整顿计划是开源节流，为复辟取得财政上的保证：“开源”的办法，是把清宫《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出版，但遭到北洋政府当局的扣压。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曹锟，迫使溥仪取消帝号，移出紫禁城，迁居什刹海醇王府。郑孝胥和陈宝琛、罗振玉等密谋逃脱之计，并由郑与日本兵营竹本多吉大佐商定，助溥仪潜离醇王府，先至德国医院，再入日本使馆“避难”。溥仪逃入日本使馆后，郑孝胥暂时南归上海。
1925年2月，溥仪由日本驻京使馆书记官池部保护，出走天津，居日租界“张园”（后移“静园”）。郑孝胥不久亦赴津。在天津期间，郑孝胥认为要复辟成功，唯有“列强”帮助“共管中国”。他对溥仪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指伐北战争），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因此，郑孝胥主张“用客卿”、“门户开放”，同任何愿意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他认为：“对外国人只要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外国人绝无不来之理。”当罗振玉劝溥仪出洋到日本去联日复辟时，郑孝胥则力劝“留津不动，静候共管”。
1926年5月，郑孝胥经罗振玉介绍，和在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活动的白俄股匪谢米诺夫勾结，结成盟兄弟；他又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白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企图袭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复国”根据地。郑孝胥还给溥仪推荐一个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男爵回欧洲展开活动，以取得复辟的声援。他又为溥仪推荐一个叫罗斯的英国人，为复辟专办《诚报》。后来，他通过罗振玉的介绍，认识到“黑龙会”和日本军部系统的力量相当强大，决定暂时放下追求各国共管的计划，转而期望日本军国主义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1928年9月22日，经溥仪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的同意，郑孝胥和他的长子郑垂、日本浪人太田外世雄东渡日本，向日本军部及“黑龙会”活动复辟，受到各种热心于复辟的日本朝野要人的接待。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总长铃木贯太郎、次长南次郎等劝他“取奉天为恢复之基”。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认为复辟时机已到，用溥仪名义派人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活动。他代溥仪起草了一封给南次郎的信，谓：“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兹遣有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与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三星期后，日本关东军派军部参谋士肥原至津引诱，郑孝胥则从中协助，竭力唆使溥仪赴东北复辟。11月10日，郑孝胥父子陪同溥仪乘日军司令部运输部“比治山丸”轮船偷渡白河，后转乘“淡路丸”渡海至营口，旋入旅顺。
1932年2月，郑孝胥两次赴奉天，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一伙，密商建立伪满洲国。3月8日，在日本关东军导演下，溥仪粉墨登场为伪满洲国“执政”，次日，郑孝胥出任伪国务总理，5月兼任伪军政部总长，未几卸军政部总长职，8月兼任伪文教部总长。9月15日，郑孝胥与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大将正式签订了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借口下，确认了关东军对“满洲”的实际统治。次年3月，又签订“委任经营合同”，规定将东北所有铁路及铁路所属财产，全部交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此外，他还帮助日本军国主义大力推行奴化教育，灌输“顺天安民”、“亲仁善邻”、“王道政治”等反动谬论，并亲自兼任“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执政”为帝制，溥仪正式“登基”，郑孝胥改任伪国务总理大臣。21日，郑被派赴口本进行所谓“修聘”，“朝觐天皇”以答谢所谓“友邦援助之盛意”。回来后，被叙勋一位，并赐伪景云章。
郑孝胥虽是伪满国务院的总理大臣，却要事事听命于其部下日本人的总务厅长，郑曾因发牢骚惹恼了日本主子。1935年5月2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以郑孝胥“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为名，另换了一个对主子更为忠顺的张景惠接替了他。但为了掩盖矛盾，郑孝胥下台后，仍被赐给“前官礼遇”。1936年1月，郑移居长春柳条路自筑的新宅，创办“王道书院”。同年底，日本帝国还赠他“一等旭日大勋章”。
1938年3月6日，郑孝胥在“王道书院”公开演讲后，突患肠疾，于3月28日死于长春，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郑孝胥如仅仅是不能看清大势，愚忠清廷也还罢了，他还积极投靠日本，引狼入室，留下千古骂名。
借高枝扶摇直上
