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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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市人口(1)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为此成立中央精简小组,杨尚昆为组长。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多次谈到要系统地谈谈精减城市人口问题,但是,他当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写好《回忆录》第一册(即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精减城市人口问题一直排不上日程。为了帮助他回忆,我根据他平时的谈话,并搜集了一些资料,整理出一份素材请他审阅。他看得很认真,在材料上画了许多标记,对我说:“你整的这份材料有用,它勾起我很多回忆。让我准备准备,等忙完了这一段,系统地讲一讲。”遗憾的是,《杨尚昆回忆录》第一册内容基本谈完以后,他又忙着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和彭德怀百年诞辰的三篇文章,详细谈精减城市人口问题的承诺始终未能实现。

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杨尚昆一生中完成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现在,根据他审阅过的那份材料,将杨尚昆主持中央精简小组工作情况简述如下。

杨尚昆又一次当了“听用”

杨尚昆说:“我多次讲过,我这个办公厅主任是个‘听用’。没有明确由谁管的或是谁也不愿管的,但又必须有人管的事情,都会落在我头上。比如,三年困难时期,要精减城市人口,就不知道为什么也要我去管。精简工作本来是习仲勋、安子文他们在抓,习仲勋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部长,由他们抓精简,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出乎意料,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1月6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部署精兵简政。会上,周总理指定以我为主组成一个小组,指导全国精简工作。你说怪不怪?当时我想,这是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的决定,明知工作艰巨、困难重重,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也只能服从分配,把任务接下来,尽力而为之。”

动员安置2000万城市人口离开城市返回农村,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周总理说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国大搬迁。彭真说,即使最讲服从命令的军队,把一两千万军队从这个战线调到那个战线也不容易。但是,这项任务居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杨尚昆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样的奇迹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能出现。当时我们告诉回乡的职工,一旦国家形势好转,将优先把他们请回来。但是,时隔不久,一场‘文化大革命’搅乱了整个中国,国民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一部分重新进入城市,更多的人被吸引到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贯彻“八字方针”,压缩城市人口

杨尚昆说:“现在50岁左右的人对三年困难时期恐怕记忆犹新。那时几乎人人吃不饱饭,许多人身患浮肿,一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那几年,困难到什么程度?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什么都要凭证,全面计划供应。每人的粮、油定量都要砍一刀。1961年,北京市每个居民只发3尺布票。彭真解释说,3尺布票做衣服当然不够,是让大家买点布打补丁用的。3尺布还不能全部用来打补丁,因为你买1条毛巾,也要收你几寸布票。那时真是困难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酝酿于1960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精神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总理在审阅这个报告时认为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的这份报告。但当时提出调整国民经济,出发点仍然立足于继续“跃进”,因此,很难真正贯彻执行。

1960年8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减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战线。一个月以后,中央批转了习仲勋《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并决定成立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由安子文、习仲勋、马文瑞、钱瑛、刘仁组成,安子文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统一领导精简工作。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但是,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并未根本克服,全会以后,“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仍然执行不力。

4个月以后,1961年5月,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又一次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作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他说,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如何压法?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3个人的饭3个人吃,不要5个人吃。陈云着重讲了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供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对此,杨尚昆感慨地说:“那时我刚刚从河北徐水、安国等地搞农村调查、宣读《人民公社六十条》回来,当地农民口粮每人每天一般不足1斤原粮,加上在食堂吃饭浪费多,社员吃不饱,特别是主要劳动力吃不饱是普遍现象。因此,我深深体会到陈云同志这篇讲话讲得深刻,讲得及时,真正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这次工作会议结束以后,精减城市人口工作开始认真地抓了起来。

1961年八九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第二次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重要意义的认识,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真正开始。庐山会议最后一天,10月6日,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对八届九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指标作了很大的调整。比如钢,从原定1961年产量为1900万吨猛降为850万吨。

当时,由于被动员回乡的大多是因为“大跃进”进城不久的新职工;同时,当时城市供应比较困难,农村的粮食、副食品可能相对地比城市反而宽松些,阻力比设想的要小,因而,精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1961年全年精减职工873万人;城市人口减少1000万人左右,减少粮食销售40亿斤。

七千人大会

庐山会议后,“八字方针”开始得到贯彻,但经济形势仍未摆脱困境。不久,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反华升级。国际、国内形势使党内出现新的思想动向。一些同志为了回击国外反华势力对我的攻击,主张拼命也要赶英超美,急躁情绪又滋长起来;更多的同志,主要是县和县以下基层同志,对于上级领导的主观主义、高指标、瞎指挥存在埋怨情绪,要求发扬民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扭转困难局面。中央考虑了这些情况,在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酝酿召开一次扩大到有县一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这个精神,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12月20日先召开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1962年1月再召开一次扩大到有县级领导干部和重要厂矿、企业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后来的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7118人。七千人聚在一起开会、议事,这在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个创举。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一个书面报告。报告里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文字不多,但分量很重,明确指出,精兵简政问题是当前调整工作中的“首要问题”。

杨尚昆说:“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会议开了半个多月,已临近春节(2月5日),大家都觉得该结束了,纷纷要求同中央领导同志照个相。1月28日,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和工作人员共8000多人,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后厅外的草坪上,分7次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合影。从下午2时开始,到3时40分结束,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地照了相。这么多人合影恐怕也是古今中外空前创举。”

但是,会议没有结束。许多人反映,想说的话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还有人反映,小组会上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等等。这些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1月29日,毛泽东就在大会上宣布,要“趁热打铁”,让大家把话说完,会议延长到春节前闭幕。话音一落,全场热烈鼓掌。为了防止小组会上压制民主,中央几位常委分别下到各组会场坐镇。刘少奇去了安徽组,周恩来去了福建组,朱德去了山东组,陈云去了陕西组,邓小平去了四川组。由于有中央领导同志在场,会议气氛顿显活跃。地、县一级同志纷纷向省委或直接向省委第一书记提意见。2月1日,毛泽东又决定,会议再延长几天,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完,痛痛快快地在北京过个春节。2月7日,周总理在大会上讲话,他提出克服目前困难八条办法。其中第一条就是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他宣布:“中央决定,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在上半年精简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简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周总理讲话以后,大会闭幕。

会议期间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讨论稿)》,听取与会同志的意见。1月17日,又由杨尚昆主持讨论了习仲勋起草的《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会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

七千人大会期间,杨尚昆白天参加会议,晚上要听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还要处理日常事务,每天搞到深夜,连续20多天,实在支持不住,最后终于病倒了。大会结束后,经中央批准,杨尚昆离京去外地休息了几天。2月19日,杨尚昆又匆匆赶回北京,准备参加2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他身体仍然疲乏,勉强支持着。

西楼会议和中央精简小组正式成立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刘少奇指出,中央工作会议时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指出,现在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三年恢复的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恢复经济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减少城市人口,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无论从临时办法看,还是从长久考虑,都必须如此。陈云认为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当时是非常时期,既然是非常时期,就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