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像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翁，摇摇晃晃地来到了中原大地。顺着黄河滚滚东下的西风，裹挟着西部高原的寒气，接连不断地进入伊洛盆地，一股又一股地灌入洛阳城中，使城内的气温迅速下降。忙碌了大半年的平民百姓，已经开始冬闲，仿佛进行冬眠的蛇，钻进家中轻易不出门。洛阳的大街之上，行人稀少，一片空寂，偶尔有几匹往返于洛阳与巴蜀之间的追风快马，驮着送信的使者，在大街上飞驰而过，打破了这种空寂，扬起一缕烟尘，引起那些出征将士家人们的不安和恐慌……
与大街上空寂的景象恰恰相反，自从入冬以来，司马昭的府邸内外，却显得异常繁忙，文武大臣进进出出，传递书信的使者来来往往，急促的马蹄声和高昂的马鸣声不时响起，甚至连夜间也不例外。而这座府邸的主人司马昭，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召见群臣，接见信使，批复公文，往往半夜三更还无法睡觉。司马昭不去睡觉，府中所有的人谁敢先他而睡！因此，府中的无数盏明亮的灯笼常常亮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自从伐蜀之战开始以来，司马昭就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很少睡过一个安稳觉。为了此次伐蜀。他处心积虑，精心策划了一两年，最后在钟会、卫瓘等人的支持之下，他才痛下了决心，于三个月前兵发洛阳，擂响了伐蜀的战鼓。他心中十分明白：此次出兵远征的胜负成败，无论是对于魏国还是对于司马家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此战如能大获全胜，一举灭掉蜀国，魏国就可得到大片的疆土、大量的财富和大批的兵马，不仅在兵力和国力上远远超过吴国，而且还形成了对吴国的战略包围，为三国一统奠定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司马家族也将因此而大获其利，在权势与声望上均大大压倒曹氏家族，他也将因此而成为可与魏武帝曹操相提并论的人物，使司马家族取代曹氏家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此战若以失败告终，魏国就要耗费大量的财力，损折大批的兵将，使兵力和国力大为下降，近些年内便再也无力去伐蜀征吴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下去；更为可怕的是，司马家族两代人苦心经营了十余载而捞到的权势，就会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削弱，他的声誉和威望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曹氏家族的权势会趁机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那些忠于曹氏家族的文武大臣会借机兴风作浪，司马家族取代曹氏的时间将要往后推迟好多年，甚至还可能化为泡影……
正因为如此，几个月来，司马昭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他曾为钟会率军顺利地越过秦岭、占据汉中和夺取了阳安关而大为兴奋，也曾为姜维率领着驻扎在沓中的蜀军主力破网而出、退守剑门关而大为恼火；他曾为钟会之军被阻挡在大剑山下无法入蜀而焦躁万分，也曾为陇右之军冒险翻越摩天岭去奇袭江油关而捏着把汗；他曾多次从美梦中笑醒，也曾多次从噩梦中惊醒……
现在，司马昭担惊受怕的日子已经过去，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伐蜀之战的巨大胜利，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为此，魏帝曹奂不得不再次下诏，封他为相国、晋公，并加九锡。而在此之前，尽管魏帝曹奂迫于他的权势，曾数次下诏封他这些头衔，但他怕树大招风，一再加以拒绝，不肯受命。此时，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再无顾忌，便当仁不让地接受了下来。然而，这些令一般朝臣仰慕不已而又连想都不敢想的官爵，如今在他的心目中已变得不甚重要了。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他登上权势顶峰的一级台阶，是司马氏取代曹氏的一个步骤。他要依样画葫芦，从“公”到“王”，由“王”而“帝”，最后完成以晋代魏的过程。
