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识别制度”另一个特点是封闭性，各个层次之间绝对不能流动，婆罗门永远是婆罗门，刹帝利永远是刹帝利，首陀罗永远是首陀罗，“不可接触的贱民”永远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身份”和姓氏一样传宗接代。所以我才在上面说“成分高”的后代怎么都改造不好，怎么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你无论如何费尽心机都挤不进另一个等级中去。当我在劳改农场捧读《资本论》，读到这样一段话时，我不禁激动万分，在叹服马克思观察分析问题精确之余，还使我认识到这套“身份识别制度”决不能长久运行下去，是一套看起来设计严密其实非常愚蠢的制度。请看，马克思这样说：“……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指贷款，引其篇目为‘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收入。生息资本（续）’——引者注）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阶级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1974年版679页）。
而我们的“身份识别制度”却严格拒绝“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决不“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相反，还把统治阶级内部的杰出人物打压下去。这种“无产阶级专政”能巩固和长久吗？
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引用马克思这段话，是因为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说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贫富悬殊，其实根本问题不在这里。根本问题是贫富之间能否流动，阶层之间能否流动。如果穷人永远是穷人，富人永远是富人，“草根”不能长成树木，穷人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成为富人，又没有平等的自由竞争机制在富人阶层中将无德无能又无运的人分化衰落成穷人，那才是大问题。
任何社会都分有阶层，良好的社会制度是能保证阶层之间开放性的制度，是“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的制度，是能“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的制度。
四
我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在“身份识别制度”中当然处于最底层，不但“成分高”，并且非常之“高”。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反面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一、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二、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三、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
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这样，除了“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又添了“反动学生”、“偷窃分子”两顶帽子。
接下去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已如上述。至于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帽子，那已到1968年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又回到农垦农场的“文革”时期了。“文革”中，“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发出来，主张“三自一包”、“三多一少”全是“罪该万死”的罪行。“造反派”翻阅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判刑的“正式文件”，即法院的判决书，发现我坦白交待材料竟与“刘邓”的主张不谋而合。既然“刘邓”的罪行都公开了，我的坦白交待材料公开了也无妨，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群众专政队”，简称“群专队”，即现在说的“牛棚”。同时，再获得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对了，我忘了，我还有一顶“劳改劳教释放犯”的帽子。本来，劳改了，劳教了，服完刑被释放了，就应该恢复公民权利。不！即使释放了你还是“犯”！
