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生都对农村怀着浓厚的感情。他认为农村是所培养、锻炼人才的好“学校”，经常要求广大干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深入农村，和农民共同生活，向农民学习请教。对于自己的子女，他也不例外。1946年春，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回到了阔别十九年的父亲身边。看到儿子已长成一个英俊的大小伙子，毛泽东百感交集，心中充满了惭愧和内疚。十九年来，他欠儿子的实在太多，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但毛泽东并未因此而放松对毛岸英的要求，他不愿让儿子做温室里的鲜花，希望他成为一个了解中国国情，深知人民疾苦，能吃苦耐劳，意志品质顽强的人。
不久，毛泽东便把岸英交给陕北的一位劳模，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等你‘劳动大学’毕业了，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1946年1月，在苏联经过长达9年的学习和磨炼后，毛岸英从莫斯科经新疆，飞西安，秘密回到延安，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久别重逢，父子俩都非常高兴。毛泽东仔细打量着儿子：高高的个子，天庭饱满，举手投足间颇有自己的风范；英俊的脸庞，特别是开阔的眉宇间，又依稀可见杨开慧的倩影。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他详细地询问了岸英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当他听岸英说《红楼梦》里的有些诗词不大好懂时，又耐心地给他作了讲解。之后，毛泽东站起身，抬头遥望着延河对岸凤凰山上正在开荒的人群，慈祥地对岸英说：“你在苏联长大，住的是洋学堂，对国内的生活你还不了解，缺乏实践，应补上这一课。”说到这儿，他略一沉思，继续说：“理论只是知识的一半，你光有外国的书本知识还不够，还要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才行，中国还有个学堂，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听到这里，岸英早已领会了父亲的意思，接过话头说：“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大多过的是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毛泽东为了教育儿子到农村后，虚心地向当地农民学习，不耻下问，又给他讲了孔子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会种田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学生又问：“会种菜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圃。”
接着，毛泽东告诉儿子：“你在莫斯科睡得那么好，一人一张床，到了延安，就是炕上铺张芦席子，底下烧火，不要怕，老百姓有虱子，不要怕，有水就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过些时候，我替你找个校长，住劳动大学去。”
不久，毛泽东把岸英带到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吴友良面前说：“这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哩！”随后，毛泽东指着岸英对吴友良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我拜托给你，请你带他上劳动大学。”
吴友良带着几分惶恐地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毛泽东谦虚而又诚恳地说道：“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呢！他还是个娃娃，你要教他嘛。告诉他，庄稼是怎么种出来的，怎么多打粮食。”吴友良这才信心十足地说：“那我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吧，就这样说定了，过几天就来。”
临行前，毛泽东充满期望地看着岸英，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劳动，从开荒一直到收割后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业了，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好！”岸英爽快地答应道，他换上父亲送的打了补丁的衣服和鞋子，背上一斗半小米和几斤菜籽，来到南泥湾开始上“劳动大学”。
其间，毛泽东利用去南泥湾视察工作的间隙特地看望了岸英。当他发现儿子的手依然白胖无茧时，严肃地说：“你还不能毕业呢！”并指着吴友良手上的血泡老茧说：“他是你的教授，你要好好向他学习。”岸英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从此，毛岸英牢记父亲的教诲，有意识地加强锻炼。他起早贪黑地和老乡们一起抡起大镢头，起圈装粪，施肥犁地，学着干各种农活，尽管一天的劳动后，经常累得腰酸背痛，可他从来不叫苦，不偷懒，更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在“劳动大学”里，毛岸英学会了赶着毛驴下地送粪、犁地、种洋芋、把玉米种子袋挂在脖子上单手点种。后来，他又学会了双手同时点种等手艺。
50多天后，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形势越来越紧张。村干部为安全起见，把岸英送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仔细地打量着儿子，只见他头上扎着毛巾，身上穿着布汗衣褂，脸上黑古溜秋，臂膀黝黑结实，跟陕北农民一个样。毛泽东会心地笑了，风趣地说：“好哇！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你学习成绩不错嘛！不过，今后还得继续锻炼。”说着，疼爱地拍拍岸英厚实粗糙的大手，看着他手心里那些血泡结成的厚厚老茧，又夸道：“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是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担心毛岸英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而养尊处优，不思进取，刻意把他送到条件艰苦的农村中去接受锻炼，增长才干。由此可见毛泽东教子的一番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