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戏的剧目大体上分两大类，一类是祭祀仪式性的必演剧目，另一类是一般演出剧目。祭祀性的必演剧目如《调鬼》、《斩旱魃》等，是各个赛戏班社的共有剧目；一般性的演出剧目则是各个赛戏班社自己的一套剧目。另外，赛戏也演出一些反映历史故事的剧目，如《石佛口》、《六郎告状》、《九里山》、《胜天洞》、《天河配》、《平贵征西》、《孟良盗骨》等。赛戏的剧本由道白和道诗吟诵两大部分，没有唱腔。道白一般用于自报家门和人物对话；道诗吟诵相当于唱词，中间配以锣鼓击乐以断句和烘托气氛。赛戏的演出有：固定的台口，固定的赛日，演出固定的剧目等一些特殊的规定。
由于赛戏老艺人的年事已高，后继乏人，赛戏演出活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基本消亡。
2008年1月，赛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锣鼓杂戏，又名“铙鼓杂戏”，主要流行于晋南河东一带，与合阳的跳戏一脉相承。演唱是不用丝弦，只用锣鼓伴奏，其名称也由此而来。对于它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据唐代贞元二年的临猗县龙岩寺石碑记载，当时在龙岩寺即有杂戏。由此可见它产生年代之久。按照旧俗，每逢正月，临猗县的龙岩寺都要演出锣鼓杂戏以敬神祀佛，故锣鼓杂戏又有“龙岩杂戏”之称。
锣鼓杂戏唱腔为吟诵形式，有少量曲牌，如（越调）、（官调）、（油葫芦）等。伴奏无弦乐，乐队由鼓、锣、唢呐组成，以大鼓主奏，同时承担乐队指挥之责。锣鼓杂戏的音乐唱腔、表演、乐器设置及演出程序保留了宋金、元杂剧的形态。
锣鼓杂戏的剧目内容以东周列国、三国战争故事居多，保留剧目有《铜雀台》、《潼关》、《三请》、《白猿开路》、《大闹天宫》、《下兖州》等。一直以来，锣鼓杂戏无职业班社，现山西省临猗县农民锣鼓杂戏演出队仍有业余演出。
2006年5月，锣鼓杂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录。
（3）对戏，又称“对子戏”。是流行于山西东南部的长子、平顺、潞城、壶关等县，由乐户承演的、专为迎神赛社演出的古老剧种。对戏属赞体戏曲，有大段成套的念白和吟颂，与现代戏曲的道白相近。乐器有宴鼓、香锣和疙瘩擦，只有打击乐，没有弦乐。唱时不拖腔，每念白一句，加两声鼓点，每念完四句，锣鼓击奏一阵子。
对子戏只演武打戏，不演出生旦文戏，剧目大多反映宋以前的历史故事，相传有《太极图》、《斩华雄》、《鸿门宴》、《汜水关》、《虎牢关》、《长坂坡》、《三战吕布》等几十出，但“文化大革命”中大多被烧毁，现仅有《太极图》手抄本留存下来。
对戏除演出上述正本戏之外，还演出类似于相声样式的一问一答的小节目，演出时，仅有两个演员，一人所穿服饰如同传统戏里的店小二，另一人的穿着如同传统戏中的丞相。有专家推断，这种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也许就是其“对子戏”名称的由来。
对戏赛场敬神时以“贡盏”（即给神敬献食品）为主，台上演戏为辅。
对戏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偶有演出，新中国成立前就逐渐绝迹。近年，省、地将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省文化厅和当地政府曾组织人员进行仿古演出。
在众多的地方小戏中，除去上面谈到的三个古老剧种之外，在我省的晋南地区还流行着两种承袭高腔传统的剧种一一万荣清戏和翼城目连戏。这两种高腔类剧种均保留了高腔徒歌帮腔、以鼓击节的特点，但旋律已经“改调歌之”，具有了浓重的晋南地方色彩。
