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补》说李煜让顾闳中将韩熙载荒纵的生活画下来是为了让韩熙载看到后知过，哪知道韩熙载看了之后，却十分安然。究其原因，是因韩熙载本是北方人，当初其父光嗣因事坐诛，韩熙载逃奔江南，投顺南唐，李煜继位后，因对北方籍官员的猜忌，屡借故毒杀不少北方籍大臣，同时韩熙载见南唐积重难返，对于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无心出力救治，便故意“为此以自污，避入相耳”。就这样李煜欲求贤臣而不可得，加之其文人习气过浓，对国家大事不喜，渐渐便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艺术、佛理之中，逃避着让人痛苦的现实。李煜的爷爷南唐烈祖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素来崇佛，这一点，影响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甚至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风。中宗李璟把有名的禅师文益请进金陵清凉寺，然后任其为国师，文益死后李璟还封他为“大法眼禅师”。而李煜在爷父的影响下，对佛教也十分沉迷。他曾在为藩王时就为了躲避自己哥哥李弘翼的猜忌而潜心佛理之中，继位后为了逃避现实，李煜对佛理更加沉迷，恰好他的妻子大周后娥皇也颇喜佛理，因此两人除了沉醉于艺术外，还互为师长，精研佛经。也正因为如此，李煜对这个知己爱入骨髓，而大周后去世之前，从病床上勉力起身沐浴更衣，点画妆容，亲自将死后入殓之时才会使用的含丹放入口中，以一种佛家的超然之态安然而逝。对佛理的爱好，让拥有单纯心灵的李煜认为弘扬佛学可以感化大众的心灵，而提倡文风能够净化人们的思想，于是他大力兴佛，提倡仁政。提倡仁政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百姓因为这个仁厚的君主而感幸运，甚至在南唐国败之后仍旧对这位国主念念不忘，但是过度的兴佛却让南唐国势更危。李煜的奉佛举措在各史书、灯录以及其他佛教典籍中均有记载，现摘录如下：唐主事佛甚谨，中书舍人全椒张泊，每见辄谈佛法，由是骤由宠。（《续资治通鉴》卷五）后主天资纯孝……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数、罢朝辄遣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颇废政事。（陆游《南唐书》卷三）乾德二卑，国主延入居长庆，次清凉，次报慈大道场，罢霄膏觉海大导师，礼待异平他等。（《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屠，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卷六十二，《续资治通鉴》卷五同）（后主）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遭为僧。都城至万僧。……（陆游《南唐书》卷十八、马令《南唐书》卷三十六）国主为郑王时，受心法于法眼之室。暨法眼入灭，复尝问师（泰钦法禅师）曰：“先师有什么不了底公案？”师曰：“见分口次。”李主建报慈院，命师（法眼）门人去觉行言导师开法。（《五灯会远》卷十）
唐主笃信浮屠，出禁中金钱募人为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七十一）
李煜在境内大修佛寺，并大量赐土地给寺院，利用国库银钱供养包括日本、朝鲜等国来的上万名僧人，甚至出钱募民为僧，简直是荒唐至极。《十国春秋》至此叹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过。”可谓至语。歙州进士汪涣，鉴于李煜佞佛，僧尼惑众，民心涣散，国事昏暗，仗义执言，冒死上《谏事佛书》云：昔梁武事佛，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屈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李煜看到这样的奏章怎能不心生恼怒，但是在此之前他已将两名犯颜直谏的大臣，一人流放、一人罢官了，慑于朝野的舆论，李煜非但没敢治罪汪涣，反而将他提为校书郎。可是，李煜佞佛并没因此收敛。就在南唐国内诵佛念经的氛围之中，李煜的弟弟韩王李从善奉李煜令入宋朝贡，却被赵匡胤留在了宋朝，李煜上表请求赵匡胤让李从善还国，不许，自此李煜怏怏不乐，罢免了国中所有的宴会，并登高赋文道：“原有鸰兮相从飞，嗟嗟季兮不来归”，经常蹙眉为国势而忧。