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阳
书柜的上层有一本陈旧的硬面笔记本，翻开四角已磨损的封面，首页写有“电器修理笔记本1972年5月”几个字。这本两万余字的笔记记录了三十几年来我经手的五百多件（次）电器的维修情况，记录格式是统一的：序号、日期、机主、机名及型号、故障现象、排除方法等。如今读来，别有一番滋味，许多往事会过电影般地浮现在脑海。
我“触电”缘于少年时期的矿石收音机，以后凭着兴趣循序渐进，自行“折腾”。
在有书不能读、有劲无处使的“文革”时期，左邻右舍见我整天坐在窗口旁，握着电烙铁没完没了地捣鼓一大堆零部件，还不时“嗒嗒嗒”地转动万用表（借来的）的换挡开关，误以为我“蛮有本事”。于是我家开始有了人们送来待修的日光灯、台灯、手电筒等物件。那时台灯和日光灯尚未在家庭中普及，手电筒则需到兼修拉链、钢笔的专门店铺维修，至于“家用电器”，那更是后话了。
每当物主们眉开眼笑地取回修复的物件时，我也能在他们重复的“谢谢”声中，享受一次小小的喜悦。一次，墙门外一位年近八旬的聋老太送来一只香港亲眷送给她的助听器，这在当时是稀罕物品，更何况是一只香港货。我诚惶诚恐地接下了这只奶白色的造型精致的“珍品”。老太以高分贝的嗓门对我说：“没了，没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说你会修的。”说完后老太便手扶窗台凝神看我操作，企望“立等可取”。她这么一站，我竟手足无措，极不自在。于是劝她先回去，明天再来看看。不料，她却坚持要在我这里“学一手”。还不断地让我“吃糖”：“你技术高，马上可修好的。”显然，已有人提醒过她：“请人修理时当心零件被调包！”无奈，我只得在老太昏花目光的监视下，带着“悔不该”的情绪，静下心来细细检查。谢天谢地，主机无碍，只是那只直径2.5㎜耳塞的软线在插头处齐根折断。一刻钟后，顺利交货。看来“瞎猫碰到死老鼠”这话是难听，但倒并非全是坏事。
这次修理的结果是“生意”更火，这不，连香港货都能解决，还不是“能手”吗？而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则是一场小小的墙门纠纷：几户人家合用一只电度表，我的烙铁成天冒着缕缕青烟，那电度表的计数器还不是它催着飞转的吗？后来经申请总算用上了分表，大家便相安无事。
在笔记本的“12例”上有这样一份记录：“1972年10月2日。机主，嫂子娘家。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啸叫，只能接收一个电台且音量小。”记得那是一台上世纪40年代的产品，硕大的棕色外壳，正中有一个钟面般的圆形频率刻度盘，两只长形的指示灯十分张扬地置于圆盘的左右上方。那天机主把机子送来，一阵客套后郑重地补了一句：“这可是老底子正牌美国货啊！”言外之意是：“你可要小心嗬！”取出机芯，厚实的镀锌底板上挺立着五个玻璃瓶般的电子管，黑色的胶木管腰上“USA”三个字母赫然在目，其中一个的体积足可抵上一只玻璃茶杯。通电后整机热腾腾的，似一台小烘箱。由于管子老化，灯丝发射电子的能力较弱，因此从开机到发声足需十来秒钟。经分步检查，更换了振荡电路中漏电的电容器，耐心地统调中频变压器，又换下带有老鼠咬痕的短天线。忙碌了一个上午，终于竣工。开机几秒钟后，扬声器传出清晰洪亮的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旋律。音乐声中我受到机主“你这小顽蛮聪明”的夸赞，这让当时二十来岁的我好一阵开心。只是他道谢后连声说“到底是美国货（好）”，让我由衷地反感：文物是年代越久越珍贵，电器咋会是老的好呢？还美国货呢，你晓得这种电子管是吃电的老虎吗？“北京”牌的“花生管”远比它省电呢（至于时下有人收藏旧机子，那另当别论）！
我到霞浦下乡插队期间，由于无电，我的工具箱只得束之高阁。后来做了一把能搁在“美孚灯”上加热且很管用的烙铁，让我在尚未通电的农村得以重续爱好。时间久了，“生意”也来了。生产队里的洪哥闻讯兴冲冲送来一台收音机，定要我相帮看看，并说自己从公安部队复员时，用复员费买了两件最喜爱的家当：一辆“永久”自行车，一台收音机。在当时许多农民眼里可望而不可即的“嘀铃铃，亮晶晶，闹盈盈”的三大件中，洪哥已拥有两件，让人好不羡慕，何况这个“闹盈盈”还是全队独一无二的！可眼下它不“闹”了，岂不扫兴！
笔记本里短短四行字的记录，让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是1974年1月，时值冬闲。由于没有线路图，加之机内十分凌乱，那天油灯耗去了我半斤多需凭卡供应的煤油，总算修好了那台辽宁产的“羚羊”牌小台式外差机。洪哥是当天晚上来取机的，油灯下我的蜗居挤满了小青年，灯焰映亮了他们带着惊异的脸。大家看着我缓缓地调台，倾听收音机发出响亮的声音。洪哥一声不吭，只是使劲拍着我的肩，冲着我微笑。平时舍不得抽烟的他，竟掏出一包“新安江”，硬要我这个不会抽烟的“宁波小顽”来一支，感激之情尽在缭绕的烟雾中。事后他略带歉意地告诉我：“此机已请人修过。”难怪！
