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镇员 通讯员 叶元花
“工资三十三，香烟抽牡丹，房子造三间，银行存款还有三千三”，这是供销社职工真实的生活吗？你还记得供销社布店里票夹在铅丝上溜来溜去的情景吗？你吃过供销社在“双抢”大忙季节送到田头的糖糕、水塔糕、兰花倭豆吗？
供销社，全名是供销合作社，一个几乎和共和国同时成立的经济组织。供销社原本是由农民入股组成，社员共同合作经营、按股分红的农村合作流通组织。除社员股金属个人所有、集体使用外，它的全部财产，都是供销社的公共财产，归社员共同所有，由供销社占有和支配。后来，供销社逐渐成为国家领导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的主要形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供销社不但管理生产、消费、供销、信贷、技术服务等经济活动，而且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的重要主体。
柴桥供销社，这个曾经在宁波地区实力最强、跻身浙江三强的基层供销社，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柴桥地区，它的辉煌可以说是其他任何单位很难比的。因为它长期担当着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小城镇和农村最主要的商品流通渠道，是连接宁波、镇海和柴桥地区周围乡村（包括定海县附近岛屿）、农业和工业的桥梁，在推动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联系城乡经济等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记者走访了十几位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柴桥人，他们对柴桥供销社并不陌生。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回忆起当初购物的经历，无一不会谈起柴桥供销社。当年供销社的摊子铺得很大，几乎占满了柴桥最中心的老街。不管是农忙还是农闲，不论是平日还是过年过节，这里总是人来人往，一直是最热闹的地方。家里的油盐酱醋茶快用完了，要来买；给读书的孩子买文具买鞋子，给远道而来的亲戚买盒“大前门”，打上半斤酒，也要到这里来；儿女出嫁，为买“永久”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三五牌台钟，就更离不开这里。后来医药公司、照相馆、点心店、饭店也都齐聚在这条街上。从生活上的吃、穿、住、用到生产领域的化肥农药等，大多数的东西还得凭票购买，“集万千物资于一身”的供销社成了那会儿柴桥地区最风光、最牛的单位。曾经的会计孔月明说，1985年，柴桥供销社的利润超过了一百万元，是当时浙江省仅有的三个利润超百万元的基层供销社。那一年，柴桥供销社走到了辉煌历史的最高点。
随着计划经济的结束，市场经济的逐渐开启，柴桥供销社也渐渐走入了历史的灯火阑珊处，慢慢销声匿迹。生于不同年代的柴桥人聊起记忆中的供销社，似乎都能找到那种似曾相识的回忆。
那些年那些挥之不去的“供销情结”，让很多柴桥人记忆犹新。在那个物质远不如现在丰富的年代里，站在那高高的柜台下，那种人购买欲的小小满足给人带来的幸福感难以言状。
那些和柴桥供销社有关的记忆，已经成为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的柴桥人甜蜜而苦涩的集体记忆。
拿点破旧铜铁、粮食也能入股供销社
今年八十多岁的叶龙书，算得上是柴桥供销社的老人了。担任过营业员、供应科科长、副主任的他，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全程见证供销社建立、发展、变革的经历者。
