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闹解放求生存，苦难面貌全变新
我们村民在万恶的旧社会，受封建统治剥削，一辈子当农奴不得翻身；在日寇侵略的屠刀下，任其杀、烧、掳、掠，当亡国奴，失去自由；在国民党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下，受苛税盘剥，受暴政肆虐，村民生活凄惨，苦不堪言。所以都渴望改变，自发地自觉地起来参与闹解放闹革命，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地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村民再也不当亡国奴了，成为在自己国家的自由人了。
在40多年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中，也是在国际国内矛盾犬牙交错的复杂环境中蹒跚前进。当推翻清皇朝以后，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是在封建复辟的军阀统治之下，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实际的封建经济土地制度根本没有触动。当此，我们村民也只能在一些枝节性的问题上，如剪长辫，放小脚，废除家奴制等方面，进行革命性的行动，取得了一些成果，影响也是蛮大的，对我们村民的解放作用也是很显着的。此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村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才对封建剥削制的地主富农，进行了减租减息的斗争，从根本上触及动摇了剥削制度，收效很大，甚为成功。在解放战争中，我们村又及时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富农的剥削，又抽肥补瘦，剥夺富裕中农，这个运动一开始就走向偏差，没有收效，中途夭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村才进行了土改复查，才最后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广大贫雇农彻底地翻了身，分得了土地。
在对国民党蒋阎反动统治的斗争中，这是从1927年“4·12”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就开始的。后来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又处于团结抗日的背景中，所以当时的斗争，就处于拉锯交错之中，我们村就是一个典型的拉锯区，国共两党的政权，在我们村都曾同时存在过，如此，我们才更方便地进行独立自主的向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比如：抵制抗缴他们的征粮征款，反对他们的一些拔兵、抓壮丁，影响很大，后来，我们村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和战略村。在解放战争由反攻转入进攻后，我们就成了大后方，我们及时地进行了反奸除霸，扫清反动残余势力，一直到镇压反革命，从而铲除了暴政，争到了自由民主，实施了新政，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才改变了原来的苦难面貌。
二、30亩地一头牛，幸福生活暖心头
解决农村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不合理的问题，首先得彻底清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我们村就开展土地改革复查运动，这是在前两次初步土改的基础上的最后的最成功的一次土地改革。这次土改，按照党的新的政策，我们村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征收了富农多余的土地，中农不动，不再实行抽肥补瘦的政策和作法，贫雇农都按全村平均数量每人分到一份土地，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这样的政策，这样的结果，在我们村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我们村农民，人人都有地种，这才真正打心眼里高兴。从此贫雇农都捧上了新发的土地证，都喜笑颜开，感谢共产党；中农也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心耕种，发展家业；地主富农们也都能和全村人一样在留给自己的一份土地上自食其力，重新生活。全村村民也才真正走上了安居乐业、发家致富的道路，农业生产迅猛发展，全村的粮食产量有了成倍的提高，人人吃饱饭，家家有余粮，村民的生活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好局面。
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是：30亩地一头牛，幸福生活暖心头。这充分表现了我们村农民当时的幸福心情。
三、一天工分3毛钱，缺粮缺钱受苦难
一天工分三毛钱，缺粮缺钱受苦难。这是对我们村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社员生活的集中概括和写照。事实上正如前章所述，合作化后，社员劳动生产率突然下降，农业收成显着减少，社员生活水平明显降低，再加上当时所谓刮起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致使集体内部管理，弊端四起，社员生活更为困苦。那时缺粮是我们村社员生存的头等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回顾起来也有些值得记忆的故事。当时，上级政府也给拨一些平价粮供应销售给社员，但得进行评议，由于一些干部作法不公正，讲人缘关系，使得一部分人，就是老吃不到供应粮，更不要说当时所谓的家庭成份不好的户和五类分子，那更是根本吃不到供应粮的。当时每年能分到我们村的供应粮约三万斤左右，也确实在解决缺粮的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在一度缺粮最困难时，我们村缺粮还不算最严重，其中原因据说是大队主任有大胆“瞒报产量”的举动，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大队主任原某某主张“隐瞒产量”，并掌握着公社的黑库数万斤粮食，因此能为社员还是多分了一些粮食，约10万来斤，所以社员还是能多分到百十斤粮食，这在3年灾害中确实起到了救命作用。
