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向北京进逼。咸丰帝整日寻欢作乐、荒于朝政，此时更是无计可施，只得以“木兰秋狩”为名，携带皇后、懿贵妃及儿子载淳等人，匆忙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风流皇帝在北京时，沉溺于声色之中，由于纵欲过度，致使体弱多病。钮祜禄氏本性虽然正直，但性格太温顺，根本无力劝止。御医诊治后说常饮鹿血，可补肾亏阳虚之症。于是设立鹿苑养了100多只鹿，天天取鹿血以供其饮用。这一次仓皇逃往热河，鹿自然没有带走。到了热河行宫，情况与京城里自然有极大不同。咸丰帝本已龙体渐弱，再加上路途颠簸的劳累还没恢复过来，精神也相当紧张。据说由于行宫内外的防禁并不太严，协办大学士肃顺还经常带着皇帝偷空子出外游乐，使其更加沉溺于声色之中而无力自拔。这样导致了他本已虚弱的身体越来越坏。咸丰帝一时难以承受，便一病不起，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皇帝开始大量咳血，身体急剧恶化。这时，皇后忙于照料左右，无暇顾及政事。倒是慈禧趁机帮皇帝批阅奏折，处理朝政。如此一来，慈禧不但熟悉了朝政，也对朝廷里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的形势，了解得一清二楚。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病死。不过他在临死前做了三大决定：一是立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在自己病逝后赞襄一切政务；三是赐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赐皇太子“同道堂”印为以后下达谕旨的符信，“御赏”章为印起，“同道堂”章为印讫，规定凡一切诏谕只有盖有这两个方印时才能生效。因为皇太子才6岁，所以，“同道堂”印由其生母懿贵妃掌握。
有人专门分析过，从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可以看出，他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幼子载淳继位，由八大臣辅佐赞襄一切政务，而不是一二位大臣，说明他考虑到了肃顺跋扈专权的可能性，他又担心皇弟奕身贵势重，而把奕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这个决定的用意就在不使权力偏斜于一二人之手，八位王大臣可以互相牵制，从而防止出现权臣大权独揽、威胁皇权的局面。另外，为了牵制八大臣，让他们一心扶持幼主，咸丰又给了皇后和懿贵妃以极大权力。两宫手中握有两方印，不钤印的谕旨不能生效，这就给了皇太后和幼帝载淳以某种程度的否决权。可见，咸丰对后事的安排决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两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而缺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太后垂帘，又不是权臣辅政，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这就是咸丰所设计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多方牵制，其指导思想是权力制衡。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政局动荡，实现权力的顺利交接与过渡。
咸丰皇帝死后，仅有6岁的皇子载淳即皇帝位。七月十八日（8月23日），他尊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上徽号为“慈安”；由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小皇帝的生母，所以也一并尊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此时的八位辅政大臣已不想受两位皇太后制约，越来越骄纵妄为。出于与八大臣斗争的需要，慈禧主动与慈安结盟。而皇后对肃顺的跋扈，也非常愤恨，这就是二人结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