叶龙书老人说，1952年的柴桥镇已经是镇海县的一个重要大镇，东南靠着郭巨、昆亭、三山山区，连同周围乡村形成了将近10万人口的辐射范围，因水陆交通方便，是著名的农产品、海产品的集散之地，有着“小宁波”之称。良好的商业基础为后来柴桥供销社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1950年4月14日，“镇海县供销合作总社”成立。当时县社在柴桥地区有几个分支机构，一个是位于老当店的棉麻购销供应处，穿山地区的蔬菜购销联营处和收购草绳的河南顾河中庙，再加上柴桥镇上的工人消费社，构成了柴桥供销社的前身。当时还在镇上一家医药店当学徒的叶龙书，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了柴桥供销社的组建队伍。“当时干供销社，就跟干革命差不多，是项很艰巨的任务，也不知道供销社能不能办起来。”叶龙书老人说起柴桥供销社成立前的状况，谈起当年自己的经历，思路还是十分清晰。
“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农民工人拿2万元（旧币制，相当于后来的2元）入一股，一户可以入一股，也可以多股，没钱的可以交1000元（也就是后来的1角）当入社费。”叶龙书告诉记者，这有点类似于现在超市的会员卡，买东西可以享受优惠。按当时的说法，可以减少中间盘剥。这些盘剥就来自于那些卖米等的私商、奸商，“当时一些私商卖的米不但价高，而且有杂质，很多还受了潮，所以供销社要卖米。比如供销社的米价是1角钱一斤的话，社员可以按9分半买。”老人说，因为米是大伙每天要吃的，所以入社享受的这个优惠能很快把交的这一角钱赚回来，但那些交了1角入社费的人并不能像交2元钱的人那样享受股金分红。再后来，实在没钱的人从家里拿点破铜烂铁或者大米也入了社，但同样能享受社员优惠。
建社初期，供销社由农民办，农民管，它不以赚钱为目的，属于集体所有制，优待供应社员生活、生产资料必需品，同时为国家代购粮食、棉花、茶叶等农产品。1956年底，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柴桥供销社开始全面负责周边农村市场的商品购进、分配、调拨、供应任务，由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转化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一开始，那些交2万元的社员能在年底分红，后来渐渐也不分了，交1000元和交其他东西的百姓享受折扣优惠到1956年也结束了。”叶龙书说，公私合营了，都成公家的了，商品价格统一了，所以也就没什么优惠了。
1952年10月1日，也没重要领导道贺剪彩的隆重场面，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柴桥供销社在现在老街柴桥老饭店的旧址上就算成立了。一楼是供销社主要的营业场所“财神殿”，以上就是办公室和宿舍。所有的员工，吃饭、工作、睡觉都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
几天的走访中，记者试图寻找除叶龙书以外其他见证柴桥供销社成立时的老人，但是他们中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联系不上——识得最初供销社容貌的人已越来越少。
那逝去的“商店容貌”
“哪家不是占据着柴桥镇上最好的市口，哪家店门口不是人来人往？”回忆起当年的辉煌，住在柴桥老桥附近的“老供销社”俞大爷至今言语中透着满腔的自豪。当年的柴桥供销社很大，下设霞浦、紫石、昆亭、大榭等多个分社，几乎每个村都有供销社的代销点。后来昆亭、三山等被划分了出去。
曹国成，也是位居住在柴桥老街下的“老供销社”。1955年开始在柴桥供销社工作，做过营业员，管过采购，当过经理，曹国成的大半辈子就奉献给了供销社。他向记者讲述起了当年柴桥供销社的“庞大帝国”。供销社的专业商店主要分为农资商店，主要提供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还有采购商店，收购柴桥及附近地区的农副产品，如有名的三山金柑，大榭萝卜干等；最重要的就是生活资料供应商店，有副食品店、日杂部、棉布店，也包括餐饮业服务业，如柴桥饭店、照相馆、旅社等等。“那会儿很多的墙面上，你会经常看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农村供给的重担就落在了我们供销社的头上，加之柴桥的历史基础，供销社越做越大。”曹国成说。
