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彭玲 通讯员 孙兆钧
从十几人的小五金厂，到设有四家分厂、两家公司、一家境外企业，员工人数有300余名的机械大厂，最后改制，厂房被拍卖。柴桥通用机械厂，企业性质先后定为地方国营、大集体、镇办厂、地方国营、大集体，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70年代的徘徊迷茫，也有过80年代的风光无限。日前，记者找到了原机械厂的部分老工人，向他们探寻通用机械厂的故事。
“现在每回走过通用机械厂门口，就特别留恋。这家厂，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就进去了，青春热血都献给了它。如今，当年那些小伙子的头发也都花白了。”提起原柴桥通用机械厂，曾是该厂销售科科长的胡纪庸很感慨。
1958年初挂牌成立地方国营宁波市柴桥通用机械厂。厂子承担农机具小造小修，还生产“跌落保险丝”这一拳头产品
为了适应和迎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浪潮的到来，当时隶属镇海县的江南（甬江以南）集镇柴桥，需要担负这一地区的机械制造和农机维修任务。1957年年底，根据上级指示，由柴桥手工业办公处主任严连云为筹建主任的筹备委员会成立。筹建委员有胡纪庸、郁福根、陈恩铭、虞如训、梅林桠、曹信康等人。
“当时的条件是一无人力，二无物力，更无像样的厂房和设备。”胡纪庸告诉记者，全厂职工义务拆迁后所大悲庵，在镇东乡（原柴桥后所、沃家村、五马村、穿山四村合称“镇东乡”）一个废弃的救火会（现位于环镇北路）建造了钳工车间和厂办公室。厂区只有40平方米大小，工人也只有11个人，如今这批通用机械厂最早的职工只剩下胡纪庸、曹信康等五六个老工人。
1958年初机械厂正式挂牌，定名为地方国营宁波市柴桥通用机械厂，隶属宁波市农机局管辖。
“那个时候职工主要是原先的铁匠、木匠等手工业者。”胡纪庸说，厂子成立后，个体手工业组成的铁业社、五金社、木业社以及后来加入的柴桥工艺社就成为职工的来源。
建厂初期，全厂职工人数最多时有三百人左右，设立了金工、钳工、铸工、木器、铁业等车间。但是当时的机械设备陈旧落后，全厂只有八九台四尺半皮带驱动的车床和一台最大钻孔径为8mm的手摇钻床，以及四只部虎钳和铸工开炉用的鼓风机，动力驱动还是依靠手摇八匹柴油机带动发电。
“当时主要业务就是农机用具的小造小修。”胡纪庸回忆，成立初期，铁业车间生产的农用火钳、铁镰刀、锄头，木器车间产的水桶、犁、耙、粪勺等都是机械厂的主要产品。
“除了这些，我们当时生产的变压器上用的‘跌落保险丝’是拳头产品。全浙江省就我们通用机械厂能生产这样的保险丝，利润空间特别大。”原机械厂副厂长曹信康告诉记者，当时国家对市农机局每年都有一定的指标安排，每当产值不能达标时，就把产值任务下压到通用机械厂。“工人经常要加班加点。当时厂里还有一句口号：‘苦干加巧干，彻夜放卫星。’”
曹信康说，厂子刚建立的时候，大家都一心扑在厂子里。虽然那时的工作特别辛苦，但心情好，人人都抢着干活，加班更是经常事儿，而且是主动的，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加班工资。工人中间还流传“四见”：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落后就帮，见先进就学。
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全厂人数最少时仅有13人
1961年，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机械厂也受到波及。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减轻国家负担，顺利度过困难时期，机械厂人员实行疏散、下放和调整。原来300多名职工，精减到108人。那些被遣散的员工大多是农业户口，都回原籍务农了。
1961年9月15日，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手工业35条》文件精神，柴桥通用机械厂作为宁波市试点厂由地方国营转为宁波市柴桥五金合作社，转为大集体性质。
随着体制的变更，凡属国家干部及后招收的全民性质学徒工都调到别的全民单位。职工按原筹建时人员来源就地疏散，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最困难的时候，全厂从领导到职工只有13人。”胡纪庸说，这个13人小厂，主要负责承接来料加工，农机修理和割稻子用的“沙尖”等小农具的生产。“我1961年在机械厂做仓库保管员，也经常要下车间。”原通用机械厂厂长沃平旦告诉记者，碰上加班，从厂长到工人，13个人全部得进车间一线操作。当时分配上实行多劳多得。“我还记得自己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43.5元，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五六十元。”胡纪庸说。
“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任务都是物资局分配的，自己想办法把产品生产出来。”沃平旦说，在那个最困难的时期，大家都泡在车间里，使用土设备，自己做模具，不断实验，研制出了牛头刨床、液压龙门刨床等。
“第一台液压龙门刨床研制出来后，长4米，宽1.32米，第一个操作的就是我和胡安民。”胡纪庸自豪地说，他和胡安民白班夜班轮流操作，两人还要负责带学徒。“那个时候后所的军工厂也没有这么大型的刨床，大型的龙门刨床产品都是让我们通用机械厂加工的。”胡纪庸说。