上党落子和晋南眉户，可称得上是小剧种中的大剧。上党落子源于河北武安，它和上党梆子、上党皮黄同属板腔体结构，行当、板式齐全，演唱清新通俗。它是在武安落子流传到上党之后，在与上党梆子的长期共处中，逐渐吸收了上党梆子的优良成分，发展成为板式齐全的的大剧种；晋南眉户则是由陜西眉、户二县传来，以明清俗曲（纽丝）、（五更）和部分小调演唱，同时也借用蒲州梆子部分散曲类唱腔。虽然这些剧种最初来自于外乡外地，但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早已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秧歌戏，是山西境内最早接受梆子声腔因素的剧种，它的唱法古朴、曲调清新悠扬，数量多达16种，广泛流布于山西各个地区。秧歌戏最初多是在广阔农村普遍流行的小曲儿、歌舞等踩街秧歌，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地从梆子戏的音乐唱腔、表演、剧目以及服装等方面汲取营养，逐渐向戏曲剧种靠拢。除晋北的朔县大秧歌、繁峙大秧歌、广灵大秧歌登上舞台时间较早外，其他多数秧歌大多是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从街头走上舞台，发展成为戏曲剧种。这诸多的秧歌小戏散布在山西境内的各个区域，它们均以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载歌载舞、生活气息浓郁等风格见长，又各自具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深受各地民众的喜爱。
秧歌按其唱腔音乐结构分为三种类型：民歌体、板式变化体、民歌与板式变化混合体。
第一种秧歌为民歌体的秧歌，有祁太秧歌、太原秧歌、沁源秧歌、以及河曲二人台等，这种秧歌保留民歌的基本形态，以一剧一曲为多，曲名即剧名，如：（挂红灯）、（看秧歌）、（捏软糕）等曲名，也往往就是它的剧名。
第二种秧歌为板式变化体的秧歌，是借用和仿照梆子腔构腔方式形成的秧歌剧种，唱词有七字句、十子句、间用五字句、多字句。翼城秧歌、汾孝秧歌、介休干调秧歌等就属于这类秧歌。
第三种秧歌为民歌和板式变化混合体秧歌，它是从梆子腔中吸收成套板式和由民歌形成的“训调”、“红板”（或称“六股子”）构成，并保留部分小曲。有朔县大秧歌、繁峙大秧歌、广灵大秧歌等。
道情在山西共分为：晋北道情、临县道情、洪洞道情、河东道情。另外，耍孩儿剧种也属于道情种类。道情原为曲牌体说唱，主要用于道教教义的宣传，在演唱过程中为吸引观众，常常穿插一些社会生活故事。搬上舞台后，在原有（耍孩儿）、（皂罗袍）、（清江引）等曲牌基础上，借用了梆子剧种的流水、散板类板腔体唱腔，丰富了道情艺术的声腔内容。
罗罗腔在山西有较长的历史，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为南路系统，如上党罗戏、浮山乐乐腔（也称罗罗腔）；另一种类型是由河北丝弦传传而来，在晋中称之为弦腔，晋北则称作侉丝弦、侉罗戏、罗罗腔。与它相邻的另一戏曲剧种是弦子腔，它是由演唱元人小令形成发展而来的，入清以后，逐渐向板式变化体发展，到民国初年，该剧种逐渐走向衰微。
在我省的吕梁和晋南地区，还流行着许多由皮影、木偶戏演变而来的影偶戏，分别是：唱腔结构为吹腔的孝义皮腔；唱腔结构为线腔和梆子腔的河东线腔；还有唱腔结构为碗碗腔的曲沃碗碗腔和孝义碗碗腔。其中的曲沃碗碗腔和孝义碗碗腔尽管同名为“碗碗腔”，而且均来源于陕西的皮影戏，但却因落户的地域不同而风韵迥异。曲沃碗碗腔因受晋南当地秧歌和蒲州梆子的影响，在唱腔、曲牌，甚至表演、念白、服饰、脸谱、舞美等方面均吸收了蒲剧、眉户以及川剧等剧种的艺术成分，形成了曲沃碗碗腔特色的表演风格；而孝义碗碗腔则在皮影艺术流入孝义之后，吸收的是中路梆子和当地方言土语元素，在唱腔板式保存了干板、流水、滚白、介板，形式上更接近于中路梆子，成为具有汾孝风格的碗碗腔剧种。
另外，在山西境内，还有大量的以曲牌连缀体为主，兼有板式变化体的曲子戏。
第一种曲子戏，是由说唱形式逐渐衍变而来的。如：晋南眉户、浮山乐乐腔、夏县弦儿戏、芮城扬高戏、平陆高调、平陆花鼓、左全小花戏等。曲调保留了当地民歌俗曲的基本特征，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梆子腔的音乐成分。
第二种曲子戏，是由外地小曲流入山西后，与当地语言和民歌相结合而形成的戏曲剧种。如：夏县蛤蟆嗡、凤台小戏、芮城拉呼戏等。这些剧种的调式、调性灵活多样，演唱时往往加入大量“哎咳哟”、“呀哈哎呀”等虚词衬字，使唱腔更有生活情趣。
第三种曲子戏，是前面已提到的，从河北的丝弦戏流入山西，受当地语言影响，并与当地民间音乐、戏曲相结合，演变形成的新兴剧种。如；晋中弦腔、雁北弦子腔、灵丘罗罗腔等，这些民间小戏的共同特点是，演唱时说唱性强，男女声都采用以本嗓为主，并使用真假声相结合方法，往往在句末尾音或拖腔时，采用高八度的假声演唱。这些剧种历经百年流传，已深深扎根于山西的土壤之中。