叶龙书是第一代柴桥供销社人，在他的记忆里，刚开业的“财神殿”大门的南边是两间百货店，北边是两间棉布店。跨过门槛走进大门，里面的中间部分就是块空地，北边是副食，南边是一些简单的杂货和生产资料，阳帽篷、扫帚等，品种比较少。最显眼的，就是一进门就能看到的那高高的木质的黑色柜台，有半人高，把顾客和营业员分隔开，柜子的后面就是货架。后来渐渐有了玻璃柜台，比如文具商店。“里面放着‘中华’牌的铅笔、黄黄的本子、削笔刀。”在柴桥薪桥南路开店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跟小伙伴到卖糖果饼干的柜台边，看着柜台里那花花绿绿的糖果饼干就要眼馋半天。“这类糖果对那时候的孩子来说可是奢侈品，一般来说，要到过年过节才能吃到。”
棉布店的柜台，是大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柜台后面的架子上陈列着一匹匹布品，更惹人眼目的是几条穿梭于店内上空的“空中索道”。柴国成向记者讲述了这些“空中索道”的用处。
棉布店的营业员收好钱，敲好章后，会将布票、钞票、账单用一个铁夹子一夹，夹子上端是铅丝（镀锌铁丝）做成的圆环，“嗖”的一用力，这些东西就顺着被磨得光亮光亮的铅丝滑到总收银台。
总收银台就像现在城里的火车枢纽站，五六条不同方向的铅丝就如一条条南来北往的铁路线，十分繁忙。总收银台的收纳“噼噼啪啪”一通算盘后，又一用力，“唰”，夹子滑回柜台。要是营业员力量小点，夹子还有可能停在半空悬着的铅丝上。这种“半自动”化的设备在一部分的副食品店也会有。在副食品店还有一种东西，就是打酱油和醋时的竹签。“当年我家住的地方离供销社也近，家里没酱油了，母亲就会让我拿着酱油瓶来打。”在柴桥菜市场摆摊的一位老伯回忆说，那会儿没有酱油票，营业员收完钱后会给顾客一枚竹签，顾客拿着竹签，到另一个地方打酱油。拿一个大些的提斗顺着漏斗灌一斗，会加到离玻璃瓶口差一点点的地方；打醋的话会用一个小点的提斗灌一斗。
“棉布、酱油等这些需要计量的商品不能让营业员收钱拿货一手沾，得分开。”有过营业员经历的柴国成说，这样的举措是为了避免某些营业员的私心，同样的钱，少给点顾客分量自己留下来，占了公家的便宜。像鞋子、肥皂这样的有单个数量的商品，营业员就可以收完钱把商品给顾客，因为商品数量和钱的数量是一一对应的。
凭票买东西的日子
早年老百姓购物的最大特征就是：得有票。“现在的年轻人买东西流行刷信用卡，咱们那阵儿，买东西‘流行’票证。比如买油要有油票，买米或在外吃早点要有粮票，买肉要有肉票，做衣服要有布票……”一位在柴桥老街买塑料套鞋的周大伯回忆道，小到香烟老酒，大至自行车、手表都要票。身旁的店老板打趣道：“现在是有卡走遍天下，以前是无票寸步难行。”上世纪50年代以来，物资相对匮乏，商品的种类数量都不多，很多还得限量供应。1953年年底前，粮食开始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食用油也实行统购统销，但这两块原属于柴桥供销社的业务也被划分了出去。1960年开始，国家制定了定点、定时、定量供应的政策，卫生衫裤、床单、线毯、绒衣、毛巾被等很多针织品，一律凭布票供应。
“很多购物票现在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很多已尘封在不少人家的箱底下，一些成了收藏者的收藏对象。”住在柴桥万景山小区的李玉芬回忆说，在她八九岁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各种票，“那时候家里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我们家四个孩子一起做作业，在一个废弃的半截水果罐头瓶里放点煤油，放点棉纱，就这么点着照亮本子，所以家里每个月都会领到煤油票。”李玉芬说，经济好一点的人家就会用洋灯，但这样的人家极少极少。她家好像每个月会发两市斤的煤油票，父母也会让她拿着玻璃瓶去老街上的供销社打煤油，“我也很喜欢去供销社，因为那里是镇上最气派的房子。”
据叶龙书介绍，普通百姓家里都是用的煤油灯，但柴桥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一个照明厂，那里有当时北仑地区唯一的一台小型发电机，在柴桥供销社成立前一年，又重新整修运行了。“当时能供上电的地方不多，老街上做生意的都在用，15瓦的灯泡比较常见。”