司马昭接受了相国、晋公和九锡之后，满朝的文臣武将，或出于真心，或出于假意，或屈服于他熏天的权势，或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纷纷尽其所能，倾其所有，携带着重金厚礼，前往相国府贺喜。可是，司马昭对此却不以为然，开始还对前来贺喜的人礼节性地敷衍一番，轻描淡写地应酬几句；后来，他干脆推说身体不适，让长子司马炎代他在前厅应付，而他却躲在书房中思考着如何去封赏邓艾与钟会。
伐蜀之战虽然以胜利告终，实现了司马昭多年的夙愿，但邓艾和钟会的作为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甚至完全相反。这不能不使他在惊奇之余又觉得有些棘手：若论功劳，邓艾远高于钟会；若论私情，钟会又远近于邓艾。对此二人应如何封赏才合情古代权臣图谋篡位，辄先邀九锡。合理，才可既令邓艾与钟会心满意足，又令满朝文武心服口服，同时亦使他在心理上得以平衡……这令他颇费心思，迟迟无法作出决定。
司马昭闭门不出，在书房中面对着邓艾和钟会送来的两份军报而苦苦思索。尽管这两份军报他已经读过多遍，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尽管他已经从那两份军报中揣摸出邓艾与钟会的不同心态和意图；可是，他还是要一遍一遍地读，一次一次地，想，好似一位老僧在反复地念着已经烂熟于心的经卷，再三地咀嚼着其中的滋味和要旨……
就在司马昭为如何封赏邓艾与钟会而犹豫不决之时，王元姬在两名贴身婢女的搀扶下，来到了司马昭的书房，笑吟吟地说：“相国应善自珍重，切莫操劳过度，有伤体神。”
司马昭一见王元姬，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恍然大悟地说：“夫人来得正是时候，快快请坐，我有要事与汝相商！”
当书房中只有司马昭与王元姬二人时，王元姬瞧了瞧略显憔悴的司马昭，关心地问：“子上昨晚未回内宅安歇，不知又在为何事而烦恼？”
司马昭轻轻地叹了口气，把邓艾和钟会送来的两份军报交给了王元姬，沉闷地说：“元姬看罢，自会明白。”
王元姬先是展开了邓艾送来的军报，只见上面写道：
……用兵之道，有先加之以声威，后继之以武力者。今刘禅归命，蜀国已亡，本应凭借灭蜀之声势与军威，趁吴人震惊恐慌之良机，顺流而下，席卷江东，完成统一之大业。然而，此次挥师远征之后，军资消耗过大，将士均十分疲劳，故不宜立即顺流而下，讨伐吴国，而应从长计议，缓而图之。以艾之见，可留陇右之兵与蜀军降兵各二万人于巴蜀，煮盐冶铁，治水屯田，积蓄粮草，制作舟船，为灭吴预作准备。然后遣使赴吴，告之以利害，喻之以出路。吴人畏惧，或可归顺，江东之地，或许可不经征战而平定……为统一之大计，今宜厚待亡国之君刘禅，以招致吴国之主孙休；应优抚巴蜀之民，以消除吴人归顺之顾虑。若立即把刘禅送至京师，吴人必以为是流放，从而心怀疑惧，欲降而不敢也！艾以为，可暂让刘禅居在成都之旧宫中，待到来年秋冬之时，吴国平定之后，再将其移往他处。为显示对降者之优待，可封刘禅为扶风王，多赏其赀财，以供其使用；扶风郡内有董卓所筑之郿坞，可赐与其为官舍。刘禅诸子，可为公侯，以郡内之县为其食邑。如另辟广陵郡、城阳郡，以待吴人归降后进行封赐，则吴人必畏威怀德，望风而降也……故而，艾已承制拜刘禅为行骠骑将军，让其仍居住后宫……
王元姬细阅罢邓艾的军报，沉思良久，没有说话。随后，她又展开钟会的军报，只见上面写道：
……贼将姜维、张翼、廖化与董厥等人乘夜撤出剑门关，逃死遁走，回救成都。会辄遣兵一万，经梓潼绕其后，以绝其逃往巴东之路；遣兵一万，出绵竹邀其前，以断其回兵成都之道；遣护军胡烈、司马夏侯成领兵五万从涪城南出，直冲其腹；会与参军羊绣率兵两万，屯驻涪城，以为各路兵马之后援……贼兵人多势众，塞川填谷，首尾相继，方轨而西。我军则分兵据势，广张罗网，四面云集，断蹊绝路。群寇见走投无路，知命穷数尽，乃释甲投戈，自缚而降，印绶无数，资器山积。蜀军将士尽皆归顺，巴蜀之地隐患已除……有征无战，兵不血刃，帝王之盛业也；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用兵之令典也。宰辅英明，齐轨周公，安邦治国，仁育群生。会奉命广布恩泽，导扬王化，训之德礼以移其风，示之轨仪以易其俗，巴蜀百姓欢欣，蜀军将士诚服……
