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同志是深受全国人民景仰、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54年7月我调到杨尚昆办公室工作；1965年11月，他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随他去广东；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又随他去山西；7月3日他在太原被隔离审查，我被遣返北京。由于曾长期在他身边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无端被打成“杨家死党”遭受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但这不是杨尚昆的过错。正是因为在他身边工作，我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遇，可以随时向他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学习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虽然因受他“株连”让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冤屈，但我无怨无悔，相反，对在杨尚昆身边工作的那一段经历至今充满怀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回到中办工作。1996年春，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我第二次回到杨尚昆的身边，参加《杨尚昆回忆录》编辑工作，直到2001年《杨尚昆回忆录》出版，在杨尚昆住地小翔凤胡同5号工作五年。这五年，我第一次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位老革命家光辉的一生，更加为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无私无畏的品德所折服。
信仰崇高，意志坚定
1907年8月，杨尚昆出生在四川潼南县的一个封建地主大家庭。他后来成长为伟大的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偶然的。他的青少年时代国家衰弱，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当时四川的爱国青年纷纷寻找救国真理。他的四哥杨闇公烈士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是杨尚昆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父亲杨淮清也是一位同情革命的开明士绅，在共产党还处于地下状态时，他的家中就有6名党员。杨尚昆生活在这种浓厚的革命氛围中，很早就接触了进步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24年，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团体——中国青年共产党（由于消息闭塞，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成立，后来这个组织得到党的承认，改组为中共重庆地委），杨尚昆家成为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场所，他开始参加党的一些活动，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1925年，18岁的杨尚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5月，在杨闇公的竭力主张下，杨尚昆去实际上是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11月，杨尚昆受党的委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牢记杨闇公临别时的叮嘱“听从党的教导，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在这期间，他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得到校方“政治上成熟，有较高的纪律性和坚定的党性”的高度评价。
1931年，杨尚昆从莫斯科回国后，即在高层担任领导工作。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他深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干扰和破坏。遵义会议时，他将彭德怀批评李德的情况告诉秦邦宪，希望他能够认识错误并做自我批评。长征中，他被派到左路军去做工作，在得知张国焘背叛中央拟挟持右路军一起南下时，果断地以筹粮为名，深夜同叶剑英等离开驻地同毛泽东会合北上，为了保密，行前连李伯钊都没有通知，对此毛泽东戏称为“赔了夫人又折兵”。在党的七大上，杨尚昆认真总结参加整风运动的收获，检讨教条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尽管他并没有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都表明杨尚昆已经是一个成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杨尚昆一生历尽坎坷，在逆境中革命意志弥坚。他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20年，功绩卓著，但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突遭撤职，毛泽东对他说“你下去工作一个时期锻炼锻炼好嘛”。他认真地对待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确实把它看成是一次接受锻炼的好机会。1965年12月10日，他离京赴任，行前对我说，到广东后先要把全省所有的县都跑一遍，全面了解基层情况，为以后扎扎实实工作打好基础。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1966年春，他因病去上海，中央批准他休息3个月，但是当他听到广东省委拟召开三级干部会学习《毛泽东选集》时，当即决定中断休息，立即回广东，设想利用这一机会熟悉广东的干部情况。5月22日，广东省委负责同志向他传达中央关于他所犯“错误”的决定，停止他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改任肇庆地委书记。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坦然对待，没有为自己被诬陷而申辩，而是系统地思考数十年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反复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接受中央的审查”，“一切相信组织，相信中央”。后来中央决定他改任山西临汾地委书记。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山西，他都一再要求早点下去工作，但是省委百般推托，不给他分配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监禁、监护长达9年。在逆境中，他坚信党、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他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特别是《毛泽东选集》，他反复读过多遍，并做了很多读书笔记，还工工整整地手抄了《毛主席语录》全文，作为珍贵礼物送给他的女儿杨李。他在60岁生日的时候，也不忘勉励儿子杨绍明“努力做一个主席的好学生”。1978年，在粉碎“四人帮”，结束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两年以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杨尚昆同志的审查结论》，仍然保留“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他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还是违心地签了字。
杨尚昆无愧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实践了入党时的誓言，把一生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杨尚昆在莫斯科时，亲历了苏联党内的激烈斗争，回国后，又切身体会到“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开始萌发实事求是思想，这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详细记载。他在工作中始终贯彻了一条既严格遵守组织原则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后，杨尚昆不怕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绕过临时中央，设法取得江苏省委的同意，接受了宋庆龄的2000元捐款，解决了帮助失业工人的经费问题。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时，杨尚昆既反“左”又反右，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华北敌后抗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0年4月，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杨尚昆召开黎城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指示，联系山西实际，具体地提出建军、建党、建政的三大任务，领导冀南、太行、太岳各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建国后，政治运动频繁，作为中直党委书记的杨尚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坚持实事求是，尽量做到不误伤一个同志。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中直党委强调“打虎”要有证据，要算细账，不搞“逼、供、信”，对已承认犯罪事实的“老虎”与中小贪污分子要认真审核材料，完全核实以后再进行追赃。这个做法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把中直党委写给他的报告批转给各有关同志参考。
1961年3月，杨尚昆去徐水、安国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深入群众，得到农村的许多真实情况。他特别关心公共食堂问题，知道办食堂浪费很大，农民普遍吃不饱肚子。回京后他如实地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指出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在农民看来不是红旗而是黑旗，如果真正把错误改过来，可以恢复红旗，真正成为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