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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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胡同之间(1)

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采取回避事实的态度。既不愿意步黄维之后尘,又不愿意开陈长捷之先例。他站在两条胡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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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之长的地位,使邱行湘站立在与自己过去的生命历程全然相反的一个新的起点上,给他提出了许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尽管他甘于长期当陈诚的随从副官,附人骥尾,但那只不过是图个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缘故。一旦带兵,他决不愿意充当副贰辅弼一类的角色。所以他以第5师师长之身率部激战徐水时,在国民党为他拍摄实战电影纪录片的镜头下,他微笑着举起望远镜;在蒋介石派他主战洛阳时,他在黄埔路“主席官邸”的甬道上,发出了“舍我其谁”的感叹。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在人生直下之中出现了命运回升,这不能不使他欣喜不已。他何尝没有感到,过去的晋升是靠老命拼来的,现在的晋升只不过在极少的劳动中比他的组员多流几滴汗水而已。而且重要的是,过去的荣耀里总恍惚着死神的影子,现在的荣耀中却依稀可见生活的彩霞。因此,他感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学习小组组长的职位,就人生的价值而言,实在比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贵重得多。在他的小组里,他意外地看见了洛阳之战的连手、河南第10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10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刘焕东。邱行湘忘不了在洛阳拆毁民房时与这位既老且瘦的专员结下的情谊,可是在这里,他们似乎定下一个默契,相互交谈时从来不提洛阳的往事。不仅如此,邱行湘每当看见刘焕东平静的心绪顿时不再平静,一股无名的烦躁陡然而生。这除了因为刘焕东最能勾起他失败的回忆以外,还由于来自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的刘焕东给他带来了他的忘年之交、青年军整编206师少将政工处长赖钟声的消息。赖钟声已在刘焕东转至北京之前被释放了。自由之鸟已经降落在赖钟声的双肩,邱行湘是深为他庆幸的。这位品貌端正的白面书生,就算比别人少活20多年,也有一个整整当当的一辈子;而他的未婚妻也不会空备花烛,只不过推迟婚期一年而已。对比之下,当年的洛阳军政头目,现在只剩下二人在这里你望我我望你,邱行湘的烦躁可谓事出有因了。

这又怪谁呢?虽然邱行湘的历史已经交代清楚,但是他的罪恶今还不肯承认呀。不错,邱行湘有意巩固和发展他的组长的地位,可是他恰恰在小组里无意露出了马脚。

那是在一次小组学习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管理员匆匆走进戊字胡同,送来一本小册子。邱行湘站起身来,伸出双手,像接受重大的馈赠那样,欠了欠身,点了点头。可是5分钟以后,也就是管理员大概走出胡同的时候,邱行湘提起书角,“叭”的一声掷到木桌上面。组员们来不及去看他的脸色,一个个伸长脖子去看书的封面,就在人们的脑袋正要凑拢的时候,邱行湘又抓过书来,“啪”的一声让封面贴住桌面,对着仰视他的人们大吼:“有什么西洋景好看的,这本书叫做《人民公敌蒋介石》!哼,打败了就叫人民公敌,打胜了就叫人民领袖,有什么是非不是非!”

第二天,姚处长找邱行湘个别谈话。地点在胡同外的一株梅树底下。姚处长席地而坐,拔起一根青草,不紧不慢地说:“是非是存在的,问题是谁是谁非。我有一个看法,譬如说,坚持国共合作的为是,挑起国内战争的为非。你以为如何?”邱行湘沉思片刻,嗯嗯两声。姚处长进而问道:“那么,内战究竟是谁挑起的?我认为你有发言权。”

如果姚处长仅仅提出一个概念的商榷,那么很可能出现两种概念的并存。现在姚处长引出了一个具体问题的讨论,邱行湘则不得不完成一次相应的思索。

好在他记得,1945年12月,即日本投降后的第4个月,就是他亲率第5师,集中北平南苑机场,奉命空运长春。蒋经国随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长春,任东北外交特派员,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与苏军直接交涉,使第5师得到苏军的同意,空运长春。邱行湘率部分幕僚先到长春,筹备进驻部署。蒋经国几经交涉,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未置可否。邱行湘在东北行辕随蒋经国空住了一个月,在这里,他与蒋经国共赴“国难”。1946年1月,杜聿明率部进驻锦州后,又命令邱行湘率第5师集结锦州,准备空运长春。这时宋美龄专程赴长春为苏军授勋,并以此为名与蒋经国合力再次向苏军交涉,仍无结果。3月,蒋介石派宋子文赴苏联交涉,为斯大林断然拒绝。

邱行湘何尝不明白,国民党要美军海运、空运国民党军的意图,是为着集中兵力首先在东北打燃内战,然后再把内战之火烧到关内。所以他由长春回到北平,很快就得到蒋介石的手令:“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会议商定在政治会议前,举行全面停战,停战令灰(10日)晚即可下达,备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抢占战略要点,尤其是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前占领承德,否则亦必迅速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于是他率部在冀东、绥中、承德一带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在关外,第5师没有推进到赤峰,蒋介石乃引为憾事。

邱行湘没有健忘,蒋介石的《剿匪手本》是秘密印发,蒋介石的内战命令也多半不用电文,而由蒋经国、戴笠等人分头传达。与诡谲恰然相反的是,邱行湘被俘北渡黄河进入解放区以来,所经之地,不论是共产党的正规军队还是地方武装,他亲眼见到的是他们按着《双十协定》规定的款条遵守停战协定。更有那令所有国民党人瞠目结舌的毛泽东大义凛然飞赴重庆,周恩来气宇轩昂驱车南京!中国的秘密连3岁童稚也不能相瞒!