周耀祥，从1972年到1990年间在柴桥供销社工作，26岁开始当财会，后来也做过柴桥供销社的主任。他说那会儿票证种类繁多，最缺的票证中有一样便是布票，“尤其是60年代初那会儿，一个人一年发大约一尺八的布票，三个人发的布票仅够做一条裤子，所以一般家里除了攒钱外，还多了一个攒票的习惯，尤其是布票。那时候妇女们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便是棉布店，很喜欢买段头布”，也就是咱们现在叫的边角料。这样的“段头布”本身质量是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省钱省布票。“比如说5尺的布料，4尺半的布没有问题，那剩余的半尺就会有些小问题，比如说会有些‘小辫子’，破线头，但是这半尺布只要稍稍裁剪修改下，还是能做衣服的。”柴国成说，5尺的布料只收4尺半的布票和钱，所以很多精明的妇女会经常去棉布店和售货员套近乎，以求得售货员把这些“边边角角”卖给她们。当然有些售货员有时候也会自己把这些“段头布”买下，所以那会儿棉布店里的售货员岗位可是很多人眼中的“香饽饽”。不过后来各种开丝绵、帐子布等布料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布票到了70年代也就没那么紧张了。
到了夏收夏种的双夏时节，柴桥供销社也会冲在支援农业生产的最前线，首先发的便是“双夏”票，有香烟、老酒票等等，因为那会儿农民的体力消耗是一年中最大的。
结婚时候买东西好难
60年代，柴桥地区婚嫁风俗是女方一般得准备3条被子。一条被子的被罩需要将近20尺的布票，可那会儿每人每年才发七八尺的布票，做一条被子一个人得攒上三年的布票。“所以一般姑娘家18岁就开始攒票了，到了出嫁那年，再凑上兄弟姐妹的票去做被罩，如果不够还得问亲戚再借点。”叶龙书老人回忆说，再穷点的人家甚至会向亲戚邻居借被子凑数，等结完婚再把被子还回来。
现在住在柴桥薪桥附近的余红芳今年已经有78岁了。年轻时候，她的老家在昆亭，“那会儿村里只有一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比如说油盐酱醋，出嫁那年，就必须要到柴桥镇上的供销社买嫁妆，比如说做一套好看的出嫁衣裳，但那会儿还买不到紧俏的布料，后来还是一个在柴桥镇上的亲戚托关系才搞了一些相对‘时尚’的红布头。除了布票，还得有棉花票，六十年代那会儿，每个人一年发一斤棉花，一条棉被需要七八斤棉花，大点的要十来斤，所以很多人家是很缺棉花票的。”余红芳说自己的父母是把他们结婚那会儿的老棉花打了打，做了一条棉被给她。
还有就是自行车票，叶龙书曾经做过供应科科长，向他走关系的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也没办法，有一次我们来了一百张自行车票，镇上的，部队的，各机关单位的都问我要票。有些村里的书记说谁家结婚，你怎么得给张票吧。”叶龙书说，那会儿票还是按单位平均分配，自己很难留下，各单位都盯着。那会儿“小凤凰”的女式车可是稀罕物，当嫁妆可是了不得的东西了。70年代以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都是很紧俏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家是跑到宁波，甚至是上海去购买这结婚的三大件，因为那边东西足一点。
但是，不管是什么时候，买什么东西，在供销社，那是绝对不可能买到假货的。
送点心到田间地头，供销社“支农”服务全力以赴
为田间地头的农民服务，也是供销社的本职工作之一。据资料记载，到1979年，柴桥供销社农业生产资料商店担负着柴桥区5个公社、89个大队、640个生产队的52000多亩水稻、1万多亩棉花和20多万亩多种经济作物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组织和供应任务。“那会儿，我们也讲‘售后服务’。”曹国成说，比如说指导农民如何科学施肥，帮助他们修理喷雾器具等，当然，最受农民欢迎的，还是送点心到田间地头的服务。在夏收夏种最忙的时候，柴桥供销社的员工要加班加点为农民们送点心，持续一个多月。“那会儿送点心实行每个分社分点包干，每个专业商店负责一个生产大队，霞浦、紫石等分社分别负责自己的服务区块。柴桥镇上的几家饮食店主要负责同盟、上傅、东三门等水稻田众多的生产队，压力不小啊。”虽然也当着“一官半职”，但由于缺乏人手，曹国成有时也得挑着扁担或拉着手拉车，下到十几里外的生产队。