但是文人的柔弱气质让李煜不可能采取激烈的法子来对抗赵宋。曾有南唐商人暗中请求李煜同意“往江陵窃烧皇朝战舰”，但李煜害怕事情泄漏而没有采用；南唐大将林仁肇上言：“假臣兵数万，出寿春，渡肥、淮，据正阳”，可以收复江北全境。李煜又害怕会得罪北宋，拿出烈祖李“保境安民”之令，曰：“无妄言，宗社斩矣。”林仁肇是五代福州人，体魄雄健，膂力超群，骁勇善射，对南唐忠心耿耿，被美誉为“林虎子”。赵匡胤素来忌惮林仁肇的威名。为了除掉林仁肇，一统江南，赵匡胤经精心策划，制定了一个反间计。赵匡胤先派人窃得林仁肇的画像，悬挂在宫中别殿，然后故意邀请被留在宋任泰宁军节度使的李从善陪同他到此殿观览。李从善见了林仁肇的画像大惊，赵匡胤便说“仁肇愿归顺我朝，先寄画像为信物”，然后向北指着一座空宅说：“将以此宅赐予林仁肇，以酬其归宋。”李从善信以为真，冒死将此话传回金陵。李煜果然中计，竟用鸩酒毒死林仁肇。林仁肇死后，将士离心，南唐国势愈来愈弱，日薄西山，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南唐诸臣看到此情景，心急如焚，纷纷进谏。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大臣潘佑。潘佑在短期之内，连上七道奏疏针砭时弊，指责李煜“力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如日将暮”，甚至还说他“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性险，好攻人短”的张洎煽风点火，诬陷潘佑大逆不道，将李煜同昏庸无道的亡国之君夏桀、商纣和东吴孙皓相提并论，并捏造潘佑怀有异心，图谋另事新主等罪名，终于激怒了李煜。当时执掌司农职务的卫尉卿李平本来是嵩山道士，在信仰上与扬佛抑道的李煜背道而驰。喜爱老庄之学的潘佑，与李平同声同气，结为了莫逆之交。李平出山，系潘佑力荐。李平治农好古，刚接任“司农”之职，便就按《周礼》复井田之制，造民籍，造牛籍，要求豪强巨室退还兼并贫户的农田并补交巨额税款，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些人为确保私利，不惜制造骇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丧心病狂地诬陷李平，一心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李煜听信了谣言，便认为潘佑桀骜不驯，危言上疏，是李平煽动蛊惑，命大理寺先拿李平开刀，迅速逮捕了李平。不久，又要逮捕潘佑，但潘佑听说李平在狱中上吊自杀后，也追随好友自杀了。
6.牵机殒命
“江南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赵匡胤的一句话打破了李煜妄图苟安一隅的美梦。南唐最终还是在宋强大的攻势下灭亡了。“国家不幸诗家幸”，南唐的灭亡虽然是作为南唐君主的李煜的不幸，却是作为一个词人的大幸，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词帝在南唐亡国的那一刹那诞生了。说不尽“四十年来国家，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歌舞声，叹不尽“几曾识干戈”而归为臣虏的不幸，从此“沈腰潘鬓消磨”。
亡国的号角声已经吹响，赵匡胤也加快了吞并南唐的步伐。李煜本想保住东南一隅以自立，为此，他不仅时常向宋进贡，还于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上表请去南唐国号，印文改为江南国，自称江南国主。他的这一举动真可谓是“子承父业”，在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时，中宗李璟就曾“下令去帝号，称国主”，而李煜不仅是跟随了父亲的步伐向宋称臣，而且将臣礼贯彻到底。在他去国号的第二年，便又“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为左右内侍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降封韩王从善为南楚国公，邓王从益为江国公，吉王从谦为鄂国公。其余官号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鸱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