此外，当时大部社员解决自己缺粮的问题，还是走黑市。黑市高价小麦高达4元1斤，等于平价1毛4的30倍。秋粮、麦麸都要高价2元1斤。黑市是严禁的，是犯法的，但是人们活命当紧，还是冒险黑夜偷去别处野外交易，到后来，已是见黑不黑，还要请假外出籴粮。每年要从黑市上往回籴粮估计约10多万斤。
当时，还有一个交易门路很广的人，叫周某某，还好心带领不少人北到新绛、稷山，南到安邑，夏县，籴回粮食，以救饥荒。
在“文化大革命”的多年间，作者自己曾在水地区的公社工作，连年为村里集体和为零散的乡亲，还不断借粮，约数万斤，后来归还不了粮食，还看面子按议价小麦1斤2毛8分钱结算了，秋粮按议价1斤1毛8分钱结算了，还有的乡亲困难一直还不了，作者自己垫付的也不少，此事至今还有不少人一直在赞誉作者呢。
总之，农业社、人民公社、集体化、合作化，给我们村造成生产节节倒退，社员生活渐渐贫困，而且形成了缺粮保命的问题。全国性的结论是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发生这样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冒进造成的，“文革”中，这种激烈性和疯狂性达到了顶点，让小农经济绝种，让资本主义绝种。这些都是犯了急性病，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要穷过度，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都是明显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都是不实事求是而造成的。
四、土地分户大包干，耕一年来吃多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实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当时就是大胆解放思想，打破一切框框，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说，哪种形式能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他还说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利，不问姓资姓社。所以我们村民痛快地选择了土地分户大包干。按地块情况，分等评出产量，然后按人均产量分配土地，再按地产包干负担农业税、征购粮以及其它提留，剩下的全是自己支配享用。这样村民们又有了自己能够管理和耕种的土地了，村民们一进到田间，眼就笑眯眯的，心就甜滋滋的，有了使不完的劲，有了操不完的心，有了用不完的智慧，全身心地耕作着土地、抚弄着庄稼，对禾苗就像对自己的儿孙们一样，这样的精耕细作，庄稼哪有不好好长得道理呢？加之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起来了，产量更是意料不到，不仅高于农业社，而且也高于土改后的年代，创中国历史上最高产量的纪录。旱地小麦，平均亩产达500斤，单产达千斤的也不少，普遍的是耕一年吃两年，原来梦想的耕三余一，现在倒过来能耕一余三的村民很多很多，个别有经营好的户竟然能耕一年吃十年了，真是喜出望外，喜从天来。
上述这种家庭耕作的情况，完全反映了这种农业特殊的生产方式，是完全适合当时生产力的，也可能是农业生产的管理和操作，本来的或许是永远的都需要这种方式，或部分的需要这种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的确立，也是来源于我们党的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理论。当时人们不能不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越想走纯粹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倒越来越穷，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就产生了邓小平关于如何推动生产力的理论，他大胆地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从中国的生产力还不发达、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穷落后的这一事实出发，邓小平认为“一切能够推进中国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手段，都可以利用，都要利用。”邓小平真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一位彻底的革命者，是一位完全从实际出发为人民谋幸福的领导人。
五、多业发展又务工，生活温饱达小康
实行改革开放，土地承包，迅速解决了村民温饱问题以后，广大村民，增加经济收入的需求随之激发，为此，村民们就不断改革，不断进取，开始多种经营，多业发展。先是扩大经济作物面积，搞果菜种植，又搞渔业和养殖业，还搞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中心的工业和第三产业以及外出务工、投资发展。如上篇第五章中所述，全村多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最少每年收入540万元，占全村经济收入的77%。这样村民的经济收入，又迅速增加，迈上了小康之路。
上述这些惊人的前所未有的变化，都是我们村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恩格斯曾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此时此刻我们对此才更有了深刻的体会。
总之，我们在回顾了解放过程中，我们村民的民生状况的变化，既满怀激情，又感慨万千。正是：
民生事关天 生存当根本。
新民主主义 民生全变新。
又犯“左”倾病 再度遭贫困。
特色道路好 步入小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