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看毕曰：我己（当为”已”字。笔者）闻之矣。英使韦力士本不甚惯于交涉之务。今此三条，虽不另添，自宜照行。何必多事照会也！此皆通商之国自然之例，无甚关系。如有难从之请，我为贵国岂不先事周防乎？余曰：我亦意以为无甚关系。然既有约外三条，不可不使大人知之。周曰：好，好。昨天，鱼一斋来话，闻之否？余曰：从一斋略闻之。通商事，既有函商李傅相之旨，自应妥成。驻使事，似未蒙允准。”（〔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61页）
原书上有注曰：“海关署口谈节录”。
对英国人韦力士在照会里所提及的三条，周馥的态度是“此皆通商之国自然之例，无甚关系”。并说“英使韦力士本不甚惯于交涉事务”。可以看出，与韦力士相比，周馥本人才“不甚惯于交涉事务”。李鸿章与周馥处处引用的所谓“通商之国自然之例”，实际上并不存在。具有沿海测量能力的美国，不会允许英国人去测量自己国家的海岸线。德国亦然。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周曰：现虽时局大变，贵国与泰西诸国有异。且各国之设公使，专为保护商民，通两国之情。贵国与中国，谊同一室，不必照他邦之例。既设公使，则公法体例，与总理大臣抗礼。现今总理大臣，皇上之伯也，与贵国王同等。贵使未便相抗。若不用平等礼，则于各国有碍。总之，数百年旧规，有难一朝遽变。北道开市革罢事，此系两地之民以有无互易，亦古例也。现今不曾通商处，亦许通商。况系自古互市之地乎？俄人欲于陆路通商，亦安能禁阻乎？不通好则己（当为”已”字。笔者），既通好，则无论水陆，原无禁通商之公法。邻国之患，不在通商。开拓商路，以信守之，其益滋多。贵国宜专设一官，管理商务，招徕流民，以固边围。虽百俄，奈贵国何？若不然，而但禁通商，则非徒无此公法，反为启衅之端。
余曰：鱼一斋往年见过中堂时，以此数件事禀商。及今春，奉命而来，适值傅相回籍。未免踪迹臲靰，事面唐突。盖驻使事，本非敢渎请之事。若傅相在位，必有从容善处之道。北市革罢事，实为杜俄人之陆路通商起见，亦拙计也。非敢苦中国之互市也。周曰：咨文中，倘以贡使仍留在北京以省往来之弊为辞，则或可无碍于事体否？直云驻京公使，则恐不可。北道互市时供亿（原注：臆。）之弊，尚可裁革。凡事宜烂商，徐徐而图之。不可急切。余曰：一斋既奉咨文而来，呈文礼部。退俟天津而己（当为”已”字。笔者）。未尝急切求成。惟在中外诸大人之议奏。迟早岂可惟意乎？”（〔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61～162页）
原书上有注曰：“公使体例问题”。
原书“实为杜俄人之陆路通商、起见亦拙计也”断句有误。
原书“则恐不可北道互市时供亿（臆）之弊、尚可裁革”断句有误。
原书认为金允植原文“北道互市时供亿之弊”的“亿”字是“臆”字，有误解。“供亿之弊”的意思是供应太多的弊端。
原书“则恐不可北道互市时供亿（臆）之弊、尚可裁革”断句有误。
原文“踪迹臲靰”是踪迹不定的意思。
与赵宁夏和金宏集一样，周馥十分注意朝鲜驻京公使派出的问题。他首先考虑到的，是中国的总理大臣与朝鲜国的公使即将平起平坐，这是中国的清王朝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至于帝国主义所推行的“公法”，只要朝廷认可了，那么，它们就成了周馥等人心目中的新的“礼法”。是不可以废除和忽视的。尽管英国人所提的三点对于朝鲜的国家防务有巨大的潜在威胁，周馥是不加考虑的。因为在中国，帝国主义的这些要求早就已经成了现实。
“周曰：一斋此来，奉有全权之旨乎？与中国通商约条一事，可以独办否？阁下亦当共议否？余曰：一斋虽奉咨而来，共济国事。岂敢曰不知乎？但敝邦本无全权之使，况陆路通商系是创有。岂可不禀本国，在此专断乎？尹石汀之回，己（当为”已”字。笔者）托归报本国，条陈便否，早晚当有回信也。周曰：一斋云，会宁、义州旧系互市之地，不必论说。此言不可。既云通商，则当用通商之例。岂可与各国商民异例乎？陆路通商，亦如水路。大同小异。税则亦不甚相远。但应多加几款耳。余曰：既用新法，则恐难异同。不知俄使何时东出否？周曰：俄使向欲与贵国议约。制军答以俟贵国回信更议。以此姑迟迟。若有贵国回信，俄即出去矣。
