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我给江青当秘书:庭院深深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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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随心所欲的江青

江青是个随心所欲的人。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她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尽享大自然的恩赐。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岛、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海南岛、杭州。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又甜又脆的无子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一觉醒来,她向护士讲述所做的梦,又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劝她多给一点准备的时间,明天再出发,可她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去。

总理对她说:“我中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以后,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专机终于降临在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江青一走下飞机,就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闭着双眼,四肢张开,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动不方便,这里多好啊,我又复活了。”

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她住在广州的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航行时的马达声,就立即把吴法宪叫到她的住地,叫他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又唤吴法宪到她的住处,叫他通知广东省委,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非要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吴法宪叫空军派了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到青岛把那个卧榻运了回来。

1971年的春季,有一天,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吴德,她说:“我工作太累了,需要转移转移精力,让吴德同志了解一下有什么花卉可以拍照?”吴德了解情况以后,给我回电话说:“我听说景山公园的牡丹有特色,据说还有稀有的墨牡丹,请江青同志到那个公园活动活动。”我说:“可以,我报告江青同志以后,请她决定去与不去。”吴德问:“如果江青同志决定去的话,请谁去陪她呢?”我说:“请你定。”他说:“那就请万里同志去吧。他对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又是山东人。”我说:“可以,由你决定。不过,请你提醒万里同志一下,请他只跟着江青同志游览,尽量少说话,她不问什么话就不说话,言多必失。因为他不了解江青同志,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德说:“好,你提醒得好,很有必要,谢谢杨秘书。”

我把吴德的想法报告江青,她说:“好,那我就到景山公园去拍照。吴德同志不懂花卉,那不叫墨牡丹,那叫黑牡丹。你现在就先去看一看,你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公园不错,有可看的,有可拍照的,有可玩的,我再去。”我到了景山公园一看,果然不错,那里树木多,花草多,牡丹园面积大,花型大,鲜艳夺目,品种繁多,大约有四五十个品种,比如,二乔、赵粉、红云、豆绿、墨魁、乌龙捧盛、盛丹卢、状元红、蓝田玉、牡丹行、陇原壮士、五楼粉娇、大漠风云、娇妹、红楼藏娇、平分秋色、紫海银波、脂红、红海银波、和平蓝、素粉缕、小魏紫、昆山夜光、姚黄、首案红、飞燕红装、冰壶献玉、胜万金、丛中笑、公社红妆、银鳞碧珠、洛浦春莲、洒醉杨妃、塔云赛、朱砂垒、大金粉、罗春波、彩绘红珠女、玉兔、寿星红、璎珞珠宝等等。为了使江青听得清楚,看得明白,我把这些品种从每棵牡丹旁边竖着的品名标签上抄下来,回去给江青看。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打座机都不方便,同时也是出于保密,我跑回钓鱼台向江青报告了。江青说:“我累了,今天不去了,明天一早去,那时,牡丹花上、叶片上有露水,照出来好看,晶莹透明。你告诉吴德同志我明天去。”

第二天,江青兴致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园,精心地拍照了很多张牡丹花彩照。拍照了牡丹,她又说:“我要爬爬山,活动活动筋骨。”她是从东边的台阶上爬的,爬了十几个台阶,一抬头就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有一块介绍牌子立在那儿。江青立刻大怒,就冲着陪同她的万里发了大火,她说:“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你们还留着它,像老祖宗一样供奉它,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你们是要封资修的,还是要社会主义的?给我马上刨掉。”万里看她发那么大火气,没有说话。

江青从景山上下来,上了汽车还在唠叨:“这个万里,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

那棵歪脖子树本来是历史的见证,已经保留了几百年,成了文物,可是江青一去,随便一说,说刨就刨了。江青的地位太高,权力太大,说一不二,吴德、万里他们拧不过她。那个时候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比较差,更没有文物保护法,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现在看来,刨掉那棵树太可惜了。

江青到景山公园游览以后的第四天,到香山公园去游览。那天的天气很好,江青的情绪也和天气一样晴朗,她的这种情绪是少有的。她进了东门以后,没有爬山,而是步行往北走,当走到一个水池旁边停了下来,抬头一看,看到水池南边凉亭的柱子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明月林中照”,下联是“清泉石上流”,横批是“秋来”。她说:“这副对联很有诗意,小杨,你给我抄下来,回去交给我。”我说:“好,我抄下来。”说完,她继续朝东走,经过松林园,眼镜湖,奔向碧云寺。到了碧云寺,她的脸色就由晴转阴了。她在碧云寺遇到了四个问题,惹得她不愉快,发了大脾气。

一是,江青看到罗汉堂的大门两侧贴有两条毛主席的语录。她发脾气说:“怎么把毛主席语录挂在封建主义的建筑物上,与封建主义的展品放在一起,这很不协调嘛,立即给我摘下来。”她对北京市陪同她的万里说:“你怎么搞的嘛!”万里对公园的领导人说:“立即摘下来。”

二是,江青一进休息室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的像,火气就更大了。她发脾气说:“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挂毛主席的像?告诉万里立即把毛主席的像摘下来!”

