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我国春秋时期的吴国，吴王阖闾为了与楚国争霸，广招人才，任用贤能。当时楚国有个叫伍子胥的人，因为他的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他一心要为父兄报仇，便投奔吴国。阖闾看到伍子胥是个能文善武、有勇有谋的人，便以礼相待，加以重用，和他一起共谋国政。
公元前514年的一天，阖闾召见伍子胥，向他请教富国强兵之策。伍子胥想了一下，说道：“蒙大王器重，恕我直言。吴国地处东面，三面受敌，又有江海之患，一旦强敌入侵，于吴国十分不利。”
阖闾焦急地问：“那怎么做才好呢？”
伍子胥说“现在的吴国都城城池过小，我步量过，周围仅三百零三步。强敌一旦入侵，岂能抵御？只有兴建一座大城，驻兵屯粮，方能永葆千秋大业！”
阖闾听了，连连点头称是，便命伍子胥监造大城，即后来的苏州城。
那时候，要造一座大城很不容易。伍子胥请来了不少识天文地理的人，看好了地形，选定了城址，巧妙利用山水形制，用了3年时间，才圈了40多里地，又召募了成千上万民工，选定了吉日。
就在伍子胥一切准备停当，刚刚破土动工时，老天突然刮起狂风，下起暴雨。一连几天，天昏地暗，水流如注，满地都是积水。
原来，伍子胥建城选址时，挑选的是一块龙穴宝地，刚破土动工就惊动了海龙王。海龙王派出了一条能兴水为害、作恶造孽的孽龙来发大水，要叫这座城造不起来。
这天，伍子胥正在发愁，忽见造城的监官，浑身像个落汤鸡，跑来报告：“禀报大人，大事不好，有八个地方的城基，被水冲开了口子；城里的古井，也日夜不停地冒水，民工和百姓都忙着逃命啦！”
伍子胥跑出来一看，只见天空乌云翻滚，一条孽龙在云中忽隐忽现，巨大的口中不停地喷出水来。伍子胥双目怒张，须发竖起，抽出身上的宝剑，震天动地大喝一声：“我从来不信邪！”然后就和孽龙展开了恶斗。
伍子胥凭着一身好本领，终于用宝剑刺中了孽龙的眼睛。孽龙翻滚了几下，从天上掉到地上，昏死了过去。伍子胥怕它醒来还要作孽，就随手把它斩成几段，从此，这条孽龙就卧在城中再也爬不起来了。
伍子胥斩了孽龙后，命民工造了8个陆城门，象征天上的“八风”，又造了8个水城门，象征地上的“八卦”。城外有护城河，内有护城壕。城墙是用泥夯实的，坚固无比。
伍子胥还命人在西城门外挖了一条大河，直通太湖；还开凿了运粮的“百尺渎”，由新都城通往古钱塘江北岸。从此，这块龙穴宝地被镇住了，苏州再也没有水患了。
据说吴国的新都城周围有47里加上210步又2尺，城外廓有68里加上60步。在当时的长江流域，吴国新都城是数一数二的。
阖闾见新都如此巨大、坚固，心中十分高兴，就给它取名为“阖闾大城”。从此以后，吴国逐渐强大起来。
伍子胥在建城时了解土质和水情，观天象和看风水，古籍中将其称之为“相土尝水，法天象地”。说明当时的人已经意识到建造城市的环境影响因素，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天人合一”思想。
其实，在我国建筑史上，这种“相土尝水，法天象地”的活动由来已久。夏商周三代以来流传有序的礼制建筑是辟雍、明堂，而它们的得名其实就与“相土尝水，法天象地”的建筑思想有关。
辟雍，亦作“璧雍”等，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当时这样的大学有5所，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为最尊，故统称之。
关于西周大学的称谓，《周礼·春官》谓当时的大学为“成均”，《礼记》中又有辟雍、上庠、东序亦名东胶、瞽宗4个说法，它们与成均合计为5所大学。
辟雍址选与“相土尝水，法天象地”的建筑思想密切相关。其校址选在一个其四周有环水围绕着的岛上，大门外建有便桥，可直通校内，使得闲杂人等不易接近，这就形成了一个雅静而庄重的学习场所。人们就把这环水称之为“雍”，意为圆满无缺。也有的说这圆形水沟里的水，是引雍水而注之，故而称为雍。环水的雍与如“璧园”的圆岛就合称为辟雍。毋庸置疑，辟雍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学景观。
明堂，是古代帝王所建的最隆重的建筑物，用作朝会诸侯、发布政令、秋季大享祭天，并配祀祖宗。西周明堂制度以明堂为核心，形成一个********的政治体制和宗教、宗法、政治、伦理、教育一体化的意识形态。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中说：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像八风，四闼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这段话描述了明堂的形制及其寓意，表现了周人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意愿。