“水塔糕、糖糕、米馒头、包子等等，点心的种类十分多。”曹国成笑着说，那会儿最受欢迎的早餐是油条。“油条最要吃了，虽然从镇上挑到村里已经凉了，但下地的农民吃在嘴里，喷喷香。”同盟村很多五十岁以上的人对那些“花色繁多”的美食记忆犹新。“那时候的兰花倭豆做得蛮赞的，十分清脆，咸淡刚刚好，味道做得再好没有了。”同盟村六十多岁的李大爷对当年油滋滋的兰花豆是赞不绝口，上午八九点和下午三四点那会儿，供销社的人会把点心挑到村中心，各个生产小队有人会负责把点心分发下去。除了点心，当然还少不了老酒，“一般会在村里的供销社代销店买上几两老酒。聊着天，喝着老酒，嚼着兰花倭豆，还有些豆干等其他下酒小菜，那日子过得再惬意没有了。”回想起那段日子，同村的张大爷也深有同感，“那会儿还有油枣、汪南糕、饼干什么的，都是很讨人喜欢的点心。有时候会把从自己口中省下来的点心带回家，给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吃，他们吃到这些东西也老开心了。”
要照顾到如此多的生产大队，供销社要做很多点心。“晚上要做的点心数量很大，比如说就光兰花倭豆一种，一个晚上要炸至少三四百斤。”曹国成对当年制作点心的场景还是难以忘怀。因为要把这么多的点心做出来，头天晚上半夜一点多就得开始忙活起来。“饮食店有专门的加工厂，大的厂子有十来个职工在忙活，小厂子五六个人，到了双夏时节，我们几个门店里的经理、会计也都要过去帮忙制作。”曾经做过零时帮工的周大爷向记者描述了他当时工作的点心加工厂。4张2米多长的木板搭起来，一人揉面粉，一人在旁边的大油锅里炸。两只大油锅，一只用来炸油条和糖糕，还有一只用来炸兰花倭豆等其他点心。“当时手脚多少快啦，把面粉切成条状后开始拉伸，那‘啪啪’打在木板上的声音很有力道，揉成条状后，旁边的人顺手将其溜进油锅。”周大爷回忆说，糖糕也很受大伙欢迎，所以炸的量也很大。还有几个人坐在屋里角落用刀片把倭豆切开，然后下油锅炸。那兰花倭豆都是用麻袋装的。屋子中央还有几个大蒸笼，一般馒头、包子、水塔糕，一种点心一个笼子。“馒头味、油条味、油枣味……各种刚刚做好的点心味道掺杂在空气中，那叫一个香啊。”周大爷似乎对这段美好回忆还念念不忘。
“我们5点就要出门送点心了，6点左右到各个生产大队。篮子拎，扁担挑，有时还得手拉车拉。”送过点心的曹国成说，第二天要送的点心量，头一天送下午点心的时候就跟生产大队联系好了，最后也跟他们结账。
据曹国成介绍，送点心到田头的服务，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做，到公社化以后就比较多了，一直做到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分田到户才停止。
物资交流会热闹非凡
送点心下乡算是小型分散的送货下乡活动，大型的集中的送货下乡便是柴桥供销社到公社或供销站所在地巡回召开商品展览交流会。“一般会从行政和业务部门抽调十几个人组成这个下乡小分队，确定交通不便和供销社网点薄弱的地方作为送货下乡的交流地点。”曾经做过供应组长的叶龙书说，地点安排顺序先为棉稻区，继而是山区，最后是海岛。“一般一个村一天，越是小的地方越要去，比如说神马岛。”供销社刚成立那几年里，除了柴桥和霞浦有集镇外，其他地区都没有市集，小的代销店不能满足老百姓的日常所需。“那几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后，生产很紧张，男的要上山砍柴，冬种；妇女要刨番薯，像神马岛、穿鼻岛等偏远地区的群众很少有时间去柴桥买东西。所以这种一年一两次的送货下乡下村的交流会，当时在镇海县都出了名，很受老百姓欢迎。”叶龙书说。
那交流会开到村里来了，怎么让偏远村落的群众知道呢？三峰公寓的石大爷小时候在榭南长大，他回忆说，交流会前一段时间，村里会用黑板报、大字报甚至农村放映电影时向老百姓宣传，一是让他们有思想上的准备，二是让老百姓准备好钞票和各种票证。交流会时全部的商品摆摊陈列，为了便利群众购买，提高买卖的效率，全部商品推行“卡制”（棉布用循环登记卡），一手钱一手货。
“小人玩具、扎头绳、土毛巾、顶针、蛤蜊油、竹壳热水瓶、年画、套鞋等好多好多东西。”石大爷说，他家隔壁的李阿婆原来让小儿子从上海寄来了一双套鞋，太大；又托人从柴桥买了一双，太小；有了交流会，李阿婆买到了刚刚合适的套鞋，十分欢喜。“原来去柴桥要走20多里地，还要坐船过渡，起码要一天，挑挑拣拣很不方便，有了交流会，货色送到家门口，真是最好没有了。”
头发、牙膏壳……都是供销社的收购对象
供销社组织的交流会还有一个特点：期间进行收购活动。曹国成回忆说，棉、麻、茶、萝卜干很多是当时国家收购物资，老百姓只能卖给国家。像生猪这样的平时也可以卖给私商，交流会给了农民巨大的便利。“我记得穿鼻岛一个群众说，猪是好养的，卖太难了，猪养到三百多斤，自己没有船，很难运到柴桥，翻山越岭卖给私商，还怕价格上吃亏，所以供销社上门收购让他可以放心养大猪了。”曹国成说除了生猪，小土特产、废品的收购还会在会场上进行样品展示，介绍价格。
