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国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此，就要调动和发挥广大的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可是，由于我国科学文化领域内受到苏联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的影响，以及国内一部分人“左”倾思想的干扰，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问题一直束缚着广大知识分子。其突出表现就是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种学派，在学术、文艺问题上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繁荣文学艺术，在4月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以后，还对这个方针的贯彻落实进行具体指导。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他曾说，领导不能停留于一般的号召，还应该具体指导。要作具体指导，就得深入实际，了解调查，关心事物的发展进程，从中发现问题，发现好的方法，不断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使方针的实现有相应的政策保证，使人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贯彻这个方针的必要性，以鼓励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这样，既能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也容易使一种正确的主张在实行过程中有一个比较正确可行的办法。
为了鼓励知识分子参加“争鸣”，毛泽东没有少花心思。
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毛泽东看后，很是欣赏。一次，在上海，毛泽东拿起那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周谷城说：“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
毛泽东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
有一次，毛泽东约周谷城到中南海游泳池游泳。游罢上岸之后，毛泽东拿出一本线装的《汉书》，翻至《赵充国传》说：“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初，赞成他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不信的有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慢慢地有人赞成了，最后，相信的十分之八九，不信的只有十分之一二。可见真理要人家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无论过去和现有都是如此。”毛泽东的话对周谷城启发很大，他知道毛泽东是以赵充国为例，鼓励他继续“争鸣”下去。
后来，周谷城的那篇文章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知道后，很兴奋，他特地用长途电话召周到北京。
毛泽东对周谷城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周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起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用夹杂英语的话语风趣地说：“formal logic本来说是formal的，要把它与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多学一点。”
当周再一次说到自己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时，毛泽东告诉他：“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此后，毛泽东果真很快叫人给周谷城寄去了几本刊物，有关地方还折角作了记号。
赞同周谷城观点的人叫王名方。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参加者之中有周谷城和王名方。毛泽东指着周、王二人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为周王之间的学术交流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同时也是对周王二人勇于探索的理论勇气的鼓励。
毛泽东还曾专门指示周谷城：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还说：“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即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
以后，北京出版界决定出版《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周谷城写信请求毛泽东作序，毛泽东回信说：
谷城兄：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学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覆，顺颂教安。
“right”毛泽东
“right”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使科学、文化领域活跃起来。在学术问题上不管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由地展开辩论，在自由的辩论中分真伪，别正误。要使“争鸣”能够正常、持续地进行下去，作为领导者应该有意识地给少数派鼓励和打气，因为真理并不一定总是在多数人那边，有时是在少数派手里。毛泽东积极支持周谷城展开“争鸣”，并不只是由于自己赞赏周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是希望通过对周的鼓励，来把这场争论引导进行下去。从而为自己倡导的“双百方针”树立一个成功的范例。
由于“争鸣”是在学术界中进行的，属于政界的领导者，是应当对“争鸣”进行积极的引导，但应把握好分寸和尺度，不宜直接卷入某场学术论争之中。因为领导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他的身份在客观上具有“权威性”。如果领导者直接卷入学术争论之中，发表意见，那么，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身上那种“权威”影响带进来，破坏学术“争鸣”所必需的宽松、自由的气氛，从而不利于“争鸣”的正常、深入地进行。毛泽东不为周谷城的书作序，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倡导“百家争鸣”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