余曰：德使己（当为”已”字。笔者）出去否？周曰：德使先马道出去，想己（当为”已”字。笔者）换约矣。余曰：德约己（当为”已”字。笔者）成，俄、法该未出去。马道不能久住，似应回航。伊后俄、法东出，敝邦欲报上国，复请马道来办。则陆递三千余里，缓不及事。此次奉有宸札，以此深以为忧。如何是好？周曰：马道虽暂回来，俄、法出去时，自应知之。马道复出襄办无妨。惟俄、法则然，若以后诸国，或有续来者，马道不能长留以待。宜雇往翻译官一人为好。但五个国以外诸国，更不打紧。当一律照办。余曰：马道之屡涉沧溟，虽切感幸，实深不安。翻译官事，石汀回时亦己（当为”已”字。笔者）详达本国矣。周曰：早晚贵国有回信，须同鱼君来，面商制军为可。余曰：当共来听教。
谈毕，还东。”（〔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61～163页）
原书上有注曰：“陆路通商议”（原书“陆”字横置。笔者）。
从周馥的观点看，他也是完全赞成英国人的三点要求的。周馥毕竟是李鸿章的得意部下，他所看重的，依然是封建王朝的利益，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封建士大夫和朝鲜的封建士大夫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周馥与李鸿章等所奉行的外交路线，在本质上和赵宁夏、金宏集等推行的路线是一致的。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王朝的利益，其次考虑的才是国家利益。而如此的利益考量，说到底，是由于他们本来就是小集团的代表人物。在朝鲜方面此时还不太明显，而在中国方面，李鸿章所代表的北洋派已经十分明显地表露出，他们并非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的。本来是“国家—宫廷—集团—个人”的利益顺序，在这些官僚们那里，就成了“宫廷—集团—个人”。处处为宫廷考虑的目的，是为了自己集团获得最大的利益。而集团利益的获得，则是个人利益最终得到保障的前提。如果我们看一看几十年以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假如自己的集团利益在宫廷那里得不到保障的话，袁世凯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朝廷。但是，集团利益则是曾国藩、李鸿章与袁世凯至死也无法抛弃的。集团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最后一层外壳，没有了这个外壳，他们个人利益的基础就塌陷了。
近代以来的许多国家，由于要从封建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解决“国家—宫廷—集团—个人”利益的均衡问题。清王朝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政府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拉帮结派，是******的伟大之处。
“十五日，晴，热。行中多病卧者。工匠崔志享（当为“亨”字。笔者）肚痛痢下。金德洪口病不食。朴永祚感气。通事金明述、奴子学甫疟疾。其余学徒亦皆吟病。奴子无清健者。南局亦然。盖夏天水土尤不服也。宋景和自大沽先还。
十六日，晴，热。鱼一斋来访，向夕还南局。赵璧携铺盖来宿。宋敏宗往北京。”（〔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63页）
原书上有注曰：“学徒工匠病之缘故”（韩文）。
原书“鱼一斋来访、向夕还、南局赵璧、携铺盖来宿”断句有误。这样断句以后，赵璧就成了南局的留学生了。实际上，赵璧是金允植从大直沽找来帮助其练习口语的天津人。
朝鲜半岛的气候与中国北方有很大的差异。那里雨水很多，空气湿度较大。冬天不太冷，夏天也不太热。金允植所带来的留学生不能适应天津的炎热与干燥。生病卧床的人越来越多。
“十七日，阴风洒雨。自天津城里来者言，今日城内外，大雨一霈，道上流潦云。此地惟暂时霏洒而己（当为”已”字。笔者）。又闻北京间己（当为”已”字。笔者）得甘雨。向闻吾国甚苦旱，未知间得甘澍否？心切憧憧。
十八日，晴，热。下午，访魏温云不遇。访萨参领、文芝轩、许涑文而还。赵汉根自大沽还，详观水雷之制。水雷练习之兵为二百名。炮台守兵为数千名。有二城，皆罗耀廷统领，而军机所刘芗林所管云。
十九日，晴，热。八点钟，张制军赴局。城里及两局官员皆会。余即往见，暂晤而还。南局鱼一斋书来，言招商局唐景星约共往开平府开矿处。今十点钟，赴招商局同发。余亦曾有约，而缘两局皆空，不得往看。可恨。夜，阴洒雨。狞风忽作，震荡移时。金台善偶窥户外，所戴鬃中，飞去不可复寻。
