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现世与想象:民间故事中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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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弃老山”考(2)

一则流传于鹿儿岛县的“弃老山”故事里,儿子背上的父亲沿途折下树枝作记号,儿子问其故,父亲就用一首和歌做回答:“一路折枝当路标,我这被抛弃的身体,为了要归家的孩子”。而一首发自母亲的和歌则吟咏道:“深山折枝当路标,为了谁,我与我生的孩子将分离”。这样的歌里所凝聚的“爱”,将永远具有感人的力量。

三、《楢山小调考》

风俗小说《楢山小调考》由作家深泽七郎创作于1956年,[23]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一场热烈的关于弃老习俗的讨论随之而起。

《楢山小调考》叙述了长野县偏僻的山村里,一位六十九岁的寡妇阿玲,张罗着为四十岁的独身儿子辰平续弦,同时也暗自在为自己进楢山祭祀山神做准备,在一个大风雪即将飘飞的日子里,阿玲由儿子辰平背上了楢山。小说围绕着阿玲一家的家庭生活而展开了对山村生活的描述。

粮食是山里生活的第一要素。这里最宝贵的是白米,也叫“雪花米”,一般只在两种情况下才吃“雪花米”。一是供给重号病人吃,一是家里有人进楢山祭祀山神,这一家人在第二天早上会吃上一顿用雪花米做的饭。粮食左右着山里人的许多行事准则。辰平续弦、孙子袈裟吉娶媳妇,都涉及到增添人口的问题。小说里有相当多的民间歌谣,“阿爸行为不检点,卧病三天吃米饭”、“一年一度祭山日,手巾缠头吃好饭”、“三十过了也不晚,增加一人算添两”(晚婚的好处)等,说的其实都是填饱肚皮的问题。

小说将笔墨的焦点集中在山里物质生活匮乏所造成的严酷性上。这里的人们对小偷的处罚特别严厉。第四章里“最倒霉的小偷”部分,曾谈到人们抓小偷的情景,那几乎就是生死的搏斗,这就是物质匮乏逼迫下的残酷。此外,被浓墨重彩的就是阿玲的进楢山祭祀山神。

寡妇阿玲虽然已经六十九岁了,但身体还很好。尤其是她的牙齿,到这时还一颗不缺,这成了人们嘲笑她的理由。嘲笑的方式也很特别,以歌谣的形式传唱,但套用的是村里最粗俗的艳歌歌词,分明带有猥亵、侮辱的成分。在村里人看来,到了这个年纪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好牙,它意味着阿玲还能吃很多的东西,阿玲吃多了,就等于在吃后辈的粮食。阿玲对于村里人的嘲笑也很无奈,在进楢山之前,阿玲用石头硬生生地敲下了两颗门牙。满嘴鲜血的阿玲笑了,为自己终于掉了两颗牙齿而自豪。

小说在叙述山村的生活情状上,大量描述了淳朴、也颇有意味的乡风民俗,尤其是生动活泼的民间歌谣,使小说的面貌独具一格。它展示了严酷生活中愉快、温情的一面,对于山中生活而言,这种愉悦显得格外的珍贵。但小说的氛围随着阿玲进山时间的逼近而渐渐地变得厚重。

进山之前有一个很严肃的仪式。曾经送过亲人上山的人被请来喝酒,向将要进山的老人和背老人进山的人讲授规矩。一,离家时不能让人看见;二,从山上返回时不能回头看;三,进山路程的解说。仪式很安静,被请来的人轮番喝着酒,该说的话说完了,酒喝得不能再喝了,人们才默默地离开。说的人与听的人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与最后的仪式了,也就不再多话。离家时不让人看见,可以免去与亲人告别的伤痛。背老人的人,下山时不回头看,可以躲避难以割舍的惨痛。对于进山祭祀山神的说法,其实彼此都是心知肚明,老人与家人都可因此获得心灵的抚慰。前者借此克服死的恐惧以造福家人;后者借此割弃对亲人的不舍,从此安心地继续生活。

阿玲终于在儿子辰平的步步不舍中被背到了楢山,越往山里,沿途的骨骸越多,乌鸦也越多。在一块岩石的背后,辰平放下了阿玲。两人在无言中争执着,阿玲想让辰平把包袱带回去,辰平则坚持要把包袱留下来。阿玲在席子上坐下后,就不再理辰平。“辰平一动不动地望着阿玲的脸,只觉得阿玲的脸色和在家时完全不同了,现在她的脸上出现了死人的面相。”[23](第33页)

辰平返回时,依照人们的叮嘱,不回头张望。可是走到中途时,雪花就飘飘摇摇地落了下来。辰平很激动,再也顾不上规矩就往山上跑,这时的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转回头去告诉妈妈:下雪了!

