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的忧患意识是一个优秀管理者的必备素质之一。管理一项伟大的事业，不能因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高枕无忧，要时时警惕有害于整个事业的种种不良倾向。
毛泽东深沉的忧患意识中，忧国忧民是他忧患的重心，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把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座右铭，以拯救中华为己任。毛泽东极端蔑视那些碌碌无为，满足于一己私利的小人。他一生中谈论最多的是社会、世界、宇宙，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即倾，救国家于危亡，解民众于倒悬。正是毛泽东这种难能可贵的忧患意识，使他团结了一大批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志士，引导中国革命的航船绕过了一个个大险滩，胜利地驶向彼岸。革命胜利前后，毛泽东担心广大干部群众经受不住敌人的“糖衣炮弹”的袭击，告诫他们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和平建设年代，毛泽东又提醒全国人民不能“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必须高度警惕和时刻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实现。毛泽东晚年最忧患的是中国重演“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比较重视发展生产力，并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生产力发展道路而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这些忧患意识是富于远见和战略眼光的。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使得他毅然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到救国救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中，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管理家。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国将不国”，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之秋。基于对现实的深切体验，青年毛泽东深为国家、民族的现状及未来担忧。
早在韶山读书期间，毛泽东就阅读了早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进步书籍，书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血腥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其中一句“呜呼，中国将其亡矣！”更是令他忧心如焚。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深得老师嘉许，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不仅如饥似渴地从书中了解我国古代帝王将相的治国之道，而且还广泛阅读了许多有关外国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介绍书籍，对他们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也有类似人物的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
有一次晚自修课时，毛泽东向同学萧三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几天后，他很客气地，像犯了错误似地将书还给萧三说：“对不起，我把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书一看，整册书里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圈的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惠灵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毛泽东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语：‘前车之覆，后世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不要紧，你看！”他翻开书里一页指着说：“华盛顿经过了8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妄图独霸中国，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并限其48小时内答复。正在长沙一师求学的毛泽东义愤填膺地写到：“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6年，日俄再次签订分持蒙满权益协定。毛泽东马上在一封信中写到：“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去，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从1917年起，毛泽东怀着一颗赤诚的忧国忧民之心，积极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中。他先后参加创办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组织发起驱张运动，创办《文化书社》等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令毛泽东耳目一新，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全心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统治土崩瓦解，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深沉的忧患意识使毛泽东此时异常清醒，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居安思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干部群众说：“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在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深沉的忧患意识，是促使一个人不断奋进的巨大动力，使其勇敢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如孔子的“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的“忧以天下”，“忧民之忧”；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
毛泽东一生心忧天下，为国为民，值得现在的管理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