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阳
乡村的小店犹如一个小小的集市，那里人气旺，信息灵，奇闻多，三四十年前更是如此。我刚下乡到霞浦插队那阵子，由于一个大队只允许设有供销社下属的一爿店，因此那是真正的“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那爿极不起眼的小店坐落在大队部隔壁，店门口用红色的油漆写着“某某大队代销店”。走进二十来平方米的店堂，首先见到的是齐胸高曲尺状的木质柜台，台面的一角陈列着几个盛有糖果、油炸豆之类食品的大口子玻璃瓶。靠墙处立着两个粗陋而结实的货架，上面几乎终年不变地叠放着廉价牙膏、低档卷烟、需凭卡购买的肥皂等商品。窗下有几只盛着酱醋酒的坛子，店内那股莫名的混杂怪味多半源于那些坛内的液体。店的角落有一张四季都挂着蚊帐的板床，床边黑色手摇式电话机是全大队唯一可与外界联络的电信通道。
小店归大队所有，因此店堂的管理者并非真正的老板，但大家还是喜欢称其为“小店老板”，这在当年是一种戏称。老板的人选由大队干部集体讨论决定，入选者多为处事沉稳又很有人缘的中年农民，一般都有点小手艺，诸如理发、扎银针、编小竹器等，以便闲暇时为乡亲们服务。当年我总是把一头乌黑的长发交给那位手艺挺不错的老板拾掇。
江南冬日的雨季寒气逼人，田野朔风萧瑟，此刻却是小店人气的鼎盛时节。店堂内潮乎乎的空气中弥漫着辛辣而浓重的烟草味，石板铺就的地面总是湿漉漉的。人们披着战袍般的蓑衣，双手缩在棉袄的袖管里，显出少见的悠闲神态，陆续来到店里。他们或挤在长板凳上，或密密地围在柜台旁，海阔天空地聊天。上到中央文件下至某人家事，都会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和绝对民主化的评议。谁都可能为一个小小的枝节问题而卷入一场剧烈的舌战中，参与者那种忘我的神情每每令旁观的我为之惊愕。
人们在此言无顾忌（当然，他们都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他们叹息“种粮食的终年劳作竟填不饱自己的肚子”，他们直言“想要日子富，就要田到户”，他们企盼“有朝一日乡下人也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劳保待遇”……在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的年代，小店的“异常情况”可视为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作为乡亲的大队干部善意而委婉的劝告无疑是一种警示，但这并不能阻挡大家迈入店门的脚步，只是人们把话题转为家长里短的琐事：三叔的自留地施了菜籽饼，番薯产量高得让人眼馋；刘婶的儿媳刚过门咋就生了个胖小子呢；昨天洪伯挑到街市的一担大蒜卖了好价钱……
粮食的紧缺使“吃”字成为频频出现的话题。店堂里稀有的低档饼干在诉说着食品匮乏的同时，年长者却津津乐道名菜佳肴、精美糕点。这是一种无奈和悲哀，它让我油然联想起成语“画饼充饥”。一次，店里到了一批“瓦片饼”，那是一种10厘米见方约1厘米厚的方饼，表面稀稀疏疏的粘着砂糖，售价四分钱外加半两粮票。某壮汉敢违“食不可赌”的祖训摆起了擂台：“限时5分钟吃完20只瓦片饼，不超时者，白吃；如超时，则倒贴我等量的瓦片饼。”话音刚落就见一小青年不无豪气地应战：“好，我来吃！”
柜台上放着20个黄澄澄的饼，高高的两摞。计时闹钟发出撼人的嚓嚓声，应战者的口腔仿佛一台小型粉碎机，迅速地将“瓦片”轧碎，又随着喉结快速地上下移动，将碎块吞咽下去。但因约定不得喝水润喉，这就使得吞咽动作显得十分艰难，以至于他的头部不断地做着前后运动。柜台上落满了饼的碎屑。蓦地，一小块红色的饼屑从他的嘴角滚落到柜台的边缘。“血！”有人惊呼。“牙床硌破了，不碍事，待会儿喝一口冷水就好了。”壮汉双眼紧盯着闹钟平静地说。人们屏息围观，几个老汉在门口低声抱怨壮汉的擂摆得太离谱，担心会撑伤人……这场食赌最后以小青年白吃而告终，他的胃是否撑伤，我不得而知，反正次日我路过小店，又听到窗口传出他响亮的说笑声。小店的货物品种十分有限，但因当时的商品流通领域里几乎没有“假冒伪劣”之说，因此人们在此购物倒是无须疑心重重。用当地种植的糖蔗做原料酿制的6角一斤的“呛便烧”——一种呛人又很便宜的烧酒，是双夏大忙季节中最得男人们喜欢的解乏佳品；厚厚的手纸又黄又粗糙，虽不中看却不必有漂白剂之忧；沪产某老牌毛巾是又软又耐用的纯棉织品……偶尔店里也低价出售大队自产的瓜果、土豆等农产品，这些被大家称为“自种出”的商品更是价廉物美的绿色食品，然而尚俭的乡亲们绝不会由着性子狂买。这对下乡不久的我触动很大，它让我受到了无声的节俭教育。
时至今日，乡村的商店星罗棋布，一个小小的村子有十来家小店已非奇事。各种冠以“超市”“俱乐部”“购物中心”的大小商场不断进军乡间。装潢考究的店堂里商品花色繁多，令人目不暇接，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然而，每当我漫步乡村，最频繁地映入我眼帘的还是家庭式的烟杂店，唯有它，让我又看到了昔日小店的影子。
（2009年8月3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