1964年，柴桥镇为安排社会富余劳动力，由当时的副镇长石元茂在五金合作社内筹办柴桥镇五金厂，五金厂由10人左右组成，以铸造为主，为以后柴桥农机具修理厂的建立做了基础工作。
1965年6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为了更好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柴桥五金合作社转为柴桥镇农机具修理厂（性质为镇办厂）。1965年9月，招收了第一批学徒工，职工人数约有90人。
当时主要以修理制造、试制和推广山区、半山区的农机具为基本工作任务，同时承接外加工和协作任务，还有碾砂机、棉花脱绒机的生产，印刷机的改装等。当时的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从描图校核到制造成整台机器，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生产流程。但铸工从碾砂、造型、开炉浇铸还是跟原来一样，以手工操作为主。
1966年“四清运动”开始，下半年由“四清运动”转入“文化大革命”。厂里成立了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接管厂里的日常事务和生产。随着运动的深入，革命生产领导小组已经不适应运动“深入持久”地展开。1967年下半年，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厂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厂领导班子。
“当时我们的工人收入是基本工资加奖金，厂设立奖金评定小组，以政治思想、生产产值、出勤率为主要评定依据，每月评定张榜公布。”胡纪庸告诉记者，当时没有8小时工作制，每天的工作时间规定在9小时，工资每月发放两次。
70年代初，添置新设备，生产1.6T精密冲床，工厂逐渐迈入正轨。70年代后期，研制出系列台式冲床，并全面打开销路
1970年9月，由于当时农机系统实行归口联合，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由县革命委员会发文，将柴桥农机修造厂和柴桥抽水机站两个单位合并为地方国营镇海县第二农机修造厂（全民单位）。原抽水机站改为农机修理车间，人员及生产仍按原状，同时对内设机构也作了一定的调整和充实。当时全厂职工人数在130人左右，在这期间招了第二批学徒。
随着厂房的新建扩大，设备也在原有基础上更新和添置，进一步由简到精，由单一到较系列化。与之相适应的职工的技术水平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产品也由原来的B650牛头刨床生产转为1.6T精密冲床生产。新添置了C630大型车床和M120内外磨床、Y357摇臂钻床，自我装备了M250导机磨，这些成为当时的主要加工设备。”胡纪庸说，原先的五金车间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厂里新建了金工车间，铸工车间也由原来的低矮房重新建造翻新，并安装了自造碾砂机、三吨熔铁炉。
“当时我们的M250导机磨，从描图、木模制造到大部件的铸造成型和安装成台，都是依靠本厂技术力量自行解决的。”胡纪庸说，工厂拥有这些设备的消息不胫而走，自此需要深加工的单位订单不断。这样不但为各兄弟单位解决了迫在眉睫的机床加工难题，而且也为厂里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1973年年底，经有关单位的批准，机械厂从原地方国营镇海第二农机厂全民单位转为县办的镇海第二农机修造厂，隶属原县委直接领导，属县办大集体性质。一些原来由全民单位调入的干部和职工调离，在全民时期招入的第二批学徒约10人也调至镇海机械厂和农机修造厂。人员的变动，导致生产瘫痪、产品滞销。1975年，厂里工业产值下降为32.87万元，财务入不敷出。
1975年后期，上级主管部门派工作组进驻机械厂。约一年后，工作组撤离。这期间工厂的产值虽有上升但幅度不大。1978年11月，重新设立厂长制，任命和调整厂领导班子。
“产品6.3T、12.5T、0.5T台式冲床也就是在1977年、1978年、1980年相继问世。”胡纪庸说，虽然研制出了新产品，但由于缺乏市场，生产的产品积压滞销。1979年，全厂靠借债维持生计。
穷则思变。1979年9月，机械厂成立销售科，在全厂职工中选拔产品推销人员。当时的镇海县工业局军转干部胡金福调到厂里任党支部书记。他着手调整科室人员，新组建经营销售科，从钳工车间调胡祖脉任销售科科长，并从供销科调胡纪庸、胡修昌等7人为销售科成员。销售人员开始走南闯北跑业务。
在全厂职工的努力下，产品销路全面打开，积压产品得以畅销，很快扭转了经济亏损的局面，工业产值持续上升。1979年年底，不但还清借债，还改造了材料库，电焊、机修、五金车间和仓库热处理间。1980年上半年，机械厂筹备建造新大楼；1981年大楼竣工，造价为14.8万元。
进入80年代后，机械厂迎来全盛时期，成为北仑龙头企业。职工福利好，“找老婆不用愁”
“我是1974年厂里招收第二批学徒工时入厂的，在装配车间一做就是7年。”原供销科成员胡修昌告诉记者，1981年国庆，厂里安排他到供销科做销售人员。第一次出门跑销售的经历，胡修昌还记忆犹新。
“10月初刚结婚，10月10日就让我去昆明跑客户。”胡修昌说，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乘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才到昆明。
