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话说中国——古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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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

我是导游

桐城诗派的诗学理论新见叠出,内容丰富。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含今枞阳县境)乎!”

姚鼐与创始人方、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我是擂主

桐城派的诗歌理论中其中有一条是熔铸唐宋,由摹拟以成真诣,那什么是熔铸唐宋,由摹拟以成真诣呢?

“熔铸唐宋”并不是将唐宋平分秋色。桐城诗派汲古的主要祈向是学唐,尤其是盛唐,桐城诗派学唐并未象前人那样沦于一偏,或就唐学唐,如明七子;或表面未尝薄唐,而骨子里却是扬宋,如翁方纲。结果都犯了偏枯的毛病。桐城诗派的意见是将学唐分成两个层面,循序渐进,以形取神。第一步是学唐人之形,也就是学唐人的规矩方圆。但唐诗浑成圆融,一片天机,摸不到门径,即使其规矩方圆亦谈何容易学!这就用得着“明七子”了。“明七子”邃古功深,虽难免有优孟衣冠之诮,但显豁地保存了唐人的矩矱。借径“明七子”学唐,不失为一条舂容大雅的终南捷径。所以桐城诗家群起为七子翻案。但“明七子”食古未化,规矩既得,便应上升到第二个层面,借学宋来由表及里地抉取唐人之神。学宋所取法的主要对象是黄山谷。桐城诗派之所以格外重视黄山谷,除前已论及的借黄诗以医俗外,更重要的是借鉴山谷遗貌取神、善于学唐的方法。山谷本人崇奉的是“领略古法生新奇”,“随人作计终后计,自成一家始逼真”。山谷学唐的成功,使他成为桐城诗派“熔铸唐宋”最需借鉴的人物。但山谷也有用意浅近的弱点,桐城诗派又主张在学黄的同时,当辅之以学欧阳修、王安石,且学宋只是阶梯,紧接着当借宋诗的长处和宋人学唐的方法,走下学上达一路。“欧王两家,亦尚能开人法律章法。山谷则止可学其句法奇创,全不由人。凡一切庸常境句,洗脱净尽,此可为法;至其用意则浅近,无深远富润之境,久之令人才思短缩,不可多读,不可久学。取其长处,便移入韩,由韩再入太白、坡公,再杜公也。”(见《昭昧詹言》卷十一)“七律宜先从……山谷入门,字字著力,但又恐费力有痕迹,故又当以杜公从肺腑中流出、自然浑成者为则。”(见《昭昧詹言》卷十四)这就登堂入室,“字字著力”,从肌理到格调完整地掌握了唐人的神韵。从而辩证地处理好了学唐学宋的关系。可见,桐城诗派“熔铸唐宋”并不是机械平面地剽剥,而是曲线式地由唐到宋,又由宋回归于唐。第一个层面侧重掌握的是唐人的格律声色,第二个层面侧重掌握的是唐人的神理气味。取精用宏,由摹拟以成真诣,由此酿成了桐城一家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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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诗派中有条理论是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是什么意思?

桐城诗派的另一重要理论是主张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拓展以文为诗的风气。桐城诗家大多是古文家,他们论文皆重“义法”,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指的是作诗时要合理取材,妙用结构,以古文之穿插跌宕,用入诗中,以造成层次的丰富与内容的充实。对此,方东树作了解释:“凡学诗之法:一曰创意艰苦,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凡人意中所有。二曰造言,其忌避亦同创意,及常人笔下皆同者,必别造一番言语,却又非以艰深文浅露,大约皆刻意求与古人远。三曰造字,必避旧熟,亦不可僻。用典又避熟典,须换生。又虚字不可随手轻用,须老而古法。四曰隶事避陈言,须如韩公翻新用。五曰文法,以断为贵。逆摄突起,峥嵘飞动倒挽,不许一笔平顺挨接。入不言,出不辞,离合虚实,参差伸缩。六曰章法,章法有见于起处,有见于中间,有见于末收。或以二句顿上起下,或以二句横截。”(见《昭昧詹言》卷一)桐城诗派中人多从古文家的眼光来赏鉴批评古诗,角度独特,往往发前人所未发。

第一,桐城诗派以古文之法为诗是一个文学技巧,借助散文的写作方法来锻炼作诗的技巧。第二,桐城诗派以古文为诗,也确实拓大了诗境,增强了诗作的艺术表现力。由此可以看出,桐城诗派的”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不失为一种宏通的理论和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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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姚鼐。姚鼐(1731—1815年),字姬传,是清代诗人。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