周天子在明堂有祭祀上天的活动，拜祭是人与“上天”精神上的沟通，这些活动都体现“天人合一”的内涵。同时，明堂作为最隆重的建筑物，实现了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事实上，明堂所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易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一定范围内，它已经被视为《易经》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它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也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生价值的学说。
自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相土尝水，法天象地”与礼乐教化相糅合，成为了我国古代建筑活动长期遵循的最重要的建筑设计法则，城市建筑尤其如此。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建造吴国大城时，就曾在事先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先秦时期的楚国是在我国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楚国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天人关系，楚人的哲学世界观是个体本位的“天人合一”。这种世界观在建筑上表现的“干阑文化”，是我国古代南方建筑文化的主体。
“干阑文化”是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向来注重与自然的高度协同，尊重自然，体现“天人合一”的境界。楚建筑始终是“天人合一”与“礼法、宗法制度”的联合体现。
楚国建筑成就集中反映在楚都郢城的城市建设上。郢城选址合理，其遗址位于荆州古城东北3千米处，城顺丘陵地势而建，北有纪山，西有八岭山，东北与雨台山相邻，东临诸湖，气候宜人，既无水患可虑，又可引水入城。
郢城的布局思想已趋成熟。城东至城西长4450米，城南至城北阔3588米，城墙的周长15506米，共有7座城门，城内有4条古河道。宫城已独立分区，并有较完善的防御设施，外有护城河，内有城垣和瞭望台。严谨规整，气势雄伟。反映了楚国建筑所遵循的“相土尝水，法天象地”的建筑设计法则。
郢城宫殿建筑的台榭特点已经形成，台峻高，榭空灵，著名的章华台即筑建于此时。郢都的建筑材料以土、木、石为主，并开始使用铜制构件。
在建筑风格上，郢城建筑的屋顶、木构件、飞檐等人性化设计，机智而巧妙的组合所显示的结构美和装饰美本身也体现了楚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其中的屋顶一般很大，并出现了屋坡的折线“反字”及以后的“举折”的做法。“人”字型的屋顶造型，既扩大了室内的空间感，同时有利于排水。屋顶虽然曲度不大，屋角也没有翘起，但其刚健质朴的气势较浓，则反映了楚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识。
总的说来，“天人合一”建筑观是楚国古代建筑的中心思想，是楚人的伦理观、审美观、价值观和自然观的深刻体现。楚国独有的干阑式建筑风格等，具有“人性化”设计和“法天象地”的思想，是古代楚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秦汉时期的城市建筑，是我国早期建筑中“相土尝水，法天象地”的杰出代表。对天象的模仿，构成了秦汉宫苑空前庞大的格局。
汉代人相信，天上以中宫北极星为中枢，有一个秩序严整的“王国”，即《史记·天官书》所说的“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于是，人间以东岳泰山对东之苍天，以西岳华山对西之昊天，以中岳嵩山对中之均天；同时，山川形势也与之对应。因此，汉长安城按照“体象乎天地”的原则，设计为南斗星座与北斗星座的聚合，故而称为“斗城”。
隋代建造大兴城时，隋文帝令宇文恺监建。宇文恺是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专家，他在监造大兴城时，也是“相土尝水，法天象地”。
当时的大兴城建设，关系到隋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也影响着都城多方面的发展，因此，在建筑布局上总要有一些原则与方法。从大兴城的平面布局来看，所谓“建邦设都，必稽玄象”的“法天”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更大地发挥与阐扬。
宇文恺设计的大兴城布局，宫城、皇城、外郭平行排列，以宫城象征北极星，以为天中；以皇城百官衙署象征环绕北辰的紫微垣；外郭城象征向北环拱的群星。这种规划布局，增加了皇帝君权神授思想的神秘色彩。