“破布、废橡胶、头发、牙膏壳、熟铝都是废旧品收购的对象，卖的钱又可以购置新东西。”曹国成说，老百姓手中的死货变成了活物，所以废旧品收购也非常受老百姓欢迎。既购又销是供销社盘活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大多数农民是为买而卖或因卖而买，用出售产品得来的货款买回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所以那会儿供销社还有预购定金，比如说收购棉花，社里会把预购定金交给农户，让他们有钱去买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柴桥的金柑、大榭的萝卜干等都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农副产品。
清光绪五年《镇海县志》有记载：“吾县所产金弹味最佳，曰牛奶味次之……”。后来金柑传到日本、英国等种植作药用和观赏植物，而镇海县的金柑产地主要是在柴桥和三山一带，“当时社里收购的金弹（罗纹）和黄眼（牛奶）两种金柑，金弹皮薄肉嫩，味甜，适合鲜吃，而黄眼皮比较厚，酸一点，适合加工。”曹国成介绍，柴桥供销社把收购来的一部分金柑鲜销，运到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全国主要的大城市，而剩下的黄眼金柑就转供给供销社系统内的宁波蜜饯厂和大碶食品厂，加工成金橘饼等蜜饯产品，再运到全国销售。
上世纪60年代前后，穿山码头上的水产交易也十分红火，码头周围停满了来自舟山和大榭、神马等岛屿的渔船，当时的收购都是在穿山码头的船上进行，跟渔民都是现金交易。当然，到了老百姓手里，这水产的价格也不低，比如说大黄鱼。“那会儿大黄鱼都是野生的，不像现在很多是人工养殖的。”曹国成说，那会儿大黄鱼肉质非常爽口，肉夹下来一片一片的，一般一条1斤多点重，但是1斤价格在三角七分左右，小黄鱼的价格也在三角一分、三角三分左右，普通人家一般只有结婚、生子等大日子的时候才会用上这样的“高档下饭”。
水产行当不仅仅供销社在经营，个体商户也在参与竞争，比如说当时著名的柴桥“十三行”，当时郭巨、大榭、梅山等周边地区的老百姓经常挑着自己捕获的海产品找柴桥镇老街上的几家水产行代销。1956年，公私合营后，“十三行”水产也都一并归到了柴桥供销社“帐下”，镇上的商店就开在柴桥老桥旁，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零星的水产商户。当时柴桥供销社下面的霞浦、昆亭等分社都是各自去穿山码头进货。曹国成说，一般在早上和半夜交易，因为当时的鱼货并不是像现在那样用冰块冰着。“即使有，也只是临时性把水产冰一下，这些冰都是存放在野外‘冰厂’的天然冰，而非现在的人造冰。”这也是那会儿水产很难过夜的原因，曹国成说，所以昆亭、霞浦等分社的人会一大早甚至半夜把水产挑回去，量大点也会用手拉车和船。公社化以后，镇海县水产公司穿山水产营业部成立了，供销社就改从水产公司进货了。
整个60年代，大多日用杂品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1958年下半年快开始毁锅炼钢，很多农户无锅做饭，瓷碗也十分缺少，所以供销社加大了向外省调运的力度，之后便逐渐转为正常。
供销社的“扁担精神”
“工资三十三，香烟抽牡丹，房子造三间，银行存款还有三千三。”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传在坊间的段子，说的是当时供销社的“优越生活”。“而这些很多是外面传说的，哪是真的，要是真是这样就太好了。”叶龙书说供销社职工后来的工资水平在当时社会算是中上水平了。他一开始的工资就是120斤大米，跟当时的乡干部是同等待遇。孔月明，曾经是柴桥供销社的会计。他告诉记者，到1955年底，柴桥供销社的学徒工资是14元，试用工的平均工资才24元，职工工资在30.5元，年长的职工在35.5元左右。其他“优越生活”就没那么真实了。
柴桥供销社成立前的河头供销社只有三四个人，负责人是林书根，那会儿是纯粹地为老百姓服务。“有些偏远地方的供销点只能让顺路的人带个信，比如说上傅没东西了，缺几块肥皂、多少斤酱油、多少盒火柴。”叶龙书说，像肥皂、火柴这些日用品，即使缺一小部分，林书根也得跑一趟宁波江东。“早上四点就得出门去大碶赶航船坐到宁波江东，否则要等到下午，时间来不及。或者翻过育王岭，宝幢那边也有航船。”
