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派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在党内表现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互相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拉拢一批人，排斥打击一批人，跟党闹独立性，甚至走上分裂主义的道路，给党和国家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说明了宗派主义的顽固性和反对宗派主义的困难。但为了建成一个集中统一的党，就必须与党内的宗派主义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在建党管党的过程中就一直没有放松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并在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久，党内就出现了高饶反党联盟。高岗、饶漱石在1952年调入北京。高岗在来京之前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对这样的安排他们应该是可以满足的了。尤其是高岗，这时的职位在1952年同时进京的其他人之上，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他担任主席的计委亦有“经济内阁”的美称，但高饶政治野心膨胀，竟然把目光放在刘少奇的位置上，企图把刘少奇、周恩来拱下来，取而代之。
为了达到这个卑劣的目的，高岗到京之后，就四处搜集刘少奇的缺点，系统整理，加以夸大，作为攻击刘少奇的炮弹。把刘少奇个别的、一时的，并已改正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一贯的，系统的路线错误。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刘少奇的某些观点一概扣上“党内的右倾思想”的帽子，加以批判。
高饶还污蔑刘少奇搞宗派，有“圈圈”和“摊摊”，并说某某等就是这个圈圈里的人物。在他们看来，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就是刘少奇的人，因此认为只要把斗争矛头对准薄、安二人，就可以达到“挖刘少奇老底”，攻击刘的目的。于是两人互相配合，分别在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月的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发动了“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的闹剧。
高岗还四处乱跑，进行游说。他对邓小平说，刘少奇不成熟，要求邓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邓明确表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不能改变的。他还和陈云谈判，对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遭到陈云的断然拒绝。
毛泽东在1953年夏秋就对高、饶的不正常活动有所察觉。并采取了正确的处理方针。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党内宗派主义者的阴谋活动也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可能不那么严重，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张扬无忌，危害和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时其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由初始阶段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向敌我矛盾的性质转化了。那么，我们对之采取的措施也要随之变化。在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时，我们对它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尽量挽救的态度；一旦它质变为敌我矛盾时，我们也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它。正如一个受伤的肢体，开始时，应尽量给伤口消炎、治疗，努力使之愈合，但若消炎无效，伤口的溃烂面越来越大，并有危及整个身体的趋向时，我们就应该果断地施行截肢手术，把不能挽救的病肢截去。
毛泽东对高饶事件的处理，也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耐心批评、教育、挽救，做到仁至义尽。
高岗进京以后，到处散布谣言，说刘少奇有什么什么“错误”。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后，为使他俩消除误会，增进团结，建议高岗直接找刘少奇谈，有什么意见当面说总比背后放风要好些。高岗不愿意，于是刘少奇主动找到了高岗，诚恳地就有关问题作了解释说明，并进行自我批评。但高岗不理会这些，继续诋毁攻击刘少奇，我行我素，毫无顾忌。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出面为刘少奇辟谣。他在同各大军区负责人的讲话中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
可是高、饶执迷不悟，继续进行反党活动。于是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严厉警告，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点阴火，一股地下水。”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
为解决高饶的反党活动，毛泽东提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并要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交七届四中全会讨论。毛泽东解决党内矛盾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认为既然矛盾闹起来了，那么双方都有责任。但是矛盾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因此责任也有主要责任方面和次要责任方面。如果两个方面都作自我批评，双方都检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许多矛盾就闹不起来，闹起来也较易解决。所以他希望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除了起草决议外，还要准备一个在大会上宣读的自我批评稿。
毛泽东为等候高饶的自我觉悟，还特别向刘少奇交代了开会的方针，希望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所以刘少奇起草的决议草案没有点名批评高饶。
在会议召开前，刘少奇遵循毛泽东的意见，与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两次，找饶漱石谈了一次，希望他们悔过自新，但高、饶百般抵赖，不肯认识错误。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高级干部44人发言，严肃批评、揭发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但高、饶仍在顽抗，不作深刻检查，高岗还以触电自杀，表明他与党决裂的立场。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使毛泽东感到事情的性质变了。在此之前，毛泽东对高岗还抱有希望，想教育挽救他，之后，彻底放弃了挽救他的想法。毛泽东一直认为，对于个人来讲，自杀不是什么本事，而是软骨头行为，他看不起软骨头。于是，很快给高饶反党联盟定下了性质。
高岗见大势已去，带着绝望的心情，于1954年8月17日吞安眠药一命呜呼，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毛泽东在1955年3月21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的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
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危害是很大的，毛泽东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但是他对宗派主义的分裂活动分子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棍子打死”，而是首先批评、教育、挽救，尽量使其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这是真正爱护同志、保存革命力量的做法。但是当教育、挽救无效，其错误发生质的变化时，毛泽东又采取果断措施清除这些不可救药的分子，以维护党的成分的纯洁性和教育其他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