在设计大兴城的街数、坊数时，宇文恺也都有所依凭。大兴城中东西、南北交错的25条大街，将全城分为两市108坊。其中以朱雀大街为界将城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本应有55坊，因城东南角曲江风景区占去两坊之地，故实领53坊；西部有一市55坊。
108坊的排列恰好对应寓意108位神灵的108颗星曜；南北排列13坊，象征着一年有闰；皇城以南东西各4坊，象征着一年4个季节；皇城以南，南北9坊，象征着《周礼》一书中的“五城九逵”。宇文恺的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其实是古代都城设计遵循的普遍规律。
另外，随着当时兴城布局思想的发展，宇文恺也将这一思想引入大兴城的规划设计当中。大兴城址选在汉长安故城之南，地势敞阔平远，有东西走向的6条土岗横贯，如果从空中俯视西安大地，就能看出这种地面形状很像《易经》上“乾卦”的六爻。乾卦属阳，称九，自上而下，横贯西安地面的这六条土岗从北向南，依次称为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
从土岗的高度看，地势从南到北渐次降低，宫城所处的位置则相对较低。当时没有把宫城设置在最高处是另有原委的。
宇文恺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最为尊贵的紫微宫居于北天中央，它以北极为中枢，东、西两藩共有15颗星环抱着它。紫微宫即有皇宫的意思，皇帝贵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因此，宇文恺认为只能把皇宫布置在北边中央位置，而且北边有渭河相倚，从防卫的角度看，也比较安全。
宇文恺不仅有斟酌地势，巧布大局，又将宫城南面之门命名为“朱雀门”，将宫城内太极宫的北门命名为“玄武门”，此皆来源传统家居坐向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说。在太极宫中太极殿以北建有两仪殿，“两仪”之称谓，乃是出自《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语，其“万物化生”的寓意显而易见。大兴城在唐代时改名为长安城，也是唐代的都城。
“法天象地”思想在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建设中也有鲜明体现。明清时期北京城就是按照天上的星相来建造的，紫禁城正对着紫微星，把古代建筑“天人合一”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明清时期北京城设有9个门。东方代表春，是少阳，所以日坛和朝阳门在城东；西方代表秋，是少阴，所以月坛和阜成门在城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城西门名阜成，指秋季丰收；左文右武，所以左有崇文门，右有宣武门。
天上紫微垣是上帝的居处，地上建紫禁城与之对应，是人主的居处。地支中，子在北，午在南，所以故宫南门叫午门；天为阳，南方为阳，所以故宫南有天安门、正阳门，天坛在城南；地为阴，北方为阴，所以故宫北有地安门，地坛在城北。
东方神为青龙，西方神为白虎，南方神为朱雀，北方神为玄武，所以故宫北门名玄武门。后来为回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名讳，改名神武门。
天上有太微、紫微、天帝三垣，因此故宫前朝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紫微垣十五星，故宫后寝中央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左右是东西六宫，总计15宫。皇帝是天子，承担着辅佐天地、领导人民的使命，因此，后三宫命名为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
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也是根据“法天象地”的原则设计的。其中的天坛成为代表我国“天人合一”宇宙观最伟大的建筑。
北京天坛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在我国，祭天仪式起源于周代，自汉代以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对此极为重视。明永乐以后，每年冬至、正月上辛日和孟夏，帝王们都要来天坛举行祭天和祈谷的仪式。如果遇上少雨的年份，还会在圜丘坛进行祈雨。在祭祀前，通常需要斋戒。祭祀时，除了献上供品，皇帝也要率领文武百官朝拜祷告，以祈求上苍的垂怜施恩。