一个人在昆明，人生地不熟。一筹莫展的胡修昌从昆明火车站跳上火车，准备返回宁波。晚上9点，火车停靠在一个站台上，胡修昌看到窗外灯火通明。“有这么多灯光，应该是个城市，有城市肯定有需要冲床的工厂。”胡修昌当即拎起行李跳下火车。下车后，看了站牌，他才知道自己是在湖南衡阳。
“第一次到湖南，一般的旅店也不敢住。”胡修昌看到车站有人打着“广州军区招待所”的牌子在拉客，很多人在排队，心想军区的招待所肯定比较安全，就跟在后面。到了招待所，才知道是6个人一间，房间里除了上下铺的床位，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一大早，胡修昌就跑到衡阳当地的邮局，买了一本电话黄页，在黄页上寻找名称里带有“机械”字眼的工厂，一个个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冲床。“对方有需要，我就带着产品介绍跑过去推销。”胡修昌说。终于有一家手表厂表示有兴趣。胡修昌立刻上门推销，最后手表厂答应先拿一台冲床试用。“就这一台冲床的订单，坚定了我做销售的决心。”
“当时我们的主导产品‘金龙’牌台式冲床系列名气很大的，全国钟表厂基本上都是用我们厂的产品的。”沃平旦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后，通用机械厂迎来了全盛时期。1.6吨的自动冲床，当时全国只有两家厂能生产，一家是萧山的“金龟”牌，一家就是通用机械厂的“金龙”牌。“当时我们通用机械厂在镇海县江南地区、在北仑是龙头企业。柴桥镇下面没什么工业企业，很多小加工厂都是靠我们支援设备的。”
1981年，胡纪庸带着通用机械厂1.6吨的自动冲床，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反响很好，很快在各中小企业中打响了名声。“当年，参加广交会不是想去就能去的，省机械厅对各行业都是有名单安排的。”胡纪庸说，自己连续10年带着1.6T、6.3T、12.5T自动冲床样机参加广交会，前后去了18次。
“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我们找到了浙江大学。”胡纪庸告诉记者，当时浙江大学校办工厂生产钟表机械滚齿机，需要钟表仪表方面的自动冲床。通用机械厂的自动冲床刚好是为他们配套的。“我们主动联系了浙江大学，他们一开始很诧异，仪表用的机床都是精密型的，一般厂是做不出来的，更何况是我们这样的县办小厂。”试用了产品后，浙江大学非常满意，自此确定了合作关系。
当时，浙大自己研制一台精密滚齿机。这样的机器进口一台需要150万元人民币，自己生产的话只要75万元，浙大就联系了苏州光学仪器厂、上海小洋仪表厂、沈阳轻工机械厂、柴桥通用机械厂等。五家工厂一起合作，通用机械厂负责做手表齿轮轮齿上的毛坯。
“与浙大合作后，每年浙大组织的订货会，通用机械厂都能参加。”胡纪庸告诉记者，每年浙大发出通知，五家企业联合开钟表设备订货会，当时全国有31家钟表厂，基本上全都会来参加这个订货会。“开完订货会，我们通用机械厂一年的冲床订单基本上也就满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部分企业因经营不善倒闭，通用机械厂看准时机，准备扩大规模。1989年11月，新碶算山宁波凤凰冰箱厂铸造分厂并给柴桥通用厂。柴桥通用厂成立了通用总厂，算山办了特种不锈钢厂。该厂占地2万余平方米，有职工120余人，生产各种规格的不锈钢。分厂经过一年的整顿，很快就能正常运作。1991年，通用机械厂的产值达到3000万元。
“那个时候，工人很多住在柴桥，到算山上班不方便，厂里就买了厂车，每天接送工人上下班。”沃平旦笑着说，北仑第一辆企业自有大客车，就是通用机械厂的厂车。除了厂车外，当时厂里共有货车、面包车、小轿车等7辆车。最高级的小轿车是花了几万美元买的进口车，全宁波也就只有2辆。
“当时我们厂效益好，职工医药费全报销的，正式职工每人能分一套房子，职工工资从来不拖欠。”沃平旦说，那个时候镇海县有一句顺口溜：“一农机二农机三农机，讨老婆不用愁。”二农机就是指柴桥通用机械厂。
“当时厂里的福利特别好，经常发毛毯、羊绒被。”胡纪庸告诉记者，1987年，机械厂下属的一家由工会开办的劳动服务公司倒闭了，经区工业局批准，将积存的商品全部作为工会福利发给职工。“我工龄最长，发到了一台14寸的彩色电视机，曹信康分到一台1000多元的录音机。其他职工也分到电风扇、脚踏车、电茶壶、热水瓶等物品。”胡纪庸说。
“最鼎盛的时候，除通用机械厂总厂外，还设有四家分厂、两家公司、一家境外企业。”沃平旦告诉记者，1992年，通用机械厂与海天、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一家印尼华侨开办的工厂联合在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办了家贸易公司。“那个时候，印度尼西亚的公司业务比较稳定。我每年去两次，每次待一个月。”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国有集体企业的种种弊端也不断凸现出来，我区国有集体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柴桥通用机械厂顺应潮流，进行改制，厂房拍卖，职工下岗分流。1997年，胡修昌出资180余万买下了通用机械厂的金工车间，改名为宁波市通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摄影及翻拍：彭玲）
（2011年5月11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