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选自《左传·隐公三年》。州吁是卫庄公的一个宠妾所生，卫庄公爱屋及乌，对他也格外宠爱，即使对他喜好军事这种十分犯忌的事，也不加禁止。卫国大夫石（què）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向卫庄公进谏，劝庄公爱子应该用道义，不要让他走上邪路。但庄公听不进去，结果第三年（前719年）就发生了州吁弑桓公而自立的事件。多亏石用计，借陈国国君之手把弑君乱国的州吁和自己的儿子——助纣为虐的石厚抓住，并派人把他们杀死。本文记述的是隐公三年（前720年）石劝谏卫庄公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事。
“一段”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译文”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庄姜美丽漂亮，却没有儿子，卫国人为她创作了《硕人》（这首诗）。卫庄公又在陈国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厉妫，生了孝伯，（孝伯）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另一个是）厉妫的妹妹，名叫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予以收养）。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妾生的儿子，受到（庄公的）宠爱，（他）喜欢军事，庄公不加禁止。庄姜讨厌州吁。
“二段”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译文”
石碏劝谏庄公说：“我听说喜爱儿子，应当用道义教育引导他，不让他走上邪路。骄横、无礼、违规、放纵，这是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之所以养成，正是由于过分受到宠爱。如果准备立州吁为太子，那就（赶快）定下来；如果还定不下来，就会逐渐酿成祸乱。受宠却不骄横，骄横却能甘心地位下降，地位下降却不怨恨，怨恨却能克制的人，那是非常少有的。而且，低贱压制尊贵，年少欺侮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小的凌驾大的，淫乱破坏道义，这就是所说的‘六逆’。而国君讲道义，臣下讲服从，父亲讲慈爱，儿子讲孝顺，兄长讲友爱，弟弟讲恭敬，这就是所说的‘六顺’。去顺从逆，这就是很快招致祸害的做法。作为人君，应该尽力清除祸害，现在却要加速祸害的到来，这恐怕不行吧？”（庄公）不听。
“三段”
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译文”
石碏的儿子厚和州吁交往，石碏禁止，但禁止不了。（后来）卫桓公即位，石碏就告老辞官了。
“评析”
如何爱子，对一个国君来说，决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正因为这样，所以石碏才进谏卫庄公。但石碏进谏，并没有像许多进谏者那样，举述以往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切入谏旨，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接着，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为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为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为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卫庄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劝主谏君，须在紧紧把握谏旨韵前提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理，则须说透，说到位。做到了这点，被劝谏者却听不进去，那只能证明被劝者太顽固不化。本文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爱子方法，直到今天还有极好的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