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河之战，由于渤海酋帅达兰罕降宋，宋因知渤海遗民反辽的统治甚烈，乃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遣使谋与渤海遗民部落夹击辽国。旋以此种结连与国无功，乃谋倾国之力以伐辽，并作审慎的准备。因此，实已失去因其丧而伐之的时机。盖景宗贤卒后，萧太后临朝，人心未定之顷，内则“母寡子幼，族属雄强”，外则“边防未靖”（萧太后当时之言），东有女真，北有阻卜，西有党项，均乘时叛辽为乱，萧太后英明善御，机断能谋，将相如韩德让、耶律休格、耶律色珍等皆为竭诚尽力。国内既定，即一面于燕山山脉诸险要处筑城以备宋，一面遣兵分讨女真、阻卜、党项，而一一平定之，然后集全力以战宋。此种处理国家大政井井有条、手段明敏之行动，遂能将濒临动乱的国家置于岩石之安。观光义不能乘其未安，外有女真、阻卜、党项之乱未平时而进攻之，乃待至四年其内外大定之后而始举兵。北宋之所以战败，且其后历二十年的战事，终于屈服于辽铁骑之下，而结澶渊城下之盟，岂是偶然。
宋太宗策划此次进攻，规模至大，战场横亘今河北山西两省，动员倾国之力，采外线作战的态势，以辽之南京为总目标，大军分为三路，以行分进合击。其战略指导为命曹彬所率的主力军，在易涿方面缓进，以吸引辽军不能分兵进援山后五州，使田承进、潘美两路能迅速攻达蔚州以东之线，以便合击幽州。此种战略指导，骤观之似甚为卓越，但细察之实又不然。盖田重进潘美进向山后，道途险远，连络困难。观田重进已到达蔚州，而潘美之军久不见达，遂致为各个击破已足证之。特以曹彬之不才，又在太宗分权制度下，初则受制于诸将纷纷争功的骚扰，继则在大敌当前就粮于雄州的错误行动，故致迅速惨败。若再就萧太后的内线作战战略指导观之，即无曹彬就粮的错误行动，亦难免为其各个击破。
辽此次作战，乃以保卫南京为总目标。遂以南京为核心，采内线作战之态势。其战略指导，是以南京为核心，加强城隍工事，并集中大军于此一地区作机动的使用。以涿州及蔚州为第一线，适时转用兵力，求各个击破宋军于此二地区。在平州尚海岸则布置警戒部队，以防宋水军登陆威胁其侧背。萧太后在此一战略指导行动中，初则与辽主隆绪疾驰涿州东北的驼罗口，先稳定涿州以北的防线。其东京军到达南京时，即使之屯驻南京，并加强城隍守备的工事。及宋军攻蔚州时，又自驼罗口还屯南京北郊，迅速增援奉圣州及蔚州以东的防线，以阻田重进的深入，而减轻其西面所受的威胁。及曹彬军就粮南退时，辽休格立即反攻，萧太后与辽主亦迅速驰至涿州之东，指挥大军猛烈攻击，遂大破宋军于岐沟关地区，且继之以猛烈追击。曹彬既败，萧太后与辽主迅速驰至南京，增兵击破田重进军于蔚州之东，然后再破潘美军于飞狐。宋之三路大军，遂逐次为所击破。萧太后此种机敏的行动，遂创下中国历史上最具典型忌义的内线作战。
君子馆之战，太宗不明敌情，即指授方略，命定州之军攻岐沟关，以遏敌后；同时命霸州及高阳关之军与瀛州军会合，求辽军主力以行决战。结果，定州田重进在岐沟关行动消极，谋求自保，沧州军李继隆观望不敢进；贺令图狂妄，为敌所欺而被擒；遂使刘廷让、李敬源、杨重进等在君子馆集结之时陷入重围，而招致全军覆没之厄运。经此二役之惨败，于是自太祖匡胤以来宋禁军的精锐损失殆尽，府库亦从此渐竭，宋因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此皆赵光义自以为能所遭致之惨败。孙子曰：“故君之所以患于三军者三：不知三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三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又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而赵光义皆犯之。满城之战，刘廷翰等不遵诏旨而大胜；君子馆之战遥从中制而大败。此役之后，光义推咎于李继隆不赴援以塞责。其实若继隆往，不过徒供牺牲而已，岂能有益于战局。
反观萧太后知机善断，每战亲临指挥，故皆能适合战机。且耶律休格于诱擒贺令图之后，亦已看破战机，遂一面守险以阻镇定望都方面之宋军，然后集中兵力围攻君子馆之敌，又绝河桥而杜宋军脱逃的归路。凡此可知其既看破战机，乃有此一围歼之结果。
赵光义经此二役惨败之余，遂不敢再言战，且戒边将不得妄生边事，反于滹沱河加筑第二防线。旋女真高丽相继请伐辽，亦不欲与辽再开隙而婉却之。当初用兵于北汉时，辽遣使问“何名伐汉”光义率直答之曰：“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故。不然惟有战耳！”又岐沟关战前三年（太平兴国八年）即高梁河战后三年，光义闻辽于近塞筑城，犹傲然曰：“此为自全之计耳！”又曰：“幽州四面平川，无险固可恃，难于控扼。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诸隘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观其前倨后怯如此，亦可知光义狭隘的胸襟。又当其初即位巡视内藏库见财帛山积时，曰：“如此财帛用何能尽！”以评其兄匡胤忧府库不实为杞忧。至此，精兵既尽，府库将竭，而始戒惧，何其短浅之甚！
