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除读书得法，如极力赞成徐特立倡导的“不动笔墨不读书”外，而且治学严谨，虚心求教，经常勉励自己，学习不仅要勤奋，而且还要谦虚谨慎，来不得半点骄傲和自满。在长沙求学时，毛泽东亦常对同学说，“学问”二字连起来组成一个词是很有意义的，学与问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要经常做到：既要好学也要好问。从青年时期起，毛泽东便养成了勤学好问、虚心学习的习惯。
青年毛泽东虚心学习，首先是老老实实地向自己的老师求教，如向杨昌济、徐特立先生求教；另外，毛泽东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等文化名人十分敬仰，他曾以诚挚的心情向他们求教，或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或得到他们的支持，或受其思想的影响。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与蔡和森、肖子升、陈昌（陈章甫）等人，经常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去杨昌济先生寓所请教各种问题。他们也常和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先生讨论治学方法，纵论天下大事，交谈自己今后的理想与志向。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学有专长或思想进步的人“求学问道”。
据杨昌济先生的儿子杨开智回忆，1916年暑假的一天，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毛泽东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120华里，来到他们家中。就在毛泽东这第一次来到板仓期间，他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怀中先生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新书报刊，并和先生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有一次，毛泽东从先生那里得知，距板仓40多里外的地方住着留日归来的柳午亭先生（即柳直荀烈士的父亲），是一个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第二天，悉心体育问题的毛泽东即请一位农民带路，去访问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二人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后来，毛泽东在怀中先生面前称赞柳先生，称他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1917年春，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刚抵长沙，毛泽东即向他写信，要求见教。这位宫崎先生，号白浪滔天，曾同情和支持过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民主革命家黄兴交往甚深。1916年10月31日，黄兴不幸在上海病逝，其灵柩归葬湖南长沙岳麓山，这次宫崎先生不远波涛万里，由日本亲临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4月，毛泽东和肖植藩（即萧三）得知这一消息后，即由毛泽东执笔，给这位知名的日本友人写了一信，信中高度赞扬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并诚恳表示当面“聆取宏教”，信中写道：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久钦高谊，见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泽东、植藩，湘之学生，赏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风采，聆取宏教。
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虽说毛泽东未能如愿见到宫崎，但其虚心求教的精神是感人的。
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事，于1918年8月来到北京，通过杨昌济先生的推荐，当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之中心，校内名流荟萃，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人物都在这里活动。毛泽东如鱼得水，在北大，他一面刻苦读书，一面拜访名流，聆听指教。
毛泽东非常尊重李大钊这位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两人经常在一起畅谈，这使青年毛泽东受益匪浅。1918年10月，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又及时研读了李大钊歌颂十月革命的两篇文章，即《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的思想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充分利用李大钊所搜集到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学习，开始探索解放中国的道路问题。
除此之外，毛泽东当时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事，就和胡适商量过，并听取了他的意见，认为自己留在国内了解国情，研究国内问题，这对国家民族更为有利。再如毛泽东在湘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一事，他也曾请教过胡适，并得到胡适和蔡元培的赞同和支持。“自修大学”这个词是胡适造的，是蔡元培题写的。蔡元培还为毛泽东撰写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
还应提及的是，毛泽东在京结识并虚心向邵飘萍等先生学习，二人关系很是密切，一起讨论学习中的各种问题。邵飘萍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毛泽东向他学习办报经验，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平民通讯社等有很大帮助，与他在革命运动中利用舆论工具，一贯重视报纸的作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离京抵沪期间，又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曾回忆说，这次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会晤，“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青年毛泽东学习期间，特别是在湖南一师的五年半和两次进京期间，由于虚心求教，接触了新思想，拜访了名流，因而扩大了知识面，学识大进，思想也一步步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终于成为我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更可贵的是，毛泽东挑起了中国革命的大梁后，仍然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学习作风。1937年他在延安窑洞写作《实践论》时，他写了这样的话来勉励自己、告诫同志：“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后来，他还多次指出：“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我们应该取这个态度。”他又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因此，对每一个自学者，都必须“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些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治学经验的自我总结，它是科学的，也是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