我应该再次表示感谢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宽厚，农场的“革命群众”从来没有把我当作“犯”。人们原来叫我“老右”，这个“老右”带有亲昵的意味，“文革”中我又被叫做“老修”，“老修”仍有亲昵的意味。至今宁夏南梁农场70岁左右的老员工还记得我这两个绰号。
数一数虚虚实实我有多少顶帽子了：舆论上的“右派分子”，“正式文件”上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管制分子”；个人档案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反动学生”、“偷窃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劳改劳教释放犯”……除了和土地有关的帽子几乎品种齐全，我应有尽有了。
实事求是说，我戴的帽子还不算多，“正式文件”上不过两顶加个“管制分子”而已。到1978年全国范围大平反时，我才知道很多人比我戴的帽子更多。
我认识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因为长期在领导岗位，所以精通“身份识别制度”。他介绍，没有我说的什么有“正式文件”与无“正式文件”之分，实际上是明、暗之分。“明”的是我所谓有“正式文件”的，“暗”的是内部掌握的，放在个人档案里。除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明”的，内部掌握的如“反动军官”、“伪保甲长”、“三青团员”、“国民党员”、“起义人员”、“旧官吏”、“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多达十几类，这类人都是内部控制使用的，没有政治运动便罢，运动一来，首先过滤他们个人档案里的材料，然后采取不同措施，或揪出来示众，或降级使用，或调动岗位，加以隔离。“文革”时，又添了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三类“明”的，加上原来五类“明”的共有八类。“文革”后期，知识分子地位大幅降低，社会普遍舆论认为知识分子也应算一种特殊“分子”，于是把知识分子当作第九类。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由此而来。
这位老干部自己就有“叛徒”、“特务”、“三青团员”、“反动军官”、“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等等虚虚实实十几顶“帽子”，“走资派”那一顶虽然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解放干部”时随大流摘掉了，但还有若干顶需一一说明，一一往下摘。待他摘掉全部“帽子”，获得彻底平反后却一病不起，瘫痪在床。他对我说，他一辈子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摘“帽子”上面，摘了一顶还有一顶，比他跟日本人和国民党周旋还费劲。
五
我自少年时期受了黥刑后，对帽子早已习以为常。头上有“帽子”成了和呼吸心跳一样是一种“不自律的生命活动”，是我的第二生命象征。我有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习惯死亡》，连死亡都习惯了，何况“帽子”乎？所以我从来没有为“帽子”奔波过，不像那位老干部，好像“帽子”摘不掉便不能活似的。好了，“帽子”全部摘掉了，人也半身瘫痪、口眼歪斜了，何必呢？20多年中我戴着“帽子”照样活得很滋润。
对“帽子”，我真正感到有切肤之痛，已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可见我感觉之迟钝。我才发觉“帽子”不仅决定了我40岁前坎坷多难的命运，还一直影响到我今后。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即1976年11月初，是宁夏地区往农田灌冬水的时候。灌冬水是为了农田水分充足，来年农田的墒情好，就能保证第二年获得好收成。这种农田作业城市读者可能很生疏，而北方农民都知道，是农田作业中一个不可少的环节。
一天，我正在一条主干渠边开渠口，准备往支渠放水，忽然听见主干渠的桥上“哗啦”一声，接着又一声“扑通”，我侧脸一看，有人坠桥落水了。桥上倒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闪闪发光的轮子还在空转，有个人影在桥下的水里上下扑腾。我赶紧跑上前去，渠水并不深，我下去一把就把人拉了上来。是个年轻的小姑娘，因为她是倒栽葱式掉进渠里的，所以全身湿透。刚好，桥头有个高粱秆搭的窝棚，我将她搀进去，看她已冻得瑟瑟发抖，而窝棚里还有一些碎高粱秆。我上衣并没湿，火柴还能用，我就把柴草点燃，说，我先到外面去，你脱了衣服烤一烤，稍干了再走，要不会着凉的。过了一会儿，听她说好了，你也进来烤吧。我进窝棚看见她用根较结实的高粱秆支在窝棚两头，内衣搭在高粱秆上烤，外衣披裹在身上，在杂草上煨着火盘腿而坐。
