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我的旗旗是个好孩子……”
她觉着妈妈哭了，用手掌抹去妈妈的眼泪。
妈妈说：“你让妈哭吧。妈是个苦命人……”
旗旗爱她的妈妈。她妈妈洗衣裳，在大铁盆里的搓板上使劲地搓，使劲地揉。盆里涌出雪堆似的肥皂沫。阳光照在妈妈的手臂上，七彩缤纷。妈妈的侧影非常美，轮廓鲜明；从额头直到下颏，呈一条温柔的曲线。难得的是，倘若用一把尺子来测妈妈的面庞，额头和下颏保证在一条直线上。而那条温柔的曲线就在这直线之间起伏。
她希望她将来长得和妈妈一样。
母女俩相依为命。旗旗生下来就没见过她爸爸。大了一些，从大杂院孩子骂她的话中知道爸爸是个劳改犯。再大一些，妈妈把什么话都对她说，从爸爸是怎样送去劳改的直到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时候广播天天播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旗旗从小就是小大人。爸爸被打成反革命，单位叫妈妈离婚，妈妈不离，于是刷到招待所最底层去洗被子。哥哥被送到农业中学，因为那里白吃白住还发零花钱。“咱家会好起来的，”妈妈经常说，“你爸爸可是个有本事的人！”爸爸是什么样子，旗旗除了好奇之外，并不关心。有这样的妈妈就够了。
那位叔叔还常来。她才恍然悟到，凭她妈妈一月二十多块钱是不能维持母女两人生活的，何况每月还要到劳改队给爸爸送东西。买东西不说，光车钱来回就要三块多，妈妈还要脱两天工。她家的日用多半要靠这位叔叔贴补。叔叔是个文静的人，在她们家总是沉默地坐在小板凳上，捧着报纸。临走时，妈妈说：“你小心点。”
叔叔凄然地一笑：“大不了是那么回事。”
“不要搞得你也栽进去了。”
“不会的，你放心吧。”
有时，叔叔用怅惘的眼光打量她，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十五年很快就会过去的。”妈妈也展开一丝微笑：“是呀，已经一半了。”仿佛时间的飞逝就是生活给他们的最大恩惠。
但是，旗旗永远不能摆脱她看见那一幕时心里所承受的屈辱感，因此永远不能消除对这个文静的叔叔的敌意。现在，这种屈辱又和经济纠缠在一起而更加强烈了。与此同时，还有个黄胡子叔叔，是在招待所管妈妈的，也经常来。不过她妈妈总用冷脸对待他。这一天，是妈妈又去劳改队看爸爸的日子，黄胡子叔叔来了。黄胡子叔叔带来糖，叫她吃，她吃了。糖果然很甜。旗旗坐在小床上，聚精会神地品着。黄胡子叔叔问她还想吃不想吃。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黄胡子叔叔忽然挪到她身边坐下，嘴里喷出一股奇臭：“小鬼，跟你妈长得一样！你要听话，不叫，我还给你买糖吃。”说着，一手搂着她想把她翻在小床上，一手粗暴地要从她裤腰带中间插进去。她吓得大哭，糖块一下子塞进嗓子眼里，窒息了过去。
黄胡子叔叔吓跑了。
后来，黄胡子叔叔还说：“你们的旗旗真没见过糖！那天急着吃糖都差点噎死，多亏你们隔壁的老赵……”
她感到太屈辱了，这件事连她妈妈也不告诉。
所以，她跟她的好朋友晓莉冷冷地说过：
“你们都有童年，我没有！我们现在都奔着考大学，可我认为我把大学都上过了。”
旗旗从小就学会用警惕的审视的眼光看人，看世界，从小就知道男人们在女人身上图的是什么。逐渐地，她的确如她自己所说，感觉很敏锐。她能够保护自己，也习惯于观察别人。嘴又要逞强，所以尽管功课很好，却不被老师们喜爱，最讨厌她的是“细胞核”。
县中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没有恢复生理卫生课，虽然年年都发给学生们生理卫生课本。
学生问：“这本书怎么不上呀？”
老师回答：“你们自己看吧。”
学生说：“看不懂。”