（四）澶渊之盟
太宗已卒，子恒立是为真宗。入真宗之世，辽一连四次入侵。宋于君子馆战后，河北各军城皆呆守挨打，不敢再有积极之行动，虽在定州驻屯大军，主将（傅潜、王超）亦以前车可鉴，而不敢寻求决战。因此，辽骑乘虚蹈瑕，一则深入淄齐，再则直趋河上，骎骎乎有入汴京之势。于是宋朝廷有南迁金陵、西走蜀之议。真宗以情见势绌之危，亦曾一再欲决计迁都。只因寇准力持不可，乃有冒险拒敌于澶州之举。
寇准之所以力持将宋之命运赌注于澶州者，盖亦筹思已熟。一因宋朝君臣若仓猝南遁，不但中原沦没，朝廷是否能安抵金陵或蜀，重建半壁江山，亦殊无把握。二因宋精锐的主力军尚在敌后的定州，予辽主及其南下军威胁至大。三因宋大名战略要点屹立不动，山西及河南各路援军可逐渐到达澶州，而镇、瀛、沧、冀、贝等州亦皆坚守，宋战略形势颇有可为。若真宗赴澶州，则河北诸军士气益壮，大有战胜之望；否则若朝廷南走，则士气立即瓦解，诸军皆溃。故寇准此项决策，虽云赌注，实亦当时唯一救宋之策。
至于辽人，萧太后由于年岁渐衰，久战之后，辽人亦困，因生厌战之心。然辽国势较强，久战之后而无所得固所不甘。因用萧排押之计，欲复瀛莫故地，遂作最后大举南征。但此役既不能击灭定州的宋主力军，攻瀛州又不克。乃欲乘虚直捣澶州逼汴京以逼和，而达到其目的。但又以排押战死，孤军深入后方堪虞，万一前战不利，将有覆军的危险，因此谋和之志益亟，此澶渊之盟所以能够速成。
因此，此一和约既成，遂能维持宋辽处于和平状态者凡一百一十三年。至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因金攻辽，乃有宋金联盟以夹攻辽人之举。
（五）结论
孙子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兹将宋辽逐一作比较如下。
宋辽二十余年之战争，宋主为太宗光义、真宗恒，辽主为萧太后圣宗隆绪。史对于光义评曰：“帝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此言其求治之勤而已。“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之。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亦狭隘多疑狠戾之人物。（《宋史》卷五）
真宗则“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迷信神祗），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未矣。”可见君臣之愚妄。（《宋史》卷八）
史对辽萧太后评曰：“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其实二十余年之宋辽战争，凡大战役皆莫不与隆绪亲临指挥）。赏罚信明，将士用命。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为多。”（《辽史》卷七十一）
“圣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闱。及宋人二道（三道）来攻，亲御甲胄，一举而复燕云，破信、彬；再举而躏河朔，不亦伟欤……理冤狱，举才行，察贪残，抑奢僭。录死事之子孙，振诸部之贫乏。责迎合不忠之罪，却高丽女乐之归。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辽史》本纪第十七）
以上两国君主之比较，其高下贤愚判然明显。
至于“将孰有能”，则辽之耶律休格、耶律色珍、韩德让，皆非宋之诸将可与比拟。“天地孰得？”宋“水旱螟蝗殆遍天下”（《太宗本纪·赞》），辽却无之。宋既无燕云天然国防险要之地，而辽有之。“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宋有“不行太原之赏”，太宗欲北伐，诸将皆不欲之，曹彬在岐沟关之败前，诸将嚣然，矛盾百出，而彬不能制；傅潜、王超逗挠，以其晋邸旧僚，而不能伸张军法。辽则萧太后“群臣咸竭其忠”。及“赏罚信明，将士用命。”“兵众孰强？士卒孰练？”宋兵多步而少骑，后来则“民不知兵”。而辽铁骑精锐而众多，民皆习战，如此，则两国之胜负基本因素，又判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