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与伤痕干杯——失小节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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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阴影里的光环(10)

“啊……恕我斗胆,看来只有您老天爷没风险了,我留下,在你身边吧……”

老天爷哼了一声:“我也有风险,人世间难免有冤情,我也难免被人责问,时时不安……”说着,老天爷顺手扯过一张鼠皮,包裹了这个灵魂,推下界来:

“去吧,你做它正合适。”风险就是冒险,冒险就是风险。在风险中锻炼人生,在冒险中探求秘密这都是人生的快乐。当断则断,免留后患,还不仅仅是名言,更是真理。

45.心平气和

有句老话说:不能生气的人是笨蛋,而不去生气的人才是聪明人。

罗纳先生住在瑞典的艾普苏。他在维也纳当了很多年律师,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逃到瑞典,身无分文,很需要找份工作。因为他能说并能写好几国的语言文字,所以希望能够在一家进出口公司里,找一份秘书工作。绝大多数的公司都回信告诉他,因为正在打仗,他们不需要这一类的人,不过他们会把他的名字存在档案里,等等。但是一家公司在写给罗纳的信上说:“你对我生意的了解完全错误。你既错又笨,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替我写信的秘书。即使我需要,也不会请你,因为你连瑞典文也写不好,信里全是错字。”

当罗纳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简直气得发疯。于是罗纳也写了一封信,目的要想使那个人大发脾气。但接着他就停下来对自己说,“等一等,我怎么知道这个人说的是不是对的?我修过瑞典文,可是这并不是我家乡的语言,也许我确实犯了很多我并不知道的错误。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我想要得到一份工作,就必须再努力地学习。这个人可能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他本意并非如此。他用这种难听的话来表达他的意见,并不表示我就不亏欠他,所以应该写封信给他,在信上感谢他一番。”

罗纳撕掉了他刚刚已经写好的那封骂人的信,另外写了一封信说:“你这样不嫌麻烦地写信给我实在是太好了,尤其是你并不需要一个替你写信的秘书。对于我把贵公司的业务弄错的事我觉得非常抱歉,我之所以写信给你,是因为我向别人打听,而别人把你介绍给我,说你是这一行的领导人物。我并不知道我的信上有很多语法上的错误,我觉得很惭愧,也很难过。我现在打算更努力地去学习瑞典文,以改正我的错误,谢谢你帮助我走上改进之路。”

不到几天,罗纳就收到了那个人的信,请罗纳去看他。因此得到了一份工作,罗纳由此发现“温和的回答能带来好运”。

试着用温和的回答来代替愤怒。你会有另一番收获。

46.分寸

说话留有余地,就要慎重选择一些限制性词语。开口“当然”,闭口“绝对”,会把交谈者吓退,把“部分”说成“一切”,把“可能”说成“肯定”……

俗话说:“量体裁衣”。日常说话,要根据各种人的地位、身份、文化程度、语言习惯来作不同的处理,把握好分寸,留有余地。赞扬不要过分,谦虚也应适当。一些人常常将刚演了出好戏的青年演员称为“崛起的新星”;刚发表了一首小诗便谓之“着名诗人”,这种赞扬有些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但水已泼出,谁又会来草草收场呢?同样,谦虚也该实事求是。有则笑话,说一个人过分谦虚。有人到他家夸他家花瓶漂亮,他说不过是一个粗瓶;人赞他衣服好,他又说不过是件粗衣。当客人对月饮酒,道:“好一轮明月。”他忙拱手说:“不敢,不敢,不过是我家一轮粗月。”这种谦虚便近乎迂腐,以致令人觉得不真诚。

科学史上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年轻人想到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实验室里工作,爱迪生接见了他。这个年轻人为表示自己的雄心壮志,说:“我一定会发明出一种万能溶液,它可以溶解一切物品。”爱迪生便问他:“那么你想用什么器皿来放这种万能溶液呢?它不是可以溶解一切吗?”

年轻人正是把话说绝了,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把“一切”换为“大部分”,爱迪生便不会反诘他了。

即使词用对了,修饰程度不同,说起来分寸就不一样。如“好”一词,可以修饰为“很好”、“非常好”、“最好”、“不好”、“很不好”等,这些比较级的使用要慎重。如果你没听天气预报,即使听了,明天还没到,便不可以说:“朋天一定会下雨。”一个人的文章写得一般,客气地说也只能是“还好”,怎么能说“非常好”呢?

有一句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里它用了“没有”、“最好”,又用了“更”,烘托出该产品精益求精的品质,展现了该企业不断进取、勇于开拓的良好形象,不失为一条“绝妙”的广告词,比如今的“极品”、“世界一流”真实,有力度。

好的修饰词使意思表达完整,恰到好处;过于夸张或过于缩小的修饰词,则会与客观实际相冲突,陷入两难境地。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皮卡索夫与罗亭有一段对话:

罗:妙极了!那么照您这样说,就没有什么信念之类的东西了?

皮:没有,根本不存在。

罗:您就是这样确信的吗?