老师告诉他：“看不懂回家问你爸爸。”如果是女生，就打发她：“回家问你妈去。”
旗旗上高一那年，县中一个姓马的女生怀了孕，跑到乡下的医院打胎被发现了。一时间又是满城风雨。毕竟历史已近八十年代中期，学校认为有必要对学生进行生理卫生教育，目前首先是青春期和生殖系统这方面的教育。经过校务会议几次讨论，最终做了决定：一、由适龄女生参加，采取上大课的形式；二、由唯一的生物课女老师胡淑兰同志讲授；三、不占用正课时间，讲课定在星期天上午九时。
星期天，“适龄”的女生们一个个仿佛一万分不情愿地来到学校。新修的准备上实验课的阶梯教室却挤得快胀了出来。女生们的脸都呆板地朝着黑板，没有一人东张西望。平时在一个教室里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姑娘们忽然变得好似素不相识。矮胖的胡老师从最高一级台阶上庄严地走下来，一步一顿，没有一个人再嘁嘁喳喳地笑话她两腮的肥肉乱颤。“细胞核”今天具有新的含义，获得了崭新的价值。她将向芸芸众生们揭示最神圣也是最污秽的东西，那就是科学，那就是世界神秘的一角。
胡老师摊开书本，先宣讲学习这一课的政治意义，青年人理解这一课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是极为重要的。比如说，这一课要和计划生育工作密切相关，因而它直接与宏观经济指导挂上了钩。接着对由于开放政策而带来的“性解放”进行了大批判。在学生们听来，“性解放”好像就是街面上常说的“搞破鞋”。有的女生还是头一次听见这个新名词，不免交头接耳一番：“哟！今天胡老师是咋了！说出这种话来！”最后训诫学生，特别是女生要遵守《学生守则》，“不然一失足成千古恨”；女人的贞操最要紧。“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女人干了坏事公安局叫医生一查就能查出来。”把女生吓得要死。顺带，又把那个“自己不知羞耻还丢了家长和学校的脸”的马姓女生进行了缺席审判，痛斥了一顿。
讲到课文，胡老师一字一字地仔细念着。与往常不同的是，每一个句子都重复了两遍。当女生们个个洗耳恭听她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她却停住了。
下课！
旗旗倒霉的是在胡老师布置收集女生们听了以后的意见时，公开地说：“我还以为她能说出什么科学道理来，原来细胞核还是细胞核！她懂的还没有我多哩！”
可以想象这话传到胡老师耳朵里是什么效果。
胡老师第二天就去进行家访。
幸亏接待胡老师的是旗旗的母亲。
晚上，妈妈趁爸爸不在家，到旗旗房里，握着旗旗的手，没有说话自己却先流开眼泪。
“你懂，你懂多少哟！傻娃娃。”
“妈，”旗旗倔强地说，“你别再把我当傻娃娃。我们这一代人懂的比你们多得多！老师们也把我们当傻瓜，这是他们最大的错误。”
“你能，你能！你那点本事不都是老师教的？还敢在背后说老师的不是！让老师告到门上来。”
旗旗撇撇嘴：“什么老师教的！社会教给我们的就够多了。老师们就是极力想把我们变成傻瓜。明明是那么回事，老师非要遮遮盖盖的。我就讨厌虚伪！其实男男女女不就那么回事么？”
妈妈害怕地说：“你该不是……”
旗旗懂得妈妈的意思：“你放心。我跟你说了我不是傻瓜。”她想起黄胡子。这位叔叔教给她的就够她用一辈子。
“班上有……男同学跟你好吗？递条子啥的。”
“当然有。”旗旗骄傲地昂起小脑袋，“我一天能接到两张条子。”
“哎呀！”妈妈吓得叫起来。
“你别怕，”旗旗笑道，“我一个也看不上！穷得一天连一根冰棍都吃不起，还交女朋友哩！”
“那你……”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最爱钱；我将来要有钱，要有地位！想想过去咱们过的日子吧，不都是因为没钱，没地位造下的罪孽！”她意味深长地瞥了妈妈一眼。“我有钱有地位，我自己找啥样的有啥样的！”
