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
32133200000047

第47章 《阴晴史》导读下卷(7)

吴大徵(1835~1902),字清卿,江苏吴县人。1867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出为陕甘学政,1877年赴晋陕办理赈务,次年授河北道。1880年,以三品卿衔赴吉林,办理东北边陲事务。1883年,会办北洋军务。1884年迁左副都御史。赴朝鲜处理“甲申事变”。1886年,作为首席代表与俄国进行勘界谈判。为保卫我国的领土而力争。1887年,调任广东巡抚。1888年,黄河决堤主持治理,被实授河道总督,赏头品顶戴。后改任湖南巡抚。1894年,自请帮办军务,参与甲午海战。失利,被撤职。1902年病逝。

“酉刻,还东局。夜子时分,疾风洒雨。

初九日。风凉。文芝轩来话。向夕疾风洒雨。近颇苦旱。津城里说雩祭。连日洒,亦足沾苗。

初十日,晴风。天气甚佳。闻张制军今日早七点到本局。津城中及东南局官员皆来会。余亦于昨日与文芝轩,约共往拜。今日早起访文。见许涑文公馆前,四人轿及鞍马簇立。坐芝轩所良久。又闻张制军忽发肚疼,不能来云。

郑总兵国魁来访。芝轩与余相见。问我国戎备、兵丁多少。且曰:贵国狎邻强敌,宜留心备之。郑总兵辞去。余亦还寓。

午刻,南局会办徐建寅仲虎历访而去。”(〔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54~155页)

原书上有注曰:“郑国魁”。

郑国魁,安徽合肥人。初随李鸿章南北征战,为副将。在与捻军作战中有功,被提升为记名提督。《清史稿》(卷二百三)有传。

此时郑国魁的官职是天津镇总兵。

原文“雩祭”是专门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行动。《公羊传》“桓公五年”里有记载说“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雨,故谓之雩。”而金允植“津城里说雩祭”的意思是,因为颇觉得有些雨水不足,津城里已经在准备举行雩祭求雨了。

金允植多次提及“连日洒,亦足沾苗”这样的话题。金允植本身是一个朝鲜官员,中国不是他的祖国。而他的这些记叙,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十分关心中国农业上的收成。同时,这些文字既显示了他的儒学修养,也证明,在金允植的头脑中,中国与朝鲜是“一家人”,也就是他们在外交场合所说的“中朝一家”。

其实,事实反复证明,不仅是金允植一个人认为“中朝一家”。总兵郑国魁最后对金允植所说的话,显然是针对日本人所说的。这些话,金允植是不会听不懂的。

“徐仲虎谈草

余曰:向读大著,论外国事情甚畅晰。窃欲誊置一通。尚肯见许否?徐曰:谬蒙赏许。甚愿呈政容。俟饬胥抄录送工也。敢问大兄所翻译者,为几种书?书名可得闻否?徐曰:历年所译,己(当为”已”字。笔者)刻印者约有十二、三种。尚有未刻印者,大小约二十种。己(当为”已”字。笔者)刻印各书:《水师操练》《轮船布陈》《运规约指》《器象显真》《汽机必以》《汽机新制》《声学》《电学》《艺器纪珠》《化学分原》《熔炼钢铁》《德国议院章程》《伏耳铿合股章程》。未刻印各书:《造船大全》《造炮要法》《铁甲全论》《汽机大全》《水雷要略》《景弹速率器说》(小本。原注)、《量火药涨力器说》(小本。原注)、《兵卒支饷薄格式》(小本。原注)、《造营垒法》、《西法大事纪要》。其余一时未能尽。详载《格致汇编》中。

余曰:翻书自是难事。翻此许多种书,开人耳目。可见留心时务,扶济民国。甚盛,甚盛。请问,何时游历西国?徐曰:同治元年,弟年方十七岁。蒙曾文正公调往安庆大营,随同家父试造中国第一轮船。告竣,与洋人所制无异。六年,往上海。初译西书。年二十二岁。因化学、机器等事,中国绝无其书。一切名目、字意,皆非素有。尽心揣摩年余,始有头绪。而发则脱去太半。其所留者,半变为白。至光绪元年,奏派总办山东机器局。不用洋人,自创一局。亦为中国从来未有之事。五年,经年事竣,钦奉特旨着来京引见。又奉寄谕,饬令迅速前往德国。于是未及进京,即出外洋。于十月下旬到德。七年八月,奉曾候(当为”侯”字。笔者)委送俄国,新换和约回华。十二月到京。八年二月,遵旨赴部引见。奉特旨,发注(当为”往”字。笔者)直隶委用。三月初五日到津。余曰:大兄经历,真不负桑蓬之志。勋猷炳蔚,令人钦佩。李公善兰,亦善化学。未知造诣何如?徐曰:我中国地方之广,人才之众,不可数计。如弟者车载斗量,不足为重也。李公系父执。算学甚精。惟化学,非所习。亦各专一门耳。余曰:承静雨何如?徐曰:承公化学颇精。亦后起之英。其学术由家父及弟所译之书中得之。”(〔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55~156页)