傅作义当年命令国民党骑兵第4师向人民解放军打响第一枪之前,尚有“内战一开,生灵涂炭,决难止息,历史的罪名将落在我们的头上”的叹息,邱行湘此时却采取了不认账的态度。他扮了一副苦脸,对姚处长笑了笑:“我们当军人的嘛,以服从为天职。”姚处长要他“再想想”,他却板着脸在心里说:

“有什么好想的。国民党是当时的统治正宗,部队开到哪里都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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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益三这个学习小组里,现在有梁培璜、陈长捷、林伟俦、黄维等人。这5个人先前并不相识。董益三属军统,梁培璜是阎锡山旧部,黄维是陈系将领,陈长捷和林伟俦虽在天津共事,但他们也是那时才认识。陈长捷是傅系军官,1948年6月从西北调来天津充警备司令,林伟俦是“中央军”,1948年12月率62军来津作防守部队。人不相识是不便交心的,更何况国民党各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先天性地在他们彼此的关联上存在着一道道鸿沟。虽然他们都是为了“效忠党国”而走到一条胡同里,但是共同的利益正在被他们之间的种种因素所代替——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所以他们连寻找知音的心思都没有。

不为寻找知音却能陡然打破沉默的是黄维。

事情发生在董益三读完《四大家族》之后。黄维坐在大通铺的一角,背靠在墙上,懒洋洋地说:“我不同意书中的言论——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董益三一听,眉头竖起来,对着黄维厉声喝道:“你这个家伙太反动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蒋介石是反动头子,你竟敢这样相提并论!”林伟俦对着黄维连连摇头,梁培璜对着黄维冷冷一笑,陈长捷依旧坐在桌旁两眼朝下,纹丝未动。而黄维却眼皮一合,索性将头也靠在墙上,开始他“战”后的小憩了。

“站起来!”董益三命令黄维。“对,斗他!”梁培璜站起来。

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黄维终于懒洋洋地站起来。他瞥了一眼董益三,轻轻在鼻子里“嗤”了一声。董益三见黄维站了起来,火气也就消了一半,他狠狠地训了黄维一通,警告他若是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与共产党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并叫他在思想上彻底反省,尽快写出检讨材料来。此时距午饭时间不远,梁培璜批判了几句,林伟俦奉劝了几句之后,小组学习至此休会。

黄维的午饭照常吃得很饱。饭饱之余,他没有照常入睡。一个人坐在桌前写东西。东西是写在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上的。黄维刚刚搁笔,适逢梁培璜从屋外进来,他以为黄维在赶写检讨材料,忍不住侧身去看个究竟。待他定睛看时,白纸上面,两行14个黑字赫然在目——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梁培璜看后大怒,他要黄维立即回答他,“虾”指何人?“犬”指何人?黄维依旧懒洋洋的,两眼朝上,不予理睬。梁培璜愈发怒目相逼,刻不容缓。董益三虽已上床,但未入睡,此间他霍然翻身而起,一言未发,从桌上拿起黄维的笔记本,翻阅之后,箭步向前,重重打了黄维两耳光。黄维这时,不,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这时才显露出将军的气魄,只见他浓眉似宝剑倒插,胡须如弓弦横拉,猛一挥拳,朝董益三脑门击去。梁培璜眼尖手快,轻轻将董益三一拉,黄维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待黄维从地上爬起,脸颊已是皮破血出了。

正在胡同外值班室的管理员闻讯赶来。管理员一反音调低微、语态和蔼的常态,涨红着脖子,放开了嗓门,通过严厉的斥责制止了这场行将继续的“内战”。

不到10分钟,管理员伴同姚处长走进了这条胡同。这位功德林的最高负责人表情依旧平静,但是话语格外严肃。他在听完了董益三、梁培璜、黄维以及目击者林伟俦和陈长捷的情况反映之后,立即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性在于这是发生在功德林里的第一个打人事件,而打人是严重违反共产党的政策规定的。

姚处长和管理员走后,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不是黄维,倒是董益三。在姚处长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在他宣布“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的时候,黄维的紧张程度和董益三的轻松程度是相等的。可是姚处长对严重性的理解,不是“相提并论”,而是“打人事件”,这就使黄维如释重荷,董益三如丧考妣了。

当然,这时候黄维未免太乐观了一些,董益三未免太悲观了一些。管理员又走进胡同里来了。他先找黄维到胡同走廊,通知黄维说:“你发言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能够通过继续学习,明辨是非。”他后找董益三到柏树旁边,告诉董益三说:“坚持正确的看法是对的,要求进步也是对的。但是,你身为组长,动手打人,这不能表明你的进步,只能表明你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