妈妈垂下头去抹眼泪。旗旗说的话不无道理。自小妈妈把她当成一个伴儿，使她过早地像成人一样思考了。
妈妈说：“这些话你可别跟你爸乱说。不然他又要说我没管好你。”
旗旗别过头去：“还用你说！”
这次谈话决定了旗旗今后一生的道路。理科最好的她，改上文科了。因为理科班的班主任是细胞核，文科班的班主任是吴老师。
旗旗十岁时，爸爸平反了。补发工资上万元，爸爸很高兴，说“等于强迫存款”。一关一放在他身上起的作用，仿佛就是脾气特别大而耳朵眼又特别小，别人的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什么事情都是自作主张，更不用说家务事了。聊起那段往事，他还庆幸地说他并没吃苦。在劳改队里教书，比一般犯人自由得多，也舒服得多。旗旗想，那你还让我妈妈每个月给你送东西干什么？从旗旗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每个月固定的日子，妈妈要半夜爬起来赶火车。旗旗当然也睡不好觉，妈妈一面收拾瓶瓶罐罐，一面给她安顿这安顿那。
爸爸仍然喜欢已经参加了工作的哥哥，毕竟他和儿子曾一起生活过几年，在漫长的十年里是他回忆中唯一喜人的形象。平反后第二年，妈妈生了弟弟，爸爸又偏爱弟弟了。旗旗夹在中间，像是蹲在后台的一个被导演遗忘的角色。
爸爸恢复了职务，翌年又调任为专署副专员，举家迁到专署所在的这个县。那个文静的叔叔自爸爸出狱就再没到她家里来过，现在更在百里之外。但是旗旗却有时奇怪地想起那个叔叔。妈妈也经常一人呆呆地坐着，翻来覆去看自己一双手，仿佛想从手上看出自己的命运。是不是妈妈也在想那个叔叔呢？旗旗开始认识到人的感情的复杂，感情的微妙，感情的不可捉摸。
一个少女的心，将战战兢兢踏上感情边缘的哪一个侧面？谁也没有教给她做这样的准备，只有生活本身……
爸爸跟妈谈完话的那天晚上，爸爸给她通告了新的家规：
第一，不许穿裙子；不许跟男生交往；
第二，放了学就回家复习功课，不许在路上逗留；不许晚上到同学家去，女同学家也不行；
第三，要星期天去学校必须有老师的书面通知，什么时候下复习课要老师写一张旁证。
还有其他等等，以后临时决定。
旗旗大哭了一场。星期天的自由被剥夺了不说，平时到晓莉小云家做完作业后海阔天空聊天的乐趣也没了。更主要的是，怎么跟好朋友交代？她爸爸在地区也算是有名的“思想解放派”。只有这一点还值得她在同学面前自豪。可是这个被孩子引以为荣的形象自己把自己破坏了。
感情的复杂首先是因为人本身复杂。
还是苏爱华说得对，世界是黑暗的，只有上大学的路有一线光明。上大学能把她从家里解放出来。
于是她拼命用功复习。
15
社会上还沸沸扬扬地传闻某某中学的某某男生在课堂上公开地搂着女生“亲嘴、摸奶头子”，被称为某某中学的县中高三（三）班的学生却已把王文明的事置诸脑后了。他们是目睹这件事的人，从他们心理被压抑的那一个角落出发，他们似乎朦朦胧胧地能够理解王文明。越是大人不让动的东西他越想去碰，甚至有把它毁坏掉的冲动。学生们扪心自问，都发现了自己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这种危险因素。看见王文明被勒令退学的下场，个个都自觉和不自觉地赶紧加强自我约束和自我压抑。这大概正是学校希望达到的效果。而深藏于内心的对王文明的同情和同病感，就使得大家都对那不幸的事件缄口不提。何况，班里人人都面临着大考，如同乘了几天几夜的火车，还有几分钟就要到达终点站，各人都站起来忙活收拾自己的提包、毛巾、茶杯，检点有什么遗忘的东西，哪有去管别人的心思？更何况，班里每天都有笑料，足够这些被考试苦恼的年轻人乐一阵子的。
最近一件可乐的事，不是一男一女演出的，而是发生在两个最要好的女生之间。