丰富多彩的地方小戏，无论是产生于元、明、清时期的赛戏、锣鼓杂戏、对戏、目连戏、清戏等古老剧种，抑或是诞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兴剧种一一翼城琴戏，不管它们产生的年代或远或近，演出的形式或大或小，但各自的艺术魅力和影响力却丝毫不会增减和磨灭。这些源自于民众之中的民间小戏曲，以其活泼俏丽的表演风格、灵活多样的演出格局，贴近生活的题材内容，深得百姓喜爱，为历代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精神愉悦。
新时期以来，或因经费匮缺，或因后继乏人，或因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一些历史悠久的小剧种在流传过程中，已处于濒危近绝的境域，令人惋惜。但使人稍感欣慰的是，其中的一些小剧种，虽然处境也不乐观，但却在当前整个戏曲处于萎靡状态的大背景下，依然有着频繁的演出活动，它们是：上党落子、晋南眉户、孝义碗碗腔、曲沃碗碗腔、河曲二人台、左权小花戏、广灵秧歌、泽州秧歌、繁峙秧歌、朔县大秧歌、祁太秧歌、襄武秧歌、壶关秧歌、沁源秧歌、晋北道情、临县道情、洪洞道情、河东线腔、耍孩儿、灵丘罗罗腔、左权小花戏等。
令人可喜的是，在中国戏曲最高级别的领奖台上，时常可以看到山西小剧种获得的奖项：眉户演员许爱英获得第7届中国戏曲梅花奖，上党落子演员郭明娥捧得第13届中国戏曲梅花奖，孝义碗碗腔演员张建琴赢得第16届中国戏曲梅花奖，临猗眉户剧团的阎慧芳荣膺第22届中国梅花奖一一。细心盘点这些小剧种获得的奖项，你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和思考的现象是：在这些小剧种所获得的梅花奖剧目中，《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母与子》、《血箭》、《山情》、《风流婆媳》、《风流父子》、《风流姐妹》、《山妹》等等剧目，要么是新编历史剧，要么是新创作的现代戏，竟少见一部是翻箱底的传统剧目。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成绩，所展示不仅仅只是民间小戏演艺人员扎实的艺术功底，更表明了小剧种敢于创新、勇于驾御新题材的不俗实力。
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涵着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思想、道德等诸多因素，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为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2005年5月20日和2008年1月，国务院先后分两次，公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省戏曲中的22项被列入其中，它们是：晋剧、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耍孩儿、灵丘罗罗腔、孝义碗碗腔、晋北道情、临县道情、二人台、锣鼓杂戏、皮影戏、朔州秧歌、繁峙秧歌、赛戏、上党落子、眉户、祁太秧歌、襄垣秧歌、壶关秧歌、洪洞道情、孝义木偶戏等。
这众多的、散发着浓郁芳香、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小戏，婉如生长在广袤大地上的一朵朵奇葩，从它们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四大梆子一道，遍布城乡演出市场，适应着各阶层、各地区观众的不同需求，活跃在广阔的民众之中，共同组成了繁花锦簇、瑰丽多姿的山西戏曲百花苑。
二、依然活跃在城乡舞台的民间小戏