上海滩曾流行着对“三闻人”的几句评语：“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作人”。杜的“会作人”使他不仅在法租界，而且在英租界及上海地方军阀中都很左右逢源，为其所用，甚至还巴结上了作过总统的黎元洪；拉拢上了“上海滩”名律师秦联奎；笼络了学界泰斗、儒学大师章太炎。不仅如此，杜月笙与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也有交往。1911年，湖北一批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经沪返鄂而盘缠用尽，在上海陷入困境。杜月笙闻讯，认为这正是结交革命党人的一个机会。于是，他前往赌场：“敲竹杠”（即敲诈勒索），并用“敲”来的钱为革命党人购买了船票，将他们送出上海。1913年，孙中山发动“三次革命”时，从上海运往安徽、江西的军火常被称霸镇江、扬州的地方军阀徐宝山中途拦劫，陈其美等遂令王柏龄下手除去徐宝山。由于徐宝山防范甚严，王伯龄在束手无策之中找到杜月笙商议。杜月笙便找来曾谋刺过清摄政王载沣的黄复生，制成一颗特殊炸弹安放于“古董箱”内，利用徐宝山对古董的嗜好，乘机将他炸死。由于杜月笙“会作人”，同当时的上海工人阶层也有往来，如同总工会的汪寿华就有一定的联系。还有在帝国主义的头子中，先是法军司令巴而雪很赏识他，以后陈群又介绍英军司令邓坎、美国司令白多楼等与他往来，他们从杜口中可以了解到总工会和蒋介石、白崇禧等方面的情况。因而杜月笙便一下子显得重要起来。
20年代中期的上海，在北伐军胜利进军声中，局势十分紧张。1927年春，上海几十万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成立总工会，并拥有自己的武装纠察队。这使上海的帝国主义感到惶惶不安。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立即拜访了黄金荣，亲自接通青洪帮这条线，为其在上海发动政变准备急先锋。因为，蒋在早年在上海滩曾投靠黄金荣，拜其为师，深知这帮师兄弟的本领。
蒋在还没有进入上海的时候，蒋就派陈群到上海秘密活动。随后派杨虎到上海与陈群会合，联络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共同策划，破坏上海总工会对工人的领导：组建一支“民间”武装，协助白崇禧“维持秩序”，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便“一举解决工人纠察队”。
4月初，蒋介石委任张啸林、杜月笙为江苏水上正副警察长，唆使董福开、张伯岐等流氓兵痞组成“上海工界联合会”与总工会对抗。随后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反共”大计，4月6日，蒋介石、陈群、杨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密谋把上海滩的白相人、青帮，贴上“革命”的标签，搜罗到“中华共进会”里，共同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
随之，杜月笙立即行动，动员上海流氓参加反共活动。他先劝说张啸林，张同意后，又去说服黄金荣。黄开始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看到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拥护的人很多，怕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要杜看看谁胜谁负再说。杜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据说黄最后被杜说服，是杜提出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黄才决定参加。
在杜月笙的爪牙中，早有一部分混到了总工会年和纠察队中，他们预先仿制了不少总工会用的标志，事先由杜与租界方面商量好，同意流氓和特务在租界内集中，配合反革命军队去解除纠察队的武装。
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密令，要求“已克复的各省一敛实行清党”。上海立即行动，当天下午驻闸北的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在各条街道上大量配置兵力。
难怪杜月笙的门徒夸耀说，蒋介石能在上海顺利清共，我们杜老板是立过首功的。
4月12日凌晨1时，在上海的全副武装的青洪帮流氓、特务，每人发大洋10元，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自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会同二十六军便衣队分向闸北、吴淞、浦东、南市、曹家渡等处进发。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公共租界当局，将通往华界的每个路口敞开，让他们通过，向工人纠察队住处、总指挥处、上海总工会和14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驻闸北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处的工人纠察队进行了英勇抵抗。此时，二十六军的部队突然出现，高呼“我们是来涮解的”。工人们信以为真，受其摆布，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的武装被解除。二十六军伙同暴徒一起屠杀工人，造成300余人死伤。反动派的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慨。13日，总工会把这一经过真相用特别紧急启事在《申报》刊出，戒严司令部立即派人将此项肩事删去，并代之以该部特别紧急启事，否认租界方面有武装流氓冲击，并说这次事件纯系地方流氓莠民与纠察队发生纠纷，为了维持治安，才将双方枪械临时缴存。杜月笙对戒严司令部说他们是流氓莠民极不痛快。陈群又赶忙出来更正，声明这次事件是总工会内两派互相殴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