皮:对。

罗:那么,您怎么能说没有信念这种东西呢?您自己首先就有一个。

皮卡索夫在此用一个“根本”,把话说绝了。因此,遇到不十分有把握的事,宁可多用“可能”、“也许”、“或者”、“大概”、“一般”等模糊意义的词,使自己的判断留有余地。

“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多的人不一定有智慧,且往往可能是刚好相反。所以,在人际沟通中,若能适时“制造别人讲话的机会”,则必定更受欢迎。

怀着一颗兴奋的心,小张与同事们一起组团到外地做业务考察。一路上,不管是搭飞机或小巴士,总是听到其公司的王副经理不断地大谈阔论,叽叽喳喳地讲个不停。许多团员私底下都相视而笑,无奈地摇头说:“这次碰上王副经理,完了,真够惨!”到了北京,拜会有关单位时,轮到王副经理做简报,只见他站在大众面前却脸红脖子粗,结结巴巴,讲不出像样的业务简报。

小张也曾与一公关公司女性总经理洽谈业务。这个女总经理长得蛮漂亮,业务亦是做得响当当的,经常是海峡两岸跑。可是当她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如黄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小张亦是业务口才高手,但想插几句话,却始终苦无机会。这位女总经理兴致高昂地叙述她两岸的公关事业是如何蓬勃,小张则两手在餐桌上玩弄着吸管,心中觉得十分无趣。三十分钟后,小张终于鼓起勇气对这个女总经理说:“对不起,待会儿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强调少说话的名言,如“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言多必失”、“丧家亡身,言语占八分”、“危莫危于多言”等等,但是许多人仍然有“话多”的毛病;出国旅行、婚丧喜庆、办公室内……都有“话多之人”,喧嚣嘈杂,令人厌恶。

语言学家拉克夫曾指出简单的三原则,使人们的说话更“文雅”——

“不要咄咄逼人”,

“让别人也有说话机会”,

“让人觉得友善”。

话多的人,常求发言而后快,不考虑听者的感受,也不让他人有讲话的机会,所以容易“招怨”。其实,话讲得最多者多半是讲自己的私事,或东家长西家短,易滋生事端;甚至不少人因话讲得太多,长了“声带结”,还到处求医呢!

话多的人不一定智慧多,而事实上往往可能相反,所以俗语说:“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在人际沟通中,让别人也有讲话的机会。

列宁说过:“只要再多走一步,仿佛是向同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日常生活中,对于不同的语言环境和对象,应灵活处理,掌握不同的分寸,才能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

47.模棱两可

说话本应准确、清楚。但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许多话是具有模糊性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有些话不必要、也不便于说得太实太死。

王元泽是宋朝着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儿子,在他刚几岁时,有一个客人把一头獐和一头鹿放一个笼子里,问王元泽哪一头是獐,哪一头是鹿。王元泽回答说:“獐旁边的那头是鹿,鹿旁边的那头是獐。”王元泽的回答固然没有错。但是,王的回答是含糊其辞的,因为他没有确切地指明哪头是獐,哪头是鹿。然而妙也就妙在这“含糊其辞”上,王元泽如果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那就显示不出他的聪颖和机智,也不可能引起客人对他的才华的赞赏了。

一个财主晚年得子,不胜高兴。生日那天,大家都来祝贺。财主问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客人甲说:“这孩子将来能当大官!”财主大喜,给了赏钱。财主又问第二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客人乙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发大财!”财主又赏了钱。财主又问第三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客人丙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死的。”财主气极了,把他打了一顿。说假话的得钱,说真话的挨打。既不愿说假话,又不愿挨打,怎么办?只好说:“啊阿呀,哈哈,啊哈,这孩子,哈哈……”

法国着名的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弗朗斯瓦·诺埃尔·巴贝夫,1797年在凡多姆高等法院法庭上受审时辩护说:“当我第一次受审时,我曾隆重地提出保证,我要伟大地、庄严地来维护我们的事业,这样,我才对得起法国的真诚朋友,我才对得起自己。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

“自由的精神,我是多么感激你!因为你使我处于比所有其他的人更为自由的地位。我所以是更为自由,正是因为我身上背着铁链。我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多么美好!我所维护的事业是多么崇高!它只许我说出真理——这也正是我要的。即使我的内心感觉没有对我指点出真理,这项事业会迫使我说纯粹的真理。正是因为我身上背着铁链,我在无数被压迫者和受难者之前有发表自由意见的优先权……

“我们虽然关在人笼里,并受残酷的折磨,但只要我们还能得到那崇高的事业的支持,我们便有责任公开宣布我们所热爱的真理……”

巴贝夫就这样在法庭宣扬了革命理想,这种充满战斗激情的语言,说明雄辩的力量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胆略。

美德和豪迈气概永远不会死亡。挺直你的腰,即使暴风雨来得再猛!

做事情讲求效率,漫无目的的言谈注定不会被人欣赏,不要做画蛇添足的事,也不要过分模糊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