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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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圣人治国,审一而已

《说文·一部》:“一,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两汉各派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中,大多都十分重视“一”的意义。

《老子》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天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通于一而万事毕。”又《知北遊》:“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管子·幼官》:“必明其一。”《列子·天瑞》:“一者,形变之始也。”《淮南子·原道》:“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

可能还是董仲舒较为明确地阐述了这种政治观的内涵: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圣德而皆徕臣,诸物之福,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这种“一元”政治观,所谋求的,已经不仅仅是地域行政权的“一统”,而是要实现包括思想、学术在内的整个文化体系的“一元”化,人君“正心”,然后“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让全民的思想统一到一个人的思想上来,从而导致“天地之间”“大丰美”,“四海之内”“皆徕臣”,最终实现最理想的“王道”。

其实,这种政治思想在“大一统”政治的规划和建设时期已经初步产生。

《荀子·王制》中说:“‘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荀子主张“以一行万”,“一”的原则应当贯彻到一切政治行为与政治秩序中,“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如此,则可以实现“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理想的政治局面。

《商君书·赏刑》:“圣人治国也,审一而已矣。”治国之要术,在于真正贯彻“一”的原则。“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

《韩非子》中也提出“圣人执一以静”,“用一之道”,“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的主张。并且认为:

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其所以立异也。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

种种强调“一”的政治论说,其实最终均服务于君主的专权。

《吕氏春秋》有《执一》篇,其中写道:

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专)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

要求得“正”,求得“治”,必须“执一”而“专之”。同书又有《不二》篇,同样强调“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认为:“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谁能够保证政治的一律,使民众尽为所用,谁就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圣人”。

为大一统的****政治规定“一”这种基本原则的论述,多出自法家著作中。董仲舒在他的儒学改造工程中吸取了这一因素,将其与对《公羊传》“春王正月”语的神学解释相糅合,使儒学政治原理适应了高度集权的****主义政治体制的需要。

这种政治原则在实践中的推行,使得政治权力表现出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空前强大的影响力,它瓦解了古老的家族关系,消除着传统的地方主义观念,它创造了诸如长城、驰道、大规模灌溉系统、徭役组织制度以及大军团远征等历史奇迹,在它的旗帜下,中央帝国的政治影响不断向周边拓展,区域文化的封闭与隔绝日益成为不可能。

由于“大一统”事业的重重阻力,其推行者不得不通过军事集权的方式谋求成功,于是,“一元”政治观成为他们习用的法宝。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肯定秦始皇实现统一后建立的****主义秩序:“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他认为,“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建议烧诗书,禁以古非今,以保证舆论一律。侯生与卢生相与谋时,也说到当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赵高也曾经对秦二世说,“先帝临制天下”,“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

法家学派的思想家们在最初勾画其理想政治的蓝图时,曾经认为“一”的基础应当是“法”。《韩非子·五蠹》说:“法莫如一。”《吕氏春秋·不二》说:“同法令所以一心也。”然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常常导致以“一人之心”控驭“千万人之心”,即完全以帝王意志实行思想统一的情形。即使按照某些人的说法,秦王朝的统治不过是法家政治思想的一次失败的社会实验,但仍然不能否认中国古代两千年历史所提供的经验——“大一统”体制加上一元化集权形式,常常会导向最严酷的黑暗政治。

“一元”政治观影响最为久远的原则,是对思想统一的追求。《韩非子·显学》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皆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杂反之行,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以为兼听异学,必然导致混乱。《吕氏春秋·不二》也说:“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这是因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等等,各持一见,如果兼听并行,必然导致危乱,所以治国者不得二其说而必同其法也,这就是所谓“不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这种文化****主义在舆论控制、政令宣传、社会教化、教育管理、文字监禁、艺术统制等各个方面有更突出的体现。人们似乎还感觉到,愈是有效地实践“大一统”政治原则的王朝,对于这种“一元”与“不二”的政策的贯彻也往往愈为彻底。

但是,人们如果打破对“一元”政治必然合理的迷信,从历史的总趋势观察,就可以发现,强令思想绝对一致,强令舆论绝对一律,并且必须统一到“王者”的“一元”那里,毫无疑问是弊政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