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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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关于撰写回忆录的问题(2)

关于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中苏两党关系,我最熟悉,也是我的回忆录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关于这个问题,我对赵仲元说了,你同阎明复两个人商量,情况你们最了解,手上也有材料,可以先去整理一个稿子交给我,然后我们讨论、修改,不像别的问题,必须是我谈了,他们才能动手写。现在我不干扰你们。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党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产生和发展过程。这在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中是有反映的。你要写中央办公厅20年,对这些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怎么写,需要认真地考虑。

如果回忆录第二册只写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那很简单,有万把字就够了。办公厅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秘书工作,处理中央交办的日常事务。主要是处理文件和生活服务,还有安全保卫。我在中央办公厅这个岗位上,就是中央交办什么就办什么,所以我常说我是“听用”。比如,1962年精减城市人口,动员2000万人口下乡,就是我办的。我是中央精简小组组长,经常办事的就是马文瑞、郗占元和我几个人,搞了一年多。

中央办公厅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各种制度。过去在延安时,办公厅管的面比较窄,各种制度有也只是个雏形。以后逐步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央办公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摊子”,机构和各种制度都逐步健全,如保密制度,机密文件的管理、文书立卷和归档制度,中央档案馆的建立等等。中央档案馆是我和曾三两个人积极筹划,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中央办公厅的机构也是有分有合,时分时合,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地变化。还有一点,由我那时起直到现在,中央办公厅和地方各级党委办公厅没有隶属关系。那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都提出要中央办公厅领导,我说这不行。各级党委办公厅是为你们的同级党委服务的。你们党委要你们做什么、怎么做,你们就做什么、怎么做,业务上可以互相交流经验,但是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关于中办本身的问题,我的回忆录里可以写一点,也可以不写。如果写,笔墨不能太多。

写中办20年,还是要靠中办的几位老同志。他们都很积极、很热心,更重要的是他们熟悉情况,写起来得心应手。陈麒章也是80岁的老人了,他仍自告奋勇写出了那篇《高饶事件》。他所以写得好,因为他也是亲身经历,熟悉情况嘛。当然就回忆录全书讲,要靠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方面,应该讲李琦已经尽了很大力量,除了章学新、龚希光这些已经退下来的老同志以外,还设法从文献研究室给我们挤出了几个年轻的业务骨干。但是像现在这样搞下去,时间要很长。要考虑他们工作也很忙,不可能长期抽出这么多力量来帮助我搞回忆录。因此,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力争朝夕。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取掉,要有一个总体布局。

最后,“文化大革命”写不写?如果写,在我这本书里也只能简单地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罗织了什么罪名,受了什么折磨就可以了。还有,由于我的问题株连了很多好同志,要向他们表示歉意。

写回忆录最可靠的是历史文献

杨尚昆说:

写回忆录要充分利用档案。我想,周总理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以后,要请档案馆的同志来谈一下,可不可以直接同他们建立关系,我们这里的同志可以到他们那里去看点材料。我认为写回忆录最可靠的还是历史文献,比如哪件事发生在哪年、哪月、哪一天,当时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仅仅靠个人的回忆是说不清楚的。原来中办机要室编的《中央工作大事记》可以找出来看看,作为线索,可以引出很多回忆。薄一波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就使用了它嘛。刘吉顺从陕西带回的那些材料很好,我都看了。关于那时胡耀邦和刘澜涛发生争论的情况,现在也可以写一本书。当时西北局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左”的,胡耀邦反“左”反得厉害。胡耀邦的文章很漂亮,他到陕西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题为《走马到职报陕情》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这次你们到广东去也取回了不少材料,都很好。你们根据这些材料整理的那篇《在改革开放的前哨》我也看了,广东那一段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比较容易写。所以,应当请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了解我们这里的工作情况,给我们一点配合。

1998年2月25日,杨尚昆请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来谈利用档案问题。他说:

我打算写一本回忆录。这一来就要查阅很多材料。我手上什么历史材料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自己保存下来的日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人抄家抄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我平反的时候,原来专案组的人说这些东西都烧掉了。但是究竟烧掉没烧掉,谁都拿不出一个凭据来。最近,崔双甫从已经撤销的“中办政治部”遗留下来的废品堆里给我找回来一个帆布箱。箱子里面除了一些信件、照片、杂物外,还有几本日记。日记只有1949年到1967年的一部分,很不完整。我的日记也没有很大的用处,因为日记里只写哪一天做了哪些事,并没有具体内容。但是从日记里可以搜集到我的历史脚印,多少有些参考作用。现在要写回忆录,我想请你们帮助我再找找,看能不能把遗失的部分再找回一些。

