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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第一编品读胡亥(1)

《史记》说秦始皇的少子胡亥,宠幸宦者赵高,始皇死后,赵高替胡亥运动李斯,假造诏书,杀掉扶苏、蒙恬而立胡亥,这话是不足信的。《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的全是当时的传说,并非事实,秦汉间的史实,如此者甚多。

——吕思勉《中国通史》

无论是扶苏还是胡亥,都不能拯救秦王朝的即将灭亡的命运。这种谁都无法拯救秦王朝的无差别现象,就是因为秦王朝推行的政策,造成了当时最高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处于一种相背离的博弈状态,统治者想要控制人民,人民想要摆脱控制,二者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这个博弈对局就只能以一方的失败而告终了。

——韩唐《博弈生存:中国历史现象的博弈论解读》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划地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

——柏杨

在陕西省西安市的曲江池南岸,大雁塔东南,有一座古墓,呈半圆形,封土卑低,与它东南面的西汉宣帝刘询的陵墓——杜陵和宣帝许后的少陵那种高耸的封土相比,倍显荒凉。这座墓一直都没有正式的墓碑,一直到清朝乾隆四十一年陕西巡抚华沅才命人立了一块碑,碑的正面用隶书书写了“秦二世皇帝陵”几个大字,碑后是阴刻《夜役说》,为生员周新命于嘉庆十年所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末代皇帝胡亥的墓。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尽被这荒草萋萋的古墓默默述说着。他的墓有如他的生平,充满了屈辱和悲凉。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说胡亥统治下的秦朝“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这样的皇帝,自然是个暴君,而且他还亲信“奸伪”赵高,残害朝中重臣和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的皇帝,自然是个昏君。奇怪的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却最宠爱自己这个小儿子胡亥。有人认为秦始皇为人残暴,胡亥深得其精髓,两父子自然是臭味相投,但是秦始皇为何又不将自己的皇位传给胡亥呢?

1.落日帝国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大秦的亡国是有先兆的。秦始皇嬴政在位时曾派人去寻找让自己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哪知道灵丹妙药没有找到,却找到了一部天书,上书五个大字“亡秦者胡也”,嬴政大惊失色,他以为这“胡”指的是北方的胡人,于是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人,取得了河南地。但是知道秦亡于二世胡亥之手的人都明白这“胡”是指胡亥。不过,光凭胡亥这个小屁孩就能颠倒大秦吗?

胡亥的父亲秦始皇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帝国,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承袭。但是很可惜的是秦朝从公元前221年持续到公元前207年,始于始皇帝嬴政,终于秦二世胡亥,共2帝,也不过才短短15年。秦始皇在位时曾派人去寻找让自己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谁知道灵丹妙药没找到,却有人找到了一部天书,上书“亡秦者胡也”五个大字。一道天书,吹响了秦亡的号角,也勘破了亡秦的秘密,不过,“亡秦者胡也”的这个“胡”究竟指的是谁呢?真的是秦二世胡亥吗?当时秦始皇以为这“胡”指的是北方的胡人,于是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人,取得了河南地,但是可惜秦始皇会错了意,这里的“胡”不是指北方的胡人,而是指他的儿子胡亥。不过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把大秦帝国亡国之因全部归于胡亥,实在是不太公平。韩唐在《博弈生存:中国历史现象的博弈论解读》中谈道:“无论是扶苏还是胡亥,都不能拯救秦王朝的即将灭亡的命运。这种谁都无法拯救秦王朝的无差别现象,就是因为秦王朝推行的政策,造成了当时最高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处于一种相背离的博弈状态,统治者想要控制人民,人民想要摆脱控制,二者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这个博弈对局就只能以一方的失败而告终了。”秦始皇究竟施行了怎样的政策,让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处于一种相背离的博弈状态呢?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后,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体制,一个管辖全国的由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帝国的整个官僚体制可谓相当严谨。为了维护这种体制,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而是加重处罚。《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但是事与愿违,这些官吏如同秦始皇一样迷恋刑法,滥用权力,鱼肉百姓,“刑人不能极”。秦朝的灭亡,直接源于官吏的不得人心。学者黄仁宇认为秦始皇开创的这套政治体系是一种“早熟”,这种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秦朝官吏因为受到了过于严苛的统治,怨气横生,却不能发泄在皇帝头上,所以就将这股怨气发泄到了百姓头上,而且当时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所以秦朝官吏执法十分粗暴。他们用对待军中士兵一般的严厉来对待刚刚从战乱中回过神来的百姓。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粗暴无情。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将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正因为这样,在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百姓仍然不肯原谅他们。一如史学家柏杨揭示的那样:“帝国的领导人,上至嬴政大帝,下至包括宰相李斯在内的高级官员,都精力充沛,具有活泼的想像力。……做出几乎比此后两千年大多数帝王所做的总和还要多的事。”他们设立了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后,开始建构一个强大的、宏大而辉煌的秦帝国。秦始皇不顾战乱之后的民生凋敝,大兴土木:修阿房宫、骊山墓、修驰道……