上世纪50年代那会儿，从柴桥到昆亭的交通不是很方便。供销社的人需要翻过昆亭大岭才能把货品补给当地的代销店。“我们供销社专门有两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负责这条线路的补给，其他人都是临时性的。”曹国成说，比如一次二百多斤的红糖，一走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一般人听到都会吓煞，哪还敢去做这份工作。当时还有个新玩意叫“木笃子”，当他们走累了要休息的时候，就把“木笃子”底部拄在地上，然后扁担再架在“叉口”中间，分担两头的重量，这样就可以站着休息，免去了承受挑起时的巨大重量。休息好了，“木笃子”一撤，就可以直接上路了。60年代初通了公路，就改用手拉车，但分量也随之增加到八百、一千多斤，再加上昆亭岭高，这种苦处也只有当时拉车的职工才能体会了。
1958年以后，镇海县的基层供销社普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推行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的管理制度，所以当时柴桥供销社底下几个分社的职工经常都要跑到柴桥来开会。“比如说大榭分社的职工，三点多吃过早夜饭就去坐渡船，带着扁担过来开会。”叶龙书说，即使开会，职工们也不忘给分社带回急需的生活品。晚上八点半开完会，大榭分社的职工就回去了，但是会拿些袜子、牙膏、牙刷等一些轻便的小百货赶夜路挑回去，到家往往要到晚上十点以后。
如果要把再重点的东西运到大榭，比如说酒、白糖、布匹等，就需要先用船撑到穿山，再下船装到渡船上。“刚开始供销社没车没船的时候，把货物送到各个分社需要让柴桥镇上的搬运工会负责运输。”也做过会计的曹国成说，但是他们只负责运输到河口，从河口到分社的距离还需要一定的装卸费。“为了节省费用，分社的营业员经常把上百斤的货物背到自己的门店内。小的几十斤，大的一百多斤，就这么背进去。”除了收货，有些地方偏远的老百姓需要生活品，供销社的职工还得挑着扁担给他们亲自送上门。艰苦创业的“扁担精神”成了柴桥供销社最具标志性的精神文化符号。
当时虽然没有其他商店的竞争，但柴桥供销社十分注重服务质量，也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双手叠在胸前，仰着高傲的头，藐视对面的顾客。某年腊月二十三那天，供销社进了一百斤黄糖，半斤一包，总共两百包，“黄糖是很紧俏的商品，往年都是一开卖，便会一抢而光，那年有人要一位售货员藏两包卖给他。那天黄糖也很快卖完了，但售货员私藏黄糖卖给别人的事让单位知道了。”叶龙书说，后来单位专门组织人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她也哭成了泪人。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开始也激发了柴桥供销社的活力，随着国家逐渐取消了商品统购统销的政策，个体经营者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供销社遇到了众多竞争者。由于原本雄厚的经济基础，柴桥供销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据《镇海县志》记载，1985年，柴桥供销社全年零售总额达到了2028万元，全年的利润总额达到了101万元，与绍兴柯桥供销社、黄岩路桥供销社一道称雄浙江。“这是当年浙江仅有的三个利润超百万元的基层供销社。”孔月明自豪地告诉记者。柴桥供销社曾先后获得了当时省委、省革委会等颁发的众多荣誉。1986年10月1日，供销社开办的柴桥商场开业。1993年，在它的对面建起了供销大厦。但后来，柴桥供销社和全国其他供销社一样，那种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渐渐消失了，人们买东西再也不用专门跑到供销社去了。在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浪潮中，1999年柴桥供销社改制，原来被人羡慕的职工都一次性买断了工龄，资产也逐渐被拍卖，现在还保留着机构名称，仅有几名留守人员负责管理部分资产，处理转制后的遗留问题。
（2012年11月22日2版、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