我在中央办公厅搞了20年,这20年的档案原来由机要室档案科立卷归档,比较完整,听说这部分档案已经移交给你们了。现在就是要看看你们那里有哪些和我有关的材料,请你们提供给我们使用。具体办法你们去商量,当然要按照你们的规矩办。我们这里怎么保管、使用也要立个规矩,不能把你们的材料随便拿给第三个人去看,那不行。现在大家都在抢材料,抢到一点材料就去写东西。不是叫“市场经济”吗?我们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请你们帮助找些档案材料,要按照你们的规矩,你们的规矩也是过去在我主持下订立的。我不能违反我自己立的规矩。当然,原来立的那些规矩你们已经把它进一步完善了,所以还是按照你们的规矩。你们提供给我们使用的材料,我们向你们负责,严格保密,保证不扩散。

关于回忆录中如何反映中苏两党关系问题

1998年3月24日,杨尚昆同阎明复、赵仲元谈话,他说:

前些日子我约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来,商量写回忆录要利用档案,请他们给以支持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他们也买了一批苏联的档案,但是还没有翻译,有些什么重要内容还不知道。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从俄国买了不少档案回来。但是买回来以后基本上没有动,就是说没有组织力量翻译。到俄国买档案的单位很多,但是相互间缺乏通气。我现在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关于中苏关系,就是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到赫鲁晓夫下台,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只有我们几个人。外交部那时都不大清楚这些事情,因为那时实际上把这一部分工作拿到中央办公厅来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事直接打电话给中办,他们的大使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求见我一两次,很多事情通过我转达,而不是经过外交部。所以中苏关系离开我们这些人,许多情况说不清楚。

中苏两党吵架的时候,斗争最坚决的是阎明复。在会场上,人家有多大的嗓门他就有多大的嗓门,因为他那个时候真动感情了。我现在想,可否由外交部牵头,包括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央联络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把各自掌握的东西开出个目录,然后集中起来大家合力把这一段的中苏关系认真地研究一下。在这个基础上,你们两个参加进去,把这一段历史详详细细地整理出一篇东西来。否则,谁掌握一点材料,谁就写一篇东西发表,不但出不了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引起许多问题。你们是不是找外交部商量一下,请他们牵头把这件事搞起来,因为这也是外交史嘛!

我觉得我的回忆录不算什么,慢一点也没关系。现在趁你们两个在,我还在,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给他们补一补,叫“补白”。要把力量组织起来,弄点经费,一起搞一下。将来我的回忆录可以从这里抽出一两个问题交代一下就行了。

从中苏两党两国的历史关系上讲,斯大林时代,当然也包括后来的赫鲁晓夫在内,总认为我们不听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做法也有很多是不赞成的。那时苏联确实是大国沙文主义。比如,他们提出不准第三国进入我们的东北、新疆,还有保留在我们的旅顺、大连的特权问题,等等。那时有的苏联专家在我们这里态度也很坏。科瓦廖夫就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90%以上都是俘虏兵,是农民,纪律涣散。这简直是莫明其妙,不知根据何来。另外,他们还认为中国以周恩来为首,外交部的一批干部都是亲美的,黄华是亲美的,王炳南也是亲美的。为此,我同阿洛夫还吵过一架。我问阿洛夫,你说他们亲美有什么根据?王炳南同美国根本没有关系嘛。他无言以对。还有,阿洛夫在延安时看到我们同美军观察组的关系搞得比较好,也不满意。在他看来这就是亲美,亲美是我们外交的基本政策。有这么一个故事,你们可能不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陈毅留守北京。有一次尤金跟陈毅开玩笑,说现在他们都到山上去了,北京就留下你一个人,你可以大权独揽,你可以搞政变嘛。陈毅把这件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毛泽东就认为苏联有一个颠覆我们政权的计划,寻找我们党里的赫鲁晓夫。后来就认为这个赫鲁晓夫已经睡到我们的身旁了,所以,什么“秘密录音”问题呀,等等,都联系起来了,就是怕他老人家百年之后也有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