《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陵中葬有数量巨大的珍奇宝物,并用水银制成百川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让墓中永久保持光明。面对如此奢靡情景,盛行厚葬之风的汉代贵族也不禁感慨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在这个“盛”字中,不知消融了多少民脂民膏。另外,秦始皇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为了扩展巩固自己的疆土,他四处征讨:打匈奴、筑长城、打越族、戍五岭,等等,使用的人力物力大大超过了当时社会经济所能负担的极限。据有史可查,秦始皇使用的人力:30万人攻打匈奴,50万人攻打南越、戍守五岭,70万人建筑阿房宫、骊山陵。以上几项合计150万人,当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除去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全国青壮年男劳力仅三四百万人。无休止地征役,使“丁男被甲、丁女转输”(《汉书·刑法志》),不仅男子要当兵连妇女也被征调去运输粮饷。为了应付因为大兴土木和四处征讨而需要的大量物力人力,秦始皇征收很多的赋税,增加繁重的徭役。比如秦朝的赋税是统一前的20倍。《汉书·食货志》中说:“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要把全年收获的2/3交给政府,“收泰半之赋”。这么重的赋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人民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猪)之食”。秦朝人民负担最重的是徭役和兵役。秦政府规定: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一个月,一生要在本郡服兵役一年,到京城或边疆戍守一年。这是基本的。而为了处罚不服管的百姓,秦朝又设置了严酷的刑法。秦法残暴酷烈,刑罚种类极为繁多。据《中国法制讲义》记载,秦法可简单归纳为笞刑、徒刑、流放刑、肉刑、死刑、羞辱刑、经济刑、株连刑八大类,这八大类又分为无数小类。比如死刑下面又分为十大小类,包括:

(1)弃市,即所谓杀之于市,与众弃之;(2)戮,即先对犯人使用痛苦难堪的羞辱刑,然后斩杀;(3)磔,即裂其肢体而杀之;(4)腰斩;(5)车裂;(6)坑,即活埋;(7)定杀,即将患疾疫的罪人抛入水中或生埋处死;(8)枭首,即处死后悬其首级于木上;(9)族刑,通常称为夷三族或灭三族;(10)具五刑,即《汉书·刑法志》所说:“当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落其骨肉于市。其诽谤署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而且,秦法中的“族诛”和“连坐”扩大了犯罪人的范围。一人犯死罪,亲族都要处死,叫“族诛”,一家犯法,邻里都要受牵连,叫“连坐”。这样一来牵连了更多的人犯法,同时“贪暴之吏,刑戮妄加”,任意加人刑罚,秦朝百姓一不小心就会触犯刑律。老子《道德经》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一个社会法令越多,犯法的人就会越多。因此导致秦朝烙上了苛政的罪名。“主要的一点是,法治和政治修明不可分,一旦政府官员颟顸腐败,法律反而成为毒素,成为迫害善良守法人民的一种残酷工具,结果形成暴政,官逼民反。”(柏杨语)在严苛的统治之下,秦王朝“奸邪并生,褐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这时候,一些潜藏的势力开始蠢蠢欲动,意图推翻秦朝,这是些什么样的势力呢?费正清总结秦灭亡时说:“秦二世的残暴不说,原先六国的贵族仍然忠于各国的王室,而精英知识分子也对其禁锢诸子学说的政策十分不满,平民百姓更是不堪远征和大兴土木的沉重负担。”那些忠于各国王室的贵族便是一股股未曾被秦始皇所压服的势力,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愤懑,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反抗的意识,随时等候着灭秦的时机。众所周知,秦王朝的建立是以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为前提的。这六国就如“七巧板”一般被嬴政拼凑在一块儿,并不是一个融合的整体,六国后裔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比如张良,韩国公子,曾经“棰秦搏浪沙”;高渐离,荆轲的好友,也曾经用灌铅的筑砸过嬴政。嬴政的统治在一开始就不稳固,尤其是六国之中实力最强的楚国虽被强秦吞并,但是却没有被消化掉,它时刻等待着复兴的时机。当时的战国七雄中,楚国是与秦国争霸天下的一大对手,楚地幅员辽阔,早就有“问鼎”的野心。只是后来秦国采取了“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派了张仪去分化齐楚之间的关系。张仪对楚怀王说,大王如能闭关绝齐,秦愿以商于(今河南淅川县西南)之地600里相赠,并将美丽的秦妇嫁与您为妻。这样,秦楚就是兄弟之国,以后永远都不会起干戈。齐国一直以来飞扬跋扈,现在贵国与我秦国交好,齐国国势自然比不得你我二国,齐国国君自然也会对大王恭恭敬敬的。楚王正急于扩大地盘,现在有这样的好机会送上门来,自然是心花怒放,于是立马跟当时经济实力最强的齐国绝交,然后去秦国要地,谁知张仪恬不知耻地说,是你听错了,我说的是6里,哪里说600里了。楚怀王很生气,要和秦国打仗。秦国求和,怀王咬牙切齿地说,我杀了张仪就出气了。结果张仪到了楚国,又用一阵花言巧语,骗楚国把他放了回去。后来,秦国要和怀王在武关会盟,怀王不想去,公子子兰建议去,结果怀王被秦囚禁,客死他乡。楚人一直认为秦国灭了楚国不是因为秦国的实力比楚国强,而是因为自己太老实所以被秦国一骗再骗。如果再有机会,楚国一定不会亡国。因为不服气,楚人对秦国始终是不满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这种念头的体现。而且,楚国一直在文化上不认同秦国。楚人重鬼,多淫祀,多隐逸,多玄想,这点和“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拘谨周人很不相同,同时也和实用功利的法家思想格格不入,所以秦的专制体制与楚国民的接受心态不能融合。另外楚人重武,其剽疾之风,世有定论,屈原的《国殇》曾大力描写了楚人战斗的英勇和惨烈。楚人为了复国,真可谓赴汤蹈火,宁死不辞的。战国七雄之中,除了楚国外,其余的诸侯国都是周直接分封的。所以,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际上,这些诸侯国都是以维护周的中原正统文化为己任。秦虽然被山东诸国瞧不起,但是对于中原文明是“虽不能得,心向往之”,一直在努力向中原文明靠拢。只有楚国因为同中原文明不属同一个文化体系,对周文明并不认同。其他几国都同属于黄河流域文明文化体系,而楚国是长江流域文明的代表。楚国率先称王,因为把南巡的周王淹死的原因,被其他的国家称为蛮夷,是每次“尊王攘夷”的对象。秦的统一,自然是代表着中原文明的胜利,其他五国虽然国破,但是文化没亡。而作为被中原文明排斥和歧视的文明,楚在秦统一后一直没有文化方面的认同感。可以说,楚是亡国亡得最彻底的国家。秦统一后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其他五国基本上是沿用周的嫡长子分封制,与秦的郡县制差距不太远。但是楚在地方上基本是部落酋长联盟,中央是以楚王为中心的屈、昭、熊、景几大贵族的联盟,与秦体制差距很远。这种体制如果和中原的政治体制相比对的话,应该相当于在夏商时期,要一下过渡到郡县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所以楚人一直反感秦的政治制度。另外,楚的残存实力比较强。上面已经说过,在地方上,楚国是部落酋长联盟。楚国土辽阔,亡国后,边缘部落只要改易旗帜,归顺秦国,中心实力上就不会受到太大触碰。同时因为楚的长时期统治,楚国贵族和地方部落有很好的关系,很多楚的王公大将都能隐匿在民间,比如义帝熊心、项梁等人。而当时的秦军也没有力量对南方的“蛮夷”部落进行一一剿除。就以上分析来看,就一个楚国,秦国已经有点吃不消了,更何况还有韩、赵、魏、燕、齐的不服势力。所以当秦帝国开始摇摇欲坠之时,墙倒众人推,所有的不服势力如同冬眠苏醒的动物,开始向千疮百孔的秦帝国张开了饕餮大口。

公元前207年,楚人项羽大破秦军,巨鹿一战,秦军被歼灭殆尽。此后不久,秦朝灭亡。不过亡秦的直接凶手却不是楚国人,而是赵国人,有时候历史喜欢给人们开开玩笑。强大的势力不一定会成为推翻一个帝国的直接原因,而一个小小的人物却改变了历史的轨道,那么,这个改变了历史轨道的小人物究竟是谁呢?这个小人物跟秦始皇最宠爱的小儿子胡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手策划了篡位的阴谋,将本来与皇位无缘的胡亥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他一手调教了一个残暴的胡亥,他一手将大秦帝国直接推到了坠落的深渊。这个小人物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宦臣——赵高。赵高这样一个小人物怎么能将强大的秦帝国推向毁灭的深渊呢?

2.祸起肘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