王元姬读罢两份军报，思忖了片刻，若有所思地问：“子上莫非在为如何封赐邓艾与钟会而烦恼乎？”
“正是。”司马昭毫不隐瞒地说，“邓艾功勋卓著，理应重加封赐。然其军报言词不恭，且未经允准，自专辄行，令我深为不安。若对其封赐过重，只怕助长其骄横之气，尾大难调，后患无穷；若对其封赐稍轻，一怕其心中不满而暗怀怨恨，二怕群臣不服而产生非议……钟会之功虽难比邓艾，但其乃伐蜀之主将，如今又手握重兵，雄踞巴蜀，其势力远大于邓艾，对其封赐若低于邓艾，只恐其心怀疑虑，生出事端；对其封赐若高于邓艾，又怕其自高自大，拥兵自重……我左思右想，难以作出决断，故而心中烦恼。”
“子上不必烦恼。我有一法，可解子上之忧。”王元姬微颦着柳眉说，“子上何不让其二人平分秋色，使其既难分高下，又互为牵制？”
“若能够如此，自然是两全其美。”司马昭眼巴巴地瞅着王元姬，急迫地说，“元姬有何妙法，请速道来。”
王元姬沉静地说：“邓艾虽有灭蜀之功，然其未能把姜维绊于沓中，乃其过也；钟会没能灭蜀是其过，然其收降了姜维及蜀军主力，乃其功也。邓艾占据了成都乃其利，兵将不多乃其弊；钟会手握重兵是其利，未能占据成都是其弊。既然他们二人各有其功过，又各有其利弊，子上只宜让他们二人平起平坐，而不可有所偏重。以我之见，子上可封邓艾为太尉，封钟会为司徒。待巴蜀安定以后，子上再分别把邓艾与钟会召回洛阳，削去其兵权，而令卫瓘暂时留守成都。”
“元姬言之有理！”司马昭点头称是，依然愁眉不展地说，“只是邓艾居功自傲，在成都独断专行，擅自进行封赏，仍令我放心不下。”
“邓艾一向耿直，不善逢迎，子上不必在意。”王元姬劝解着司马昭，“以我之见，邓艾军报之中言词虽有些不太恭敬，然其所言之事倒是颇有道理。子上不妨一试，或许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司马昭沉默了片刻，有点无可奈何地说：“好罢，就依元姬之言行事。”
司马昭按照王元姬的建议，以魏帝曹奂的名义，分别封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诏书虽然是发出去了，但司马昭心里仍还觉得有些不太踏实，依然惴惴不安。他再次取过邓艾和钟会的军报，一字一句地分析着，仔细地寻找着令他生疑的蛛丝马迹。
就在司马昭紧皱着双眉，在邓艾和钟会的军报中苦苦搜寻之时，一名家丁进来禀报：“雍州刺史诸葛绪已被押解至京，现正在府门外等候相国处置。”
司马昭心中正烦着，不愿有人前来打扰他，就不悦地白了家丁一眼，瓮声瓮气地说：“先把诸葛绪押进监牢，待我有空闲时再去处置。”
“但是……”家丁偷觑了司马昭一眼，胆怯地说，“诸葛绪再三哀求，非要见上相国一面，说是有紧要之事，必须面禀相国。”
司马昭有些奇怪地打量着家丁，疑惑地说：“卫瓘来书言：雍州之军覆没后，诸葛绪连惊带吓，已经变为疯癫之人……”
“据小人观察，诸葛绪神志清醒，口齿清晰，根本不像是个疯癫之人。”家丁向前走了两步，压低声音说，“诸葛绪会不会是故意装疯？”
“故意装疯？”司马昭不由一怔，沉吟有顷，改变了主意，“那就把他带来吧，看他有何话要说。”
“是！”家丁转身走出司马昭的书房。
司马昭望着家丁的背影，若有所思地自语着：“诸葛绪为何要装疯……”
工夫不大，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诸葛绪被家丁带进了司马昭的书房。一进门，诸葛绪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以额叩地，泣不成声地说：“相国大人，卑职实在是冤枉啊！”
司马昭把诸葛绪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心不禁猛然往下一沉：看样子，诸葛绪确实是没有疯，可他为何要故意装疯？大概这后面是大有文章！想到此，司马昭就换上了一副和颜悦色的模样，颇为惋惜地问：“诸葛刺史，汝为何会落到这步田地？”
“相国大人，卑职迫于无奈，只好不疯装疯，为了是能够见上相国大人一面。”诸葛绪向前跪爬了几步，来到司马昭的几案前，抽泣着说，“相国大人可要为卑职做主啊！”
这时，司马昭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他先是挥手退去侍奉在一旁的家丁，然后又亲手把诸葛绪从地上扶起来，和蔼地说：“诸葛刺史有何冤屈，可详细道来。”
