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新派的保举以及光绪皇帝的两次召见
翁同龢被贬职还乡，并没有使光绪皇帝踌躇不前，相反，他加快了变革的步伐。为了推行新政，光绪下令革去阻挠上书言事的怀塔布、许应骙等人官职，又提拔维新派志士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在军机章京（官名）上行走，成为光绪身边的智囊人物。年轻皇帝的态度使维新派兴奋异常，误以为中国彻底变革的时机就在眼前。
这时候，徐仁录从天津小站考察回到京城，他带了两条情报：一是袁世凯对维新变法热心，极力称道康有为；二是袁世凯对荣禄有不满情绪，认为荣禄反对汉人掌握兵权，不肯增加小站编制。现在看来，这两条情报都含有水分，透露出太多的虚假信息。那些话或许袁世凯压根没说过，或许他说的仅仅只是为了搪塞徐仁录，可是维新党全然当了真，并为之情绪激昂：袁世凯的屁股总算坐在咱们这边来了！
维新派决定，要向光绪皇帝推荐袁世凯。这份保举的奏折以徐致靖的名义，由康有为执笔。该折称赞袁世凯“年力正强，神勇兼备……惜可练之兵仅止七千，为数太少，为力过单，虽曾奉旨添练数营，徒以饷无所措，不敢冒昧招募。”折子中还说，“该臬司（袁世凯）尝言：假令西兵倍我，与之战，可胜；再倍我，亦可胜；若使数十倍于我，惟有捐躯效命而已。言之慷慨泪下。”这种夸大其辞的话很像袁世凯的口吻，言大而夸，未必切合实际。然而光绪皇帝看到这里，却完全被其打动了。不久即颁布谕旨，要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就是这个袁世凯，身为二品大臣的大学士兼直隶总督荣禄曾经予以保荐，但光绪皇帝并未召对，亦未破格提拔，只是将荣禄的奏折作“留中”处理。而现在经过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推举，光绪皇帝即匆匆召见，并颁谕称赞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顿戎行之至意”。光绪皇帝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使守旧派感到震惊，使慈禧太后起了疑心，也为他后来被囚禁瀛台埋下了伏笔。
关于光绪皇帝两次召见的情况，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九日，袁世凯奉召由天津乘坐火车抵达北京，租寓法华寺。此时光绪住在颐和园，袁即托付友人代办请安折膳，定于八月朔请安。八月初一，袁世凯天未亮即起，四鼓时赴宫门伺候，光绪在毓兰堂召见，问了他军事方面的一些情况，袁均据实奏答。退下后回到住所，忽有苏拉（清廷内府中担任勤务的跑差）来报，皇帝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得知消息的友人纷纷祝贺，袁世凯“自知非分，汗流浃背”，认为暴得大名则不祥，准备力辞，被友人劝阻，遂托友人代办谢恩折。次日再次面见皇帝，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惶恐不安。光绪皇帝笑着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好，办的学堂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就是在明确暗示袁世凯，以后不要受荣禄节制。
维新派的推举和光绪皇帝的破格重用，实际上是将袁世凯推到了漩涡中心，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要想逃避已无可能。
（二）后党的反扑·衣带诏·包围颐和园
早在荣禄赴天津出任北洋大臣时，后党势力就积极着手安排一场秋季大阅兵仪式，要恭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驾临检阅新建陆军。据说，检阅过程中有个政变暗号，慈禧走到荣禄的军营中，立即宣布废黜光绪皇帝。显然这是一个谣传，慈禧虽说已退居二线，却仍然是晚清大局的总舵手，要废黜光绪，根本用不着搞得那么复杂。但是光绪却听信了这个谣传，情绪激动地对庆亲王奕劻说：“朕誓死不往天津！”于是外间传闻又起，说天津阅兵之仪式取消，光绪的情绪这才稳定下来。不过到了七月底，遭到光绪皇帝革职的怀塔布等七位守旧派大臣联袂到天津去看荣禄。几天后，御史杨崇伊等人又到天津，这些守旧派大臣如此密集地穿梭于京津之间，究竟同荣禄商谈了些什么？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大为疑惑。之后不久，荣禄忽然调派聂士成军五千士兵驻扎天津，又命董福祥军移驻距离北京彰德门40里的长辛店，军事调遣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使光绪皇帝寝食不安。
光绪两次召见袁世凯并破格提拔，其中隐含的用意之一，就是倚重袁在天津阅兵时保护自己，以对付后党的突然袭击。对袁世凯能制服后党，康有为等人深信不疑。然而风云突变，八月初二，光绪颁发明诏，敦促康有为离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并称“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光绪压力很大，日子并不好过。这之后就有了“衣带诏”事件。八月初三清早，林旭从宫中带来了光绪皇帝所写的密诏：“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林敦谷持还缴命”。