原书上有注曰:“徐仲虎谈草”“徐仲虎之著书”(韩文),“徐仲虎之轮船”(韩文),“李善兰”“承静雨”。

原书“徐曰、谬蒙赏许、甚愿呈、政容俟饬胥抄录送工也”断句有误。

原书“水师操练轮船布阵”没有断开,显然把它们看作是一部书了。

原书“随同家父、试造中国第一轮船告竣、与洋人所制、无异”断句有误。

金允植与徐建寅这段对话,可以看作是徐建寅的自我介绍。该介绍很详细。可以为徐建寅的传记作一佐证材料。徐建寅不仅大量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与其父亲徐寿试制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徐建寅的翻译也很苦,“尽心揣摩年余,始有头绪。而发则脱去大半。其所留者,半变为白”。而此时的徐建寅还不到三十岁。

“向夕,许涑文来访,笔谈。

许曰:《申报》所刊贵国与美国订定和约,甚为合法。余曰:此由上国字小之惠,傅相代筹之力。感谢不尽。约稿本十五款。美使以第一款相持,竟至电报伊本国。及到港议约之时,不用第一款。以第二款为第一款。共十四款。第一款之意,另为照会,彼国存案。《申报》所刊,乃其底稿也。许曰:美国既有定草,其他各国当束书,加于牲上耶?余曰:英国既遵前稿,无异束书加牲。俄国亦云当遵。但俄人或有陆路通商之说。事面自应不同。惟德使不欲用前稿者,为第四款。张制军坚执不许。德亦勉从。未知议约时又复何如耳。法国求好而已。姑未议约。许曰:法国商务素稀德国。向无东顾之意。准贩洋药一节,固不可解。然折以大义,尝亦无辞。惟各国税则,约内所定颇为得法。似应查照,急为实订。”(〔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56~157页)

原书上有注曰:“许涑文谈草”“韩美条约第一款不用”。

原书“第一款之意、另为照会、彼国存案申报所刊、乃其底稿也”断句有误。

原书“法国商务、素稀德国向无东顾之意”断句有误。

金允植所说“上国字小”,意思是大国对于我们的关怀与照顾。古代来中国的朝鲜使节,大多如此来表示感激。“上国”是指中国,有时也称作“大国”。

德国人不满意的是第四款。我们不妨把这些条款拿出来再看一看。“第四款(正本此为第三款) 美国船只在朝鲜左近海面,如遇飓风,或缺粮食、煤、水,距通商口岸太远,应许其随处收泊,以避飓风,购买粮食,修理船只。所有经费系由船主自备。地方官民,应加怜恤援助(正本”援助”之下,添”供其所需”四字。原注)。如该船在不迩商之口,潜往贸易,拿获船货入官。如美国船只在朝鲜海岸破坏,朝鲜地方官一经闻知,即应饬令,将水手先行救获,供其粮食等项。一面设法保护船只、货物,并行知照领事官。俾将水手送回本国,并将船货捞起。一起费用,或由船主、或由美国认还。第五款(正本此为第四款。原注)美人(国)民人在朝鲜居住,安分守法,其性命财产,朝鲜地方官应当代为保护,勿许稍有欺凌、损毁。如有不法之徒欲将美国房屋、产业抢劫、烧毁者,地方官一经领事告知,即应派兵弹压,并查拿罪犯,按律重办。朝鲜民人,如有欺凌美国民人,应归朝鲜官接(按)朝鲜律例惩办。美国民人无论在商船、在岸上,如有欺凌、骚扰、损毁朝鲜民人性命、财产等事,应归美国领事官或美国所派官员,按照美国律例,查拿惩办。其在朝鲜国内朝鲜、美国民人,如有涉讼,应由被告所属之官员,以本国律例审断。原告所属之国,可以派员听审。审官当以礼相待。听审官如欲传讯、查讯、分讯证见,亦听其便。如以审官所断为不公,亦许其详细驳辩。大美国与大朝鲜国彼此明定,如朝鲜日后改定律例及审案办法,在美国视与本国律例办法相符,即将美国官员在朝鲜审案之权收。以后朝鲜境内美国民人,即归地方官管辖。”其中的“不迩商之口”就是不通商的港口。