天坛建筑的主要设计思想就是要突出天空的辽阔高远，以表现“天”的至高无上。在布局方面，内坛位于外坛的南北中轴线以东，而圜丘坛和祈年坛又位于内坛中轴线的东面，这些都是为了增加西侧的空旷程度，使人们从西边的正门进入天坛后，就能获得开阔的视野，以感受到上天的伟大和自身的渺小。就单体建筑来说，祈年殿使用了圆形攒尖顶，它外部的台基和屋檐层层收缩上举，也体现出一种与天接近的感觉。
天坛还处处展示着我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寓意、象征的表现手法。北圆南方的坛墙和圆形建筑搭配方形外墙的设计，都寓意着传统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主要建筑上广泛地使用蓝色琉璃瓦，以及圜丘坛重视“阳数”、祈年殿按天象列柱等设计，也是这种表现手法的具体体现。
总之，“天人合一”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城市建筑中，体现了自然环境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和谐统一，显示出古人超凡的智慧。
[旁注]
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伍子胥是吴王阖闾重臣，是姑苏城即今苏州城的营造者，至今苏州有胥门。吴国倚重伍子胥等人之谋，西破强楚、北败徐、鲁、齐，成为诸侯一霸。
八风 八方之风，在《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解字》、《左传·隐公五年》等古籍中都有记载。另一说即为八种季候风，在《易纬通卦验》记载有：“八节之风谓之八风。立春条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
九州“中国”的别称之一。古代中国人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区域，即所谓的“九州”。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分别是：徐州、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禹贡》是战国后期学者所作。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统一后的中国的规划，是一种政治理想。
干阑 古籍中又作“干栏”、“杆栏”、“阁阑”、“高栏”、“葛栏”、“麻栏”等。干阑式建筑多用于我国南方多雨地区，一般采用底层架空，它具有通风、防潮、防兽等优点，对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的我国西南部亚热带地区非常适用。古代干阑式建筑的代表是先秦时的楚国建筑，被誉为“干阑文化”。
宇文恺（555年～612年），字安乐，朔方夏州人，后徙居长安。我国隋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专家。出身于武将功臣世家，自幼博览群书，精熟历代典章制度和多种工艺技能。官至工部尚书。曾经建成大型城市大兴城，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有重要贡献。
乾卦《易经》学说专用名词，是易经六十四卦的第一卦，上上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卦辞曰“元亨利贞”。乾卦讲的是一个事物从发生到繁荣的过程，即春生、夏长，与坤卦相反，坤卦讲秋收冬藏的过程。
紫微星 又称北极星。如果把天比作一个漏斗，那紫微星则是这个漏斗的顶尖。我们把这种象“被群星围绕的紫微星”的人称作紫微下凡的命。古来的研究者都把紫微星当成“帝星”，所以命宫主星是紫微的人就是帝王之相，故有“斗数之主”的称号。
上辛日 指农历每月的第一个辛日。古代以甲子计日，每十日必有一个辛日。其中每年正月上辛日，为帝王祈求丰年之日。若遇特殊情况，如国家有丧事等，则由皇帝降旨，可予改期，于正月的次辛日或下辛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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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阖闾去世后，他的儿子夫差继位。夫差任用奸臣，朝纲不振，伍子胥几次进谏，他都不听，甚至逼他自尽。伍子胥气得浑身颤抖，悲愤地说“我死后，把我的头颅挂在城门口，我要亲眼看看越军是怎样打进城来的，否则，我死也不瞑目！”据说，伍子胥自刎后，他的头颅就悬挂在西面的城门上。越王勾践果然率大军兵临城下时，伍子胥的头颅，突然胀得像车轮大，两眼发出刺人的光芒，须发怒张，威风凛凛，吓得越军不敢前进。
后人为了纪念伍子胥，便把悬挂过他人头的城门叫胥门；胥门外通向太湖的一条大河叫胥江，入湖口叫胥口；还在太湖边上造了一座胥王庙，封他为镇压湖的湖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