我笑着说，你还挺麻利的，收拾得还很快。她说，你裤子也湿了，我怕你冻着。于是我也抓了一把草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她旁边，一边往火上添柴火一边烤裤腿。她先向我道谢，这在当年已不多见，“谢谢”两字经过“文革”几乎消失。她说幸亏我把她拉上来，不然就顺水漂走了。我说哪有那么悬，水只有齐腰深，你爬也爬上来了。她说我掉下去就晕了，哪能爬上来。我又夸她镇静，说我没听见你喊叫，遇到这事不喊的姑娘少见。她也笑了，说我害怕得喊也喊不出来了。这样，我们就聊起天来。她高中刚毕业，别的课程都好，就是语文差点，特别对古汉语，怎么都学不会。那时所谓的古汉语不过是《愚公移山》《卖炭翁》和杜甫的“三离三别”一类诗文。这倒是我的强项，我就给她解释了几个疑难词句，她听得津津有味。可是我放的水已经流到田里，顾不上裤子还没烤干就要去干活了。告别时，她问我姓名住址，我想这也没什么关系，就告诉了她。
过了几天，她竟提着一个柳编篮子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来了。我下工，远远看见她坐在我宿舍门口，那辆引人注目的飞鸽牌自行车立在墙边。当时，我和一个60多岁的贫农老汉同住一间土屋，贫农老汉已经退休，“发挥余热”的任务就是监视我，但见我来了客人，却识趣地走开了。于是我们边吃她带来的鸡蛋和烙饼边聊古文，我还记得是葱油饼，真的很香，我吃饱了，也到下午上工时间。她走后，我再没见过她。
虽然我40岁还孤身只影，从未与女性有过交往，但那时并未想入非非，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没料到大约半个月后，突然有两个膀大腰圆的男人来找我，也是先蹲在土房门口等，自行车靠在墙上。见我来了，忽地站起来，气势汹汹的模样，仿佛是来兴师问罪。我把他们让进屋，贫农老汉又出去了。他俩是她的哥哥，两人你一言他一语交替说了来意，我才听明白原来是她家要给她提亲，可是她“死活不同意”，说她已经找好了“对象”，“对象”就是我，天天闹着要来找我，现在已经被家里“看起来”了。
“对象”一词在当时比现在说的“男朋友”更进一层，直白说就是“未婚夫”。这就严重了。我把我和她认识的过程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同时也把我的“身份”亮出来，申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两人听了相互用眼睛交流了一下。年纪大点的说，今天咱们看到你这个样子，年纪虽然大了点，我们也不是不同意，只是你的“成分高”了，咱们家是“贫贫的贫农”，又是公社干部，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为了她好，劝我不要再跟她来往。“她来了你就躲开”。
气氛很快缓和了。因为我对“帽子”已满不在乎，戴在头上仍优哉游哉，所以当年我虽然衣衫褴褛，可是我“这个样子”用“气宇轩昂”来形容或许夸张，但也绝非猥鄙狼狈之相，至少在他们眼里，身强力壮又有文化的我，“商业价值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是个好劳动力。两个哥哥开始表示惋惜，不停地咂嘴：“啧啧！‘成分高’了！啧啧！‘成分高’了！”好像不是“成分高”，这倒是门不错的亲事。临走，给我留下他们身上带的两盒“大前门”香烟，每盒都还剩十几支。
如果我的“成分好”，我这个40岁的人就能娶个18岁的姑娘做老婆。当然，如果“成分好”，我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可是人不往坏处想，想的总是眼前的美事。这一来，反而使我怀非分之想，打破了我的平静，我的滋润，第一次感到“成分”和“身份”对我幸福的阻碍。
我想，她到过我这间四壁萧条的土房，房里连个小板凳都没有，只能坐在土坯上吃葱油饼；土炕上的被褥与其叫被褥，不如叫一堆烂棉花；农场发给我的军绿色棉袄扣子全掉光，腰上系根麻绳，大冬天没棉鞋，也没袜子，光着脚穿一双破旧的“解放牌”胶鞋，一目了然地赤贫如洗。而公社干部家庭出身的她（当年的公社干部等于农村的土皇帝），一个“贫贫的贫农”，一个“贵族小姐”，且不提什么“身份”“成分”，仅那辆自行车就需要二百张“工业品券”才买得到。那天她光临我土房的情景，相当于今天的富豪小姐开着敞篷的法拉利到农民工破烂的工棚。我俩的贫富差距可说是天上地下。然而她对我却如此钟情，非我不嫁，真可说是我落魄中的红颜知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想到我与她不期而遇，竟成了“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想到她被“看起来”了的心情，《诗经》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正是她的写照吗？她给了我温暖，也使我好几晚上失眠，如《西厢记》中写的“千百遍捣床捶枕”。
我竟开始想女人从而抱怨起“帽子”来。
后来，在谢晋要把我的小说《灵与肉》搬上银幕，拍摄《牧马人》之前，谢晋拿来一摞中央戏剧学院女学生的照片，让我挑选哪个像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一张张地翻到丛珊，仿佛看到她一点影子。
“就是她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