所谓“衣带诏”，就是藏在衣带间带的秘密诏书。汉献帝时，曹操擅权将篡夺帝位，献帝将秘密诏书缝在衣带里，托国舅董承带出宫外，这是“衣带诏”的由来。如果光绪皇帝果真有“衣带诏”传出的话，那说明情况确实到了万不得已的紧急关头。然而，许多年后历史学者研究证明这一切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衣带诏”是康有为等人伪造的。
“衣带诏”事件，将真实的历史涂抹上了演义的色彩，唤起了舆论同情，使“帝后”两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更加糟糕的是，历史学家在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发现，康有为不仅编造了“衣带诏”的谎话，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不实之嫌。据说，我们后来通过康有为等人的著作所了解到的历史有很多是被颠覆了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大家所熟悉的戊戌变法，也应该是另外一种写法。
伪 造“衣 带诏”的目的之一，是为包围颐和园制造舆论。据谭嗣同的好友毕永年在《诡谋直记》（原文载《近代史资料》总63号）中记载，维新派邀请他来北京是想搞一场兵变。劝说袁世凯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后，即由毕永年率领勇士拘禁慈禧太后。康有为对毕永年说：“袁（世凯）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说着康有为拿出了袁世凯给他的一封信，字里行间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等语，不消说，这封信也是康有为伪造的“作品”。
毕永年是维新派重要骨干，曾经与唐才常合作联络长江沿岸的会党准备起义。唐才常被捕杀后，他来到北京，没想到正好撞见了“戊戌政变”的核心秘密。他留下的《诡谋直记》，为后来人解开这个百年谜团提供了重要证据。
（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在包围颐和园的密谋付诸实施之前，维新派请来了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一起看密诏，要说服徐世昌同意他们的谋划。这是一次生死聚会，在场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几乎全都哭了。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徐世昌除了低头抹泪之外不敢作任何表态，他深知后果的严重性，一旦失败极可能诛灭九族。但是哭也不能解决问题，既然徐世昌不能决定这样的大事，于是就有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惊险一幕。
据毕永年说，谭嗣同本人是不赞成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他认为这么做极为不妥，但是康先生非得要做，并且有皇帝的密诏，他也没有办法。既然是组织上决定了的事，为了“维新”事业，谭嗣同不惜一走龙潭虎穴。
对谭嗣同这次夜访，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极尽夸张演义之色彩，将谭嗣同写成了“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的漫画式人物，这里有袁世凯竭力为自己洗刷的苦衷，不能全信。谭嗣同是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从小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这次深夜造访断然不会刁蛮撒泼，何况袁的幕僚中有个湖南人叫尹铭绶，有这个同乡从中斡旋，袁世凯与谭嗣同的谈话应该是充满了友好和睦的气氛。
袁、谭谈话的具体细节已无从考据，大体内容肯定离不开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话题。听到此处袁世凯的脸色微微有些变了，他支吾着应付说：事关重大，需要回天津布置，一时还不能行动。
送走谭嗣同后，袁世凯立即把他的智囊尹铭绶叫来商量。尹铭绶与南通状元张謇是同科榜眼，据说本来状元应该是尹铭绶，因翁同龢十分欣赏张謇，主考官张之万只好让步，结果张謇成了那一科的状元，而尹铭绶则屈居榜眼。袁、尹两人认真商议了一通，均认为光绪皇帝根本不是慈禧太后的对手，即便单纯从军事力量对比上看，荣禄节制的董福祥与聂士成的军队各有四五万人，淮练各军有七十多营，京中旗兵不下数万；而自己只有七千人，双方兵力过于悬殊。
如果说这是一场政治赌博，那么赌的就是整个家族的身家性命，袁世凯不敢贸然下注。他还要等一等，看一看，最后才决定是不是下这一注，怎么样下这一注。
（四）天平上的最后一颗砝码
维新派诸人有个错觉，总认为政变要到天津阅兵时才会发生。他们并不知道，政变之谋已如箭在弦上，随时都有可能射出。
政变最初的发动机是杨崇伊。此人字莘伯，江苏常熟人，与帝师翁同龢是同乡，但是政治观点却大相径庭，翁是帝党领袖，杨是后党先锋。杨崇伊倒是和李鸿章打得火热，结成了儿女亲家，谁都知道，李相国和翁师傅是冤家对头。