现在，令人惊诧的是，高考使班里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用旗旗的话说，这是一个“无形的战场”，而同学们并不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恰恰相反，每一个将要参加高考的同学相互之间都是敌人。学生四面受敌，握着枪杆子到处乱放。每天早晨早自习，有人会大声宣布昨天晚上他看电视看到深夜，功课一点也没复习。“那部电视剧真棒！你们都应该看看。系列片，今天晚上还有。”有的人说最近她身体不好，一看书就头晕，吃完晚饭就睡着了；有的人在自由市场的书摊上偶然买到一本有用的复习资料，视为至宝珍藏起来偷偷地看。倘若不慎被别人发现，都说是托人从上海北京买来的，既不外借也不让别人跑到那书摊上去买。
如果要问他昨晚那部电视剧是什么内容，他肯定连名字都说不上来；而那位吃完饭就睡的女生，恐怕她是吃完了早饭才迷糊了一会儿，其实昨儿晚上她做了一晚上作业。假如有人公开说他昨天开夜车开到凌晨一点，听见的人会嫉妒得心绞痛，至少也会心律不齐。好像他开夜车不是用他个人的时间而是占用了听者的宝贵时间一样。
这两个女生，一个叫郑聪，一个叫汪明惠。用晓莉带港味的话说，“她们两个好好啊！”而旗旗却说她们两个不是“姊妹花”，简直是“一对白骨精”。两个人同一张课桌，谁要吃了别人一点亏，两个马上统一战线共同对付，非要把那人骂得狗血淋头不行。两副尖牙利齿绑在一块儿，谁也不敢惹。洋马说虽看她们是本县人，两张嘴却是日本原件中国组装的。可是高考即将来临，两人之间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谁也不让谁多用一点时间来复习。复习时一块儿复习，玩耍一块儿玩。互相帮助成了互相监督。监督的不是谁偷了懒，而是谁多用了功。于是搞得两个人都筋疲力尽。
一天放了学，郑聪还在课堂上复习，汪明惠催着她回家。又是帮她收拾铅笔盒，又是替她合上书本，殷勤得很。郑聪没法子，跟她一起走了。下了楼，郑聪忽然说要解溲，叫汪明惠等一等。她独自去了厕所，汪明惠在报牌前看报。她连“遗失启事”都看完了，郑聪还没有出来，这泡溲解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汪明惠跑进厕所一看，原来郑聪蹲在茅坑上专心做习题哩！气得汪明惠几乎当场晕厥：郑聪多学了二十分钟，而她除损失了二十分钟之外，还被当成大傻蛋！
汪明惠跺脚骂她：“你的狡猾都带着屎味！”
郑聪反唇相讥：“你安下的心当我不知道？你的好心比厕所还臭！”
汪明惠指天盟誓：“就你这样，要能考上大学我把脑袋割下来。”
郑聪的笑冷得令人打颤：“当然啰，你爷爷是教育部长嘛，你爸爸是招生办的主任嘛！”
两人的统一战线毁于一旦，还互相揭短。郑聪说汪明惠对白思弘有意思，爱他家的钱；汪明惠说郑聪希望有个男生给她写条子，约她到什么地方去她就到什么地方去，不值钱的货！直闹到两人都要求吴老师调座位。
洋马咏哦道：“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懒猫笑着鼓掌：“狗咬狗一嘴毛！”
“四眼”正儿八经地用新闻腔说：“不时有惊人内幕消息传来！”
猩猩做了总结：“反正足叫哥们儿咧咧嘴的！”
有人拍着白思弘的肩膀：“听见没有？你小子够有桃花运的！有个girl love you。”
白思弘头也不回地说：“让她把脖子洗干净了再来。”
16
晓莉当然也乐。但乐完了又苦恼。白思弘不知怎么，对她总是若即若离，不冷不热，让她摸不清他究竟是什么意思。眼看就要毕业了，考得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反正都要各奔东西，这样暧昧下去，叫她怎么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