当地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盐铺阿酉运气好,进山那天下大雪。”人们认为进山那天如果下雪,老人就是有福的。阿玲也一直坚信自己进山那天会下雪,因为她是一个有福的人。辰平违背老规矩折回了头,但他也没有象传说中的那样,把母亲又背回家。他只是抑制不住自己要去告知母亲的欲望。不过,阿玲也的确是有福的,因为她至少摆脱了乌鸦,被大雪覆盖总比空腹苦熬最后的时光幸福。

辰平回了家,家里一切如故,他也就有了一丝安慰。年轻媳妇的身上系着阿玲的条纹细带(进山祭祀山神的阿玲系的是绳子),儿子的身上穿着阿玲的棉衣。辰平心想:如果阿玲还没死,身披大雪,心里一定在想着棉衣之歌。当地的棉衣之歌是这样唱的:“即使说寒冷彻骨,进山别让穿棉衣。”

四、民俗、民间故事与小说

小说在日本发表之后,那种隐藏在安然面对苦难命运之下的悲怆与残酷,震撼了每一位读者。小说不仅勾起了人们对于过去的艰苦岁月的回忆,更激发了对弃老风俗的反思,其中也有对小说本身的关注。“何谓日本人”、“日本人几千年来不变的生存方式蕴涵其中”、“这是很好地吸收了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小说”等等,都是人们讨论的话题。

在热烈的讨论中,有一个话题最受人们的关注:古代日本是否真的存在弃老这一风俗?民俗学者关敬吾在这一场讨论中所做的应答是很有意思的。他认为,日本过去是否存在这样的习俗,还缺乏证据确凿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所以不能因为存在这样的传说或故事,就断定日本过去就一定有这样的习俗,传说、故事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而小说描写这样的过去,只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粮食匮乏的苦难日子与悲惨生活。

关敬吾从民俗的角度进一步做了解释,在他看来,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有关传说是怎样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首先,在过去的日本,从十五岁到六十岁算成年人,村里各种权利与义务都需要承担。到了六十岁后,就停止了这种“待遇”,转而作为村里的长老,当任村顾问,专门从事神佛的祭祀、庆典事宜,彻底地从村里的第一线“隐退”。其次,小说里曾描写阿玲为了使自己更象六十九岁的老人,硬是用石头将自己的好牙敲下来,这只是小说作者用以表现“凄惨”的一种技巧。一般情况下,老人们是这样处理自己的牙齿的:一颗扔到山里,其他的就存放在家里的佛坛里。再次,日本倒是曾经存在一种埋葬的方法与小说里的描写很相似,那就是“风葬”。所谓的“风葬”就是不埋葬死者,直接把死者放到洞窟或地上,直至风化。有的地方会把风化了的遗骸再装到特定的容器里去,有的地方就直接这样遗弃遗骸,后一种葬法也叫“遗弃葬”。[22](参看“姥弃山考”)

关敬吾这一篇写于1957年的《姥弃山考》,主要是应编辑的邀请,从民俗的角度对日本过去是否存在弃老习俗的问题做出回答。他以民俗事实为基础,指出弃老习俗与丧葬方式的联系,并意图区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虚构成分,探讨传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但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对弃老事实的否定是有失偏颇的。

我国学者刘守华就这一问题,曾在20世纪八十年代撰写过两篇文章《中国的<斗鼠记>与日本的<弃老山>》和《从“弃老”到“敬老”——评一组关于老人的习俗传说兼谈传说和故事的转化》。[28]前文指出弃老传说“是保存在口头文学中对过去社会历史的记忆,既有艺术虚构成分,也包含着实在的因素。‘自死窑’的遗址至今尚存。口头传说与实物相应证,更有力地证实了‘弃老’习俗的存在是一个不庸置疑的事实。”[28](第65页)后文则用较多历史文献说明世界各地曾经存在弃老的事实。[28](第70—78页)2001年,刘守华曾在武当山下的官山乡西河村实地考察过一个当地的“寄死窑”。因为当地在古代据说有一种习俗,老人满六十岁后,就要被送到这里,前三天还要送饭给老人,然后就要等老人死后再将遗体拿出来另行安葬,所以称其为“寄死窑”。[29]尽管这一系列论文并非针对日本本土的故事,但对于回答弃老事实的存在却是有说服力的。

作家从民间文学汲取题材进行创作的现象,古今中外均不鲜见。而从民俗的角度解读作家文学,却较少见于传统的文学解读。围绕着《楢山小调考》的讨论,可以看到民俗视角的独特性,透过文学解读文化,正是它的优势所在。

针对同一创作题材,“弃老山”故事和《楢山小调考》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体现了民间创作与作家创作的显在区别。前者以喜剧终,是“含泪的笑”;后者以悲剧终,是“含笑的泪”。前者叙事简洁,可谓“大音希声”;后者全方位地调动了人物、情节、环境、节奏与氛围,每一种因素都象敏感的神经,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直逼心灵世界。犹如小溪与大海,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对亲情的珍爱与对生命的尊重,是它们共同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