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谋公。
君子谋求公利。
如何行使权力，反映着一个人的品质。君子心底无私，品德高尚，他们不会滥用权力，更不会用权力谋取私利，这才是人们所期盼的。谋取公利不能寄望于小人，把权力交予君子手上，这是当权者的头等大事，否则必生祸患。只有君子才可托付大任，在此是不能有半点含糊的。
张居正的社稷为重
明朝神宗时，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主持朝廷政务。
当时，神宗年幼，慈圣太后便特别尊重礼待张居正，她对张居正说：
“皇上年龄尚小，朝廷大事全倚仗你了，你打算如何治国呢？”
张居正回答说：
“国家大事繁多，臣都要一一处理，臣定忠于职守，任用贤能。”
慈圣太后点头道：
“你说的这些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安抚民心。如今天下百姓受苦，民心怨恨，你要极力化解啊。”
张居正于是和内阁大臣们商议治国之事，他先把慈圣太后的话说与众人，后讲出了自己的施政方针，他说：
“现在朝廷隐患甚多，归根结底，都是由朝廷政令太严太苛所造成的。百姓不堪重负，长期受奸人恶人欺压，这种状况不改变，将来要出大事的。所以实行新政，当先要革除积弊，给百姓以希望，提高朝廷的威望。”
有的大臣认为张居正操之过急，他们反对说：
“朝廷旧制已实行多年，若骤然改之，必会造成动荡。不如缓行新政，借以维持局面，日后再做打算。”
张居正和反对的大臣辩论不休，他斥责他们说：
“新政有利百姓，有利国家，只是对那些贪官污吏是不利的。贪官污吏危害国家，欺凌百姓，他们不除，国家定会败在他们手里，对他们决不可姑息啊。你们反对新政，分明是在为他们说话，这不是太糊涂了吗？”
张居正排除了干扰，大胆实施新政。他首先从整饬吏治开始，制定出一套考核官吏的准则，通过考勤实绩，甄别官员的勤惰、贤愚，作为决定进退、黜陟的依据。
黔国公沐朝弼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张居正准备惩治他。朝中大臣恐生变乱，有的便劝张居正说：
“沐朝弼爵高位显，为非作歹远非一日，没人敢招惹他。大人不如假作不见，事情就过去了。大人不能自找麻烦，激起更大的变乱和事端。”
张居正说：
“沐朝弼横征暴敛，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如不马上惩治，势将激发民变。沐朝弼所为，不是他的私事，而是在动摇大明的江山，岂可饶恕呢？整治吏治不是一句空话，封疆大员也不能例外。”
张居正的一位谋士赞同他的主张，却有些顾虑，他对张居正说：
“沐朝弼镇守一方，势力根深蒂固，这一点大人不能不加考虑。与其先惩治沐朝弼，不如先安抚住他的部下，这样，朝廷惩治了沐朝弼，当地也不会发生变乱。”
张居正点头称善，开口道：
“你提醒得好啊，只取不予，远非善策，我考虑的实有不周之处。”
张居正于是先提拔了沐朝弼的儿子，然后再派使臣逮捕了沐朝弼，押解他进京。张居正做得有奖有罚，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没有造成变乱之事的发生。
沐朝弼被禁锢南京，贪官污吏受到极大的震骇，纷纷收敛了气焰，朝廷的政令得以顺畅通行了。
张居正重点整治了赋税不均、过重的弊政，他对百官说：
“豪强地多且不纳税，百姓无地少地却赋税很多，这太不合理了，简直是逼迫百姓起来造反。朝廷政令对豪强宽容，对百姓严苛，也就难怪百姓怨声不断。朝廷不应该只为少数豪强办事，而是要为大多数的百姓尽力啊，这样朝廷才不会有灭顶之灾了。”
张居正下令重新清丈土地，改革赋税制度，许多大臣反对说：
“清丈土地费时耗力，只会激起豪强的反抗，这会危及大人的安全，亦能产生不测之灾，大人何苦难为自己呢？豪强的势力不能小看，此事还是不办为好。”
张居正凛然道：
“我个人的安危并不重要，还是江山社稷为重。朝廷若不变革，任由豪强作乱，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天下将会大乱了。百姓一旦仇怨爆发，就难以遏止，到了那时，什么良策也会无济于事的。”
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1581年下达了实行统一役法、计亩征银、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的一条鞭法。
神宗长大后，皇后嫔妃等六宫齐备，开销骤增。神宗命令工部铸造铜钱供皇家使用，张居正进谏说：
“国库并不充足，陛下当节省开支，做天下的榜样。铸造铜钱劳民伤财，陛下还是不为的好。”
有的大臣建议停止苏州、松江织造，神宗不允，张居正又进谏道：
“百姓穷苦难当，陛下也不能太过奢侈，索求太多。陛下如果不爱百姓，那么百姓又怎能敬爱陛下呢？”
神宗无奈，只好减少织造一半数额。
张居正改革10年，颇有成效，使衰弱的明王朝一度振作起来。张居正死后，朝廷重归昏暗，最后“百病”缠身，再难拯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