二十日，晴，热。赛（当为”赉”字。笔者）咨官李君应，复自北京还。”（〔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64页）
原书上有注曰：“水雷”。
原书“又闻北京间、己得甘雨”断句有误。
原书“狞风忽作震荡、移时金台善、偶窥户外”断句有误。
原书“赛咨官李君应、复自北京还”里，“赛咨官”当是“赉咨官”，“李君应”当是“李应浚”。
本来，金允植准备与鱼允中一起去考察开平矿的。只是因为东局与南局都没有朝鲜的负责人了，金允植只得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对于此次开平矿务的调查，鱼允中在其《西征记》里有详细的记载。
“二十一日，大热。向夕一霈，以南局无人照管，欲一往看察。饭后，乘车往南局。历访刘芗林，不遇。惟顾元爵在。少话而起。到南局，一斋之随员鱼、李两生在焉。行观诸厂。还寓。蒸热欲狂。适下一场骤雨，犹未清爽。再昨夜风雷，津城西门外，有二人被震死去。
二十二日，晴，热。饭前，入见王筱云、徐仲虎，偿债银三百五十两。复历看诸厂工徒所习之业。还寓朝饭。午后三点钟，还东局。闻马眉叔昨午回津云。
二十三日，晴，热。夜微雨。早饭后，与李相庵入津卫。先访周玉山。玉山不在海关署，在天津兵备道署。玉山时方兼署故也。转往天津道衙门，见玉山。详问马道回津之信。即与玉山还海关署吃饭。仍别主人，访马眉叔，谢其劳苦。闻于本月初六日，德国全权大臣巴兰德先出。后二日，丁、马两人出去。我国复派赵、金两人为大、副官。于十五日换约。十四款一依前规。彼使初到照会，及我大官照覆，及彼此全权字样，亦略同于前。而换约后，我国另有照会，如美约时。彼亦有照会。
盖以公法，和约既成，须经国主批准、铃（当为”钤”字。笔者）印，然后乃许通商。德国则必俟一年一次会议，然后乃可批准。通商太晚，未免最后于各国。故德使欲于批准前，姑先设领事通商也。”（〔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64～165页）
书“再昨夜、风雷津城西门外、有二人、被震死去”断句有误。“风雷津城西门外”应该断开。
原书“我国复派赵·金两人、为大副官”断句有误。“大副官”是指“大官”与“副官”。应该断开。
光绪八年壬午的五月二十一日是公元1882年7月6日。这时正是天津地区最热的季节。也是雷雨多发的季节。金允植“津城西门外，有二人被震死去”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而金允植之所以专门记载此事，还因为在当时的朝鲜都城附近地区，几乎很少有类似天津的大雷电。作家曹禺的《雷雨》所描写的雷电交加，在韩国学生看来，是很新奇的天气。
从金允植的记载里可见，周馥此时还兼任天津兵备道的道台。
德使照会云云。照得本大臣，现奉本国大皇帝特派，前来贵国，共立和约通商条约。查德国政制，所有议立约款，应俟本国盟会议准后，方能互换。按照此例，则两国换约，似当在美、英两国换约之后。惟本国商民，前来贸易，若迟于别国商民，未免向隅。兹本大臣与贵大臣会议，一切既承格外厚谊，拟于他国商民前来通商之时，即遣本国官民，在换约之前先来贸易。均照此次约内所载各款。如蒙应允，则本国必以此节，视为贵国格外敦崇友睦之据。谅贵大臣与贵国国家，当无不允也。为此照会，望速见覆。
须至照会者。云云。
大德国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65～166页）
原书上有注曰：“德国大使之照会”（韩文）。
德国自己有其外交上的规定，这并不奇怪。但这位大使害怕本国通商落在他国之后的心理，则很值得研究。列强在中国抢夺势力范围的情况，正在朝鲜上演。
大副官答照会云云。本年五月十三日，承准贵大臣照会，内开”奉大臣前来，共立和好通商条约。查德国政制，所有议立约款，应俟本国盟会议准后，方能互换。按照此例，似当美、英两国换约之后。本国商民，前来贸易，若迟于别国，未免向隅。兹拟于他国通商之时，即遣本国官民，在换约之前先来贸易。均照此约内所载各款”等因。本大官承准此节。尚属情理之中，自当通融办理。以表我国家敦崇友睦之谊。顾查新约第二款，内载”领事官以奉驻扎之国批准文凭，方可视事。”如贵国领事等官，于换约之前至通商各口，当以宾礼相待。未便以公文往来议事。理合先行声明。相应备文照覆。烦请贵大臣，查照办理。
须至照覆者。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