据1984年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研究室编写的《山西剧种概说》记述，山西有戏曲剧种52个，加上京剧、评剧、豫剧、曲剧等外来剧种，我省曾拥有56个戏曲剧种。20多年间，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多元表演艺术格局的来临，戏曲艺术统领城乡文化娱乐的盟主地位不复存在。一些民间小戏生存状况呈现“广陵散”状态。我省曾经拥有的50多个剧种，现仅剩下以下为数不多的剧种还有专业或业余演出团体活跃在民间。
戏曲艺术是由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份极其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从其诞生、发展到今天，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起起伏伏、坎坎坷坷之后，正逐渐地消亡和减少。它是多么需要我们各级政府和人民给予它更多的关爱和呵护，使这份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薪火相传。
祁太秧歌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它是由祁县、太谷一带的民歌小调演变而来的一个小剧种。主要流行于晋中地区的祁县、太谷、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孝义、汾阳、清徐、榆次、寿阳等地，所以又称晋中秧歌。
在早期，它是一种元宵节闹红火中的踩街秧歌，主要演唱《珍珠倒卷帘》、《踢球》、《四保儿上工》、《游社社》等节目，是一种由第三人称讲见闻、说典故、叙景致的歌舞形式。随着这种歌舞在民间流传的越来越广，逐渐发展成秧歌剧，成为当地群众逢年过节的文艺活动形式之一。之后，逐渐地把舞蹈、说唱、表演、道白结合起来，并有了简单的情节，形成为一种秧歌戏，开始向着戏剧化方向发展。
清代光绪年间，初上舞台的祁太秧歌，当时演出的主要剧目有：《翠屏山》、《吃瓜》、《杀嫂》、《当板箱》、《卖绒花》、《卖元宵》等，这些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剧目。当时的班社，以风搅雪班、锦梨园班最为著名。抗日战争期间，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剧社，用祁太秧歌的曲调编演了《闹对了》、《以毒攻毒》、《刘巧儿》等现代戏进步剧目。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这一戏剧之花得到新生，当时的榆次专员公署曾经组织太谷、祁县、运城、文水的老艺人建立了“祁太秧歌研改社”，改编、演出了一批传统剧目。1955年，晋中地区集中老艺人成立了秧歌剧团，十五年之后，太谷县又成立了太谷秧歌剧团，使这一剧种有了新的活力。
祁太秧歌现收集的剧目约有300个，大多反映劳动人民生活，按题材分为：歌舞小戏、生活小戏、秧歌剧三类。
祁太秧歌的曲调非常丰富，现在能搜集到的曲子约300余首，是一个既能登台表演又适于在生活中随时哼唱的剧种。它所反映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它曲调淳朴、健康、音调别致，特色鲜明。几百个秧歌曲调各有特点，韵味也各不相同，有的以曲调优美、秀丽，节奏舒展、抒情性强见长，如《绣花灯》、《采棉花》等；有的则以节奏紧凑、音调简洁，似说似唱，善于叙事著称，如《换碗》、《洗衣计》等；有的又因曲调较快、活泼，风格清新、开朗，适于载歌载舞的表演，如《看秧歌》、《大挑菜》等；也有的曲调低回委婉，适于表现悲剧性的内容，如《起解苏三》、《郭巨埋儿》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祁太秧歌的调式非常丰富，变化形态也比较复杂，从调式的交替、转换与综合的方式和手法来看，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看铁棍》结束在“4”音上，这在其它歌种中是少见的。
祁太秧歌的唱词生活化与口语化浓重。演唱中大量“依儿哟、呀得儿丢、衣打丢、晦得儿……”等虚字衬词的加入，使演唱过程中原本不合辙压韵的句子，变得通俗流畅，优美抒情。这种演唱形式，深得当地人民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