就是这样的一些条款,德国人还不满足。他们还要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这就是强权,这就是霸权主义。

“余曰:善始者,贵善终。以敝邦之弱小,得此善约,实出分外。惟善后之策,甚难。嗣后亦惟事事取法,件件请益。至十年、二十年之久,或当有头绪否?许曰:贵国风气如鲁,一变可以至道。非若西方,急切近利。犹齐变始至鲁也。余曰:敝邦虽蕞尔小国,亦四千年衣冠古邦也。其弊也,若人之羸老。猝难振作。若如外国土蕃,向未开垦之域,风气才开,自当蒸蒸日上矣。盖自强至弱易,自弱至强难。但闻鲁一变至于齐,未闻鲁一变,至于齐也。许曰:强弱不在兵戎。鲁国不易变齐,亦有不必变齐之理。现在各国与贵邦订约,所以能如此者,惟其文弱,故不为其所忌也。余曰:盛教亦深中彼机。但向后事,不可以此常情侍。侍强犹不不(可。原注),况侍弱乎?侍陋侍僻,鲜能保国。惟有自强而己(当为”已”字。笔者)。许曰:鄙人尝有论云:勿求自强,但求自治。余曰:自治便是自强。更何复求?如人之一身脏腑,调和则四肢自然康强。外邪不能侵。如人不能节食远色,脏腑受伤,精血日耗,乃欲救之于手足之未(末。原注),日试针灸,蚤夜按摩,曰”我自强”。谁其信之?许曰:自强之弊,其中易虚。自治系从根脚做起。纪纲法度,皆有精神气脉以运之。譬如一人之一身,以元气为主。其本原,必有清心寡欲。所谓人贵自立也。

余批贯”清心寡欲”四字。曰:清心寡欲,所以济大欲。此有国、有家、有身之至宝也。今日日本缘务自强,其中则虚。然上下节省,惟以富民为主,其进尚未□(此处一字不清。笔者)也。泰西各国,议起于下,在上者无成心。故鲜有败事。惟我东洋,不可纯用此法。许曰:泰西无成心者,美而己(当为”已”字。笔者)。英尚能持其故。于法,则篡弑相仍。俄、德屡仇其上。皆不可为训。窃谓其国,必有更易之势。日本、美加多,未尝非英武之略,第求治太速。未闻大道。似亦论治者所未慊。余曰:历评诸国,均切其病。”(〔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57~158页)

原书“但闻鲁一变、至于齐、未闻鲁一变、至于齐也”显然是把原文的语意搞乱了,于是出现了误植。金允植原文的意思,显然是“但闻齐一变、至于鲁、未闻鲁一变、至于齐也”。

金允植与许其光的此次对谈,展示了他们二人的思想境界。从立场上说,二人是一致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从主张上说,许其光与金允植有所不同。许其光主张“自治”而不是“自强”。显然,这是针对日本而发的。许其光的“自治”就是实实在在的自强。而透过许其光的主张,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在与金允植对话里所透露出来的二难处境:一方面,他比金允植多一些关于西方的知识。他的话语里,不是把“泰西”当作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具体到某一个国家。另一方面,他又高举“清心寡欲”大旗,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放在了治理国家的第一位。其思想的深度,始终没有超出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范畴。难怪在后文里见多识广的许其光也会同意金允植的说法,把“泰西”人的思想看作是中国墨家思想的放大了。

从金允植的角度来看,这场笔墨交锋倒真的给了他很多启示。而金允植自己的思想此时还未定型,其主导的方面是:一方面忠君爱国,一方面接受开放。金允植虽然对于西方了解有限,但他对于东方所知甚多。他虽然错误地把西方的科学技术都看作是墨子思想的延展,也把“泰西”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不知道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情况都有不同。但是,金允植凭借其深厚的国学修养,敏锐地分辨出了东方与西方在文化制度上的根本区分。这区分就是:“泰西各国,议起于下,在上者无成心。故鲜有败事。惟我东洋,不可纯用此法。”而许其光最为忌讳的,恰恰就是这“在上者无成心”。金允植说,我们东方不能照搬西方,“议起于下,在上者无成心”。而许其光则更进一步,他甚至认为,西方各国也不是这样子的。洋务派的思想局限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