笔记本在留下浅显维修资料的同时，也留下了时代的印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此也可见一斑。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收音机牌子，仅当时人们青睐的上海货就有：红旗804、红灯711、燎原6A1、星火501、工农兵2P5等等，时代痕迹一目了然。又如最初接手的几台国产录音机，内中的电动机上都有“JAPAN”的字样，以后的机子就成了“CHINA”。上世纪90年代初，18、21英寸的金星（日立）、西湖（东芝）、熊猫（松下）等彩电的大量面市，使彩电由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机难求的紧俏期，逐步进入饱和期，这缘于我国引入了多条生产线。维修时能发现，线路板上的元件已高度集成化。
逐页细阅，序号二百以内的大部分是各类收音机。此后电器种类渐渐增多，档次也有所提高。上世纪80年代初，收录机、电饭煲、电熨斗、电子钟表、普及型电子琴、黑白电视机等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序号二百至四百记录的基本都是这类电器。但就当时电器的价格占人们经济收入的比重来看，这些用品仍是家庭中的大物件。
1979年初，我任教的柴桥中学有了一台被称为“小电影”的波兰产“耐普顿”牌24英寸黑白电视机，这可算得上是全校单价最高的“校产”。平时放在会堂的楼上，由专人负责，定时开机。住校的老师和校外人们几乎每晚都会来享受。可临近暑假时“耐普顿”“累垮”了，领导问我：“你能行吗？”我忐忑地回答：“看看吧。”上完课临阵磨枪，赶紧查阅电路图，整个下午都窝在楼上摸索。直到放晚学，基本判定是电源电路中的一只二极管断极所致。就在我准备换上新件时，有人提醒领导：“保修期内还是不动它为好（其时后盖已开启），否则如再出大毛病就麻烦了。”结果由我和另一青年教师携机专程到上海修好了那台“小电影”。换上去的是一只时价约三元的黑色的二极管。
我一时买不起昂贵的电视机，却因修理而常和它们打交道。那时黑白机机芯尚是分立元件，线路板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晶体管和阻容元件，机子返修率也比较高。报纸上曾套用《看不见的战线》《多瑙河之波》《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和《今天我休息》等中外电影片名，以漫画形式辛辣地讽刺国产黑白机的质量。不仅如此，某些配件的品质也不怎么的。修复后的机子有时会旧病复发，如换上新的高压包后，仅两天又黑屏了，排除其他原因，竟还是高压包击穿！故机子修好后，我常会试用三五天。这样，我的写字台上断不了有各种牌号的电视机。一次，女儿看着两台同时试放的机子，天真地欢呼：“哈哈，我家电视机真多啊！”而每当机主把修好的机子用毯子小心地包裹后装上自行车时，女儿会傻乎乎地问我：“爸爸，人家还会拿来吗？”我说：“傻瓜，再拿来可糟糕嘞！那是‘过路机’啊。”那情景不免让人心头发酸。
如今若有人问你：“你家冰箱是否用了稳压器？”或是“你家电视装上天线放大器了吗？”你定会一头雾水地反问：“干吗用这种东西？”笔记显示：这两种曾风靡市场的家电附属品，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先后退出家庭。这些记录骄傲地告诉我：这里的人们已用上了放心电。而电视台有线电缆的入户，更使家家户户的荧屏气象万千。
日本研发的“卡拉OK”技术，让视频电器在彩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其领域。上世纪90年代的录像机、VCD、DVD等电视机的“伴侣”是继录音机之后出现的电子与机械相结合的家电。送来机子的多数是包括我的一些学生在内的中青年人。透过这些电器，我似乎看到了他们家宽敞的客厅，漂亮的家具，精美的灯具，还有那成套的视频、音频电器。
修理中也会遇到不易解决的难题，如有的机子十分陈旧，修好甲处，又坏了乙处。早年我接收过放置在厨房的电器，如煤气灶电子点火器、小屏幕黑白机、收音机等。其中印刷线路板的多个部位经气、液体腐蚀，已处于似断非断状态。这常易成为返修品，而再次接手时，感到不好意思的倒是我自己。这时我会自我安慰：“好在是尽义务的。”
要说义务，严格地说也不尽然。我曾几次为女儿所在的幼儿园修电器。一次修电子琴时，园长硬要为我拍一张照片，以示谢意。不料几天后宁波电视台的简明新闻中，出现了我手握螺丝刀修理琴键的镜头，这个回报让我汗颜。某学生是承包渔业队的，取回单筒洗衣机的同时定要留下两条活蹦乱跳的乌鳢鱼。为食品厂修好塑料袋封口机后，车间主任悄悄地将一大包杏元饼干放入我的自行车车斗。同事接过修复后的电话机，硬在我的衣兜里塞入两包香烟……有意思的是：每年临近除夕，理发店里人满为患，而我无论何时进入那家店，那位肤色黝黑的老师傅总会在顾客不满的目光中堂而皇之地招呼我坐到理发椅上。个中原因自己晓得：我帮他的儿子修过一只美达牌闪光灯。那也可算是一种“不正之风”吧。
进入新世纪，家电品种日益丰富。不断升级的数码产品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于是，我玩MP3、MP4，玩数码傻瓜机和单反机，作为菜鸟，也敢坐在电脑桌前。我自感那是在享受生活。
一年前领到了退休证。光阴是一天一天过去的，离开讲台的心理准备也是逐日积累的，因此这不会改变我的精神状态。让我黯然神伤的是：由于目力不佳，我正在逐渐远离电烙铁和万用表。那本尚留有三四页空白的《电器修理笔记本》也在我不舍又不甘的心境中悄然合上。
（2011年10月14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