“相国大人啊！由于卑职无能，先是中了邓艾驱虎入邻之计，后又中了姜维调虎离山之计，最后中了钟会欲擒故纵之计，致使三万雍州兵马丧失殆尽，成为孤魂野鬼……”诸葛绪声泪俱下，边说边哭，泪水伴着话语源源不断地涌流了出来。他从阴平桥头说到大剑山下，从邓艾邀他进军白水关说到钟会在黑夜向他面授诡计，把他领兵出征以来所经历过的一切，向司马昭和盘托出。
司马昭听着诸葛绪那悔恨交加的话语，瞧着诸葛绪滚滚而下的热泪，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呼吸变得越来越粗重；有几次，他忍不住把巴掌高举了起来，欲狠狠地拍打一下几案，但每次巴掌落到一半时，就又慢慢地缩了回去。
诸葛绪说一阵，哭一阵；哭一阵，说一阵。后来，他止住了哭声，用污秽的衣袖擦去满脸的涕泪，悲哀地说：“卑职在全军覆没以后，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独自在大剑山上呆坐了半夜。面对着那一具具血肉模糊之尸体，卑职又悔又恨，又愤又愧，几次欲自刎而死，与那些阵亡将士共赴黄泉，以谢国人。然而转念一想：卑职虽死并不足惜，可那两万多阵亡将士岂不糊里糊涂白死也；卑职必须在向相国大人说明雍州之军覆没之真相后，方可去死，才能补卑职罪孽之万一。但卑职又担心阴险狠毒之钟会为防诡计败露，要来个杀人灭口、死无对证，不会放我来见相国大人。思来想去，万般无奈，卑职只好佯装疯癫，以求能最后见上相国大人一面，禀报全军覆没之实情。卑职无能，不仅有负相国大人之重托，没能把姜维阻截在阴平桥头；而且又连中姜维、钟会之奸计，白白葬送了三万将士之性命。卑职愧对相国大人，愧对那三万阵亡将士，愧对国人，罪不容赦，请相国大人治罪，卑职死而无怨。不过，临死之前，卑职有一句肺腑之言，不能不向相国大人倾吐。钟会险恶狡诈，居心叵测，绝非忠义可信之人。相国大人切不可被其花言巧语所迷惑，以免养虎成患，反伤其主！”
诸葛绪说到这里，闭上了口，似乎把积在心里的话全都倒了出来。他无力地耷拉下脑袋，等候着司马昭治他连遭惨败、丧师辱国之罪。
司马昭听罢诸葛绪的话，并没有立即作出回应，而是默默无语地打量着诸葛绪，好久以后，才长长地叹了口气，闷闷不乐地问：“汝方才所讲皆为实情乎？”
诸葛绪再次跪伏在地，沉痛地说：“卑职自知罪孽深重，只求速死，以谢天下。古语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卑职岂敢欺骗相国大人，罪上加罪！”
“如此就好。”司马昭思索了好大一阵子，冷静地说，“汝身为一军之主，治军无方，贻误战机，致使姜维率领蜀军主力退守剑门关，险些坏了我灭蜀之大业，其罪非小；然究其根源，乃事出有因，邓艾、钟会亦难辞其咎。故而，我先把汝之罪记下，待日后查明事情真相后，再作处置。汝可以先回家养病，听候处罚。”
诸葛绪闻听此言，又惊又喜，连连叩头谢恩，感激涕零地说：“谢相国大人不杀之恩！此天高地厚之恩，卑职定铭记在心，没齿不忘，虽肝脑涂地，难报其万一！”
司马昭朝诸葛绪摆了摆手，又严厉地说：“汝回到家后，一要继续佯装疯癫，勿要露出任何破绽，以迷惑他人；二要多加戒备，以防有人暗中行刺，杀人灭口。切记，切记！”
“多谢相国大人对卑职之关怀！”诸葛绪心领神会，涕泪交流地说，“卑职定牢记相国大人之钧谕，继续佯装疯癫，严防有人暗中行刺，杀人灭口！”
“来人！”司马昭朝书房外大声喊道。
一名家丁应声走进书房，恭卑地问：“相国有何驱使？”
司马昭沉着脸说：“诸葛绪确已疯癫，神志不清，语无伦次，暂时不好治罪。先把他押回家中养病，待其病情好转之后，再加以处罚。再者，汝告知羊祜、张华，为诸葛绪加派五十名护院兵士，对其严加看管，以防不测。”
家丁领命，拖着诸葛绪走出了书房。诸葛绪再次佯装疯癫，声嘶力竭地喊着：“苍天哪苍天……”
诸葛绪的喊叫声，惊动了相国府的大小官员和前来求见的文武大臣。他们一个个惊诧地打量着疯疯癫癫、胡言乱语的诸葛绪，小声地议论着。
司马昭在书房中听着诸葛绪那已经变了腔调的喊叫声，心情越来越沉重，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终于像电闪雷鸣似的爆发了。他猛地拍了下几案，怒不可遏地说：“好个钟会，竟然如此歹毒！我岂能容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