三是,江青看到孙中山的水晶棺和他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就命令万里,把这些东西统统搬走。万里为难地说:“搬到哪儿去呢?”江青说:“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对万里又发了一通脾气。回去后,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质问列席会议的吴德说:“你们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为什么碧云寺还展览孙中山的东西?我限你明天就搬走。”没有办法,会后吴德与万里商量,先把这些东西搬走,找个地方存起来。为了避免不良影响,对统战工作造成不好的后果,也为了保护碧云寺,以内部装修为名,暂停开放。

四是,江青转到一个小卖部,那儿有一位男售货员,其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她进去看了一看,那个小男孩没有见过中央领导人,被吓愣了。江青指着一把小扇子说:“拿给我看看。”那个小男孩被吓得不但不给她拿,还往后退了几步。江青大声说:“你拿给我看看。”他又退了一步。这时江青火儿了:“我来看东西你还这样,要是工农兵你还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呢?你还在这儿搞服务,给我滚蛋!”小孩儿吓得哆嗦起来,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江青见此情景,不但不表示同情,还在喊:“万里,这种人不能留,叫他滚!这里能吃的东西我都包了,我请你们吃。”说完,拂袖而去。当时,我小声对万里说:“这位小同志没有见过江青这样的大人物,吓坏了,他没有任何错误,你千万不要处理他。”我回到钓鱼台以后还是不放心,又给吴德打电话,把情况跟他说了说。我说:“你们千万别处理那个小孩儿,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害怕,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吴德问:“江青同志再到碧云寺怎么办?”我说:“我会通知你的,叫那个小孩儿暂时躲避一下就行了,请不要搞得太紧张,伤害一个无辜的小同志。”吴德说:“好,听杨秘书的。”

1971年上半年,她心血来潮,要在钓鱼台试种茶树。她说种植茶树,一是采茶为了消遣、修身养性;二是采了茶可供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和京西宾馆。她说:“中央领导人经常活动的这四个地方,喝茶的问题我全包了。”

于是,她命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了四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了品种上好的茶树,还从浙江调来四名茶农精心管理,冬天为茶树搭上席棚,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湿度小,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名贵的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茶树运回杭州。

中南海游泳池,只要她说去游泳,每天都用煤气锅炉加温。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间去,不去也不能停止加温。有时连续加温很久了,她也不去一次。

有一次,游泳池的水温连续加温一个多月了,她也不说去玩,我就壮了胆子问她:“你不是说要到中南海游泳吗?你什么时间去?他们已经准备一个多月了,你如果不去了,就通知他们停止加温。”

她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地说:“我去不去,由我自己决定,关你什么事。你一个小芝麻粒的干部,竟敢干涉我的生活,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听后很是生气,但也不敢再解释什么了。

1971年2月,江青到海南岛,嫌从元帅府到鹿回头的路途远,提出另修一条较近的路。当地驻军便为她修了一条过山公路。因为江青住在附近,施工时不准有任何响声,开山时不能用炸药。干部、战士就采用火烧、水激的办法将石头激裂,费尽心机。

江青每次外出,除了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马桶一座,大小毛巾一百多条,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箱,等等。就是到北京的远郊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71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岛玩儿,叫我和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邬吉成去打前站。我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出发。她非叫我们把火车票退掉,派了一列专列,叫我们给她蹚蹚路,看坐火车有什么危险。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畅行无阻。中途经过山东济南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向我们交代注意事项和对江青接待服务的计划,可谓兴师动众。铁路沿线的保卫部门和沿途部队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各个车站和路口都有部队和便衣公安人员把守。她去青岛心切,把空专列放回北京,又叫空军派了一架专机把我们二人从青岛接回北京。

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了二十多天,感到腻烦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下令从北京调去专列。专列开到上海以后,她又不想去杭州、南京了,又将空车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