从维新变法一开始，杨崇伊就不断给慈禧太后上奏章，主要内容无非就是康、梁这些维新派尽变祖宗旧法，排斥打击老臣。慈禧太后看了这些折子，虽说不悦也还能忍耐，光绪皇帝亲政后搞变革是经她默许了的，太后心里有个底线：无论怎样变来变去，都不能丢了大清江山。然而，八月初三杨崇伊上的这一道密折，却搅起了慈禧太后心头沉寂已久的波澜。显然这道密折是杨崇伊在天津与荣禄等旧派大臣商量后而拟的，核心内容是请太后重新训政，附带有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光绪马上要见一个叫伊藤博文的日本人，而且聘请他到中国政府来当顾问，祖宗所传之天下，如今要拱手让给这个伊藤博文了。
这条消息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无异于一枚重磅炮弹，她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伊滕博文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战后和谈时任日方全权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让中方谈判代表李鸿章颜面扫地，也使大清帝国受尽屈辱。这样的人居然要来中国襄助新政？甚至有谣言传到了慈禧的耳朵里：伊藤博文是由康有为勾结而来，目的是要绑架太后到日本，而且光绪也参与了预谋。伊藤觐见光绪皇帝那天，太后一反常规，垂帘在一旁监听。伊滕博文说的是英文，由张荫桓进行现场翻译，在躲在幕后观察的慈禧太后听来，那些叽哩咕噜的鸟语实在让人怀疑。张荫桓同伊滕博文手挽手的亲热样子，也好像隐含什么含义。更让她气愤的是，光绪好像知道她躲在幕后偷听似的，把伊滕博文招到身边，低声耳语了好几分钟。这些敏感的细节强烈地刺激了慈禧太后，事前那些诡秘的传言，似乎全都得到了印证。她毕竟是65岁的老妇人了，多年执掌国权养成的孤傲性格使她终于恼羞成怒。
伊藤博文成了天平上的最后一颗砝码，也成了戊戌惨案的引线。慈禧太后决定第三次出面训政。事情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在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件背后的深处还有一些隐秘的路径，长久地被岁月的风沙掩埋，长满了青苔和杂草，天长日久似乎被人遗忘。但只要细心梳理，便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八月初六日，朝廷明发了一道上谕：“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次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拏交刑部，按律治罪。”
值得注意的是这道上谕中并没有提要犯谭嗣同。直到三天以后（八月初九），才有圣旨传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又过了五天，八月十四日，朝廷宣布上述人员的罪状是：“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
至此，事情总算水落石出。在事情的转变过程中，袁世凯的告密是“戊戌政变”强有力的助推器。
慈禧太后这个晚清真正的掌权者，下令逮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废止了几乎所有的改革举措，将光绪囚禁瀛台，成为“天下第一号”终身政治犯。历史的进程在这里转了个弯，中国的现代化，也不知晚了多少年。
（五）袁世凯告密之谜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觐见光绪皇帝后，即乘火车返回天津，抵达天津老龙头车站时已是暮色苍茫。即使袁当晚匆匆赶到荣禄府上告密，荣禄也得第二天才能到北京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当时京、津两地的火车只有白天通车，无夜班车）。从时间上看，此时戊戌政变已经发动，慈禧太后实行训政是八月初六日上午，按常规这样的特大行动必须提前布置，至少在八月初五前慈禧就应有了“政变”的既定安排。袁、荣提供的情报则只是整个事件的助推器。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所起的作用不能小觑。首先，袁世凯被光绪召见这件事本身，就加速了政变的推进，袁被提拔授予兵部候补侍郎，昭示了光绪皇帝要抓“枪杆子”的心事，也是催生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的袁世凯已经被绑在了维新派的战车上，无论他愿意与否，都将与这个大事件发生必然的联系。尤其要说的是袁世凯事后的告密，使维新派雪上加霜。如果说光绪皇帝仇视袁世凯是个“误会”的话，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之死，怕是与袁脱不了干系。
袁世凯在告密前的这一段心路历程，应该是极其复杂的。八月初五晚，他在老龙头火车站下车时，天津的文武百官早已备好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这个从皇帝身边归来的新贵。袁世凯要端起架子应付周旋，不显山不露水地通报皇帝召见概况。天津火车站离直隶总督府，坐八抬大轿也要半个小时的路程，袁世凯见到荣禄，怎么说也得两三个小时。到达荣禄府宅，刚刚坐下，报告了光绪皇帝召见的情景，叶祖邽来找荣相谈事。过一会儿，达佑文也有事来请示（叶祖邽、达佑文都是荣禄的幕僚），犹疑不决间将至二更，只好约以明早再来造访详谈。
从《戊戌日记》这些吞吞吐吐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袁世凯摇摆不定的心情。次日早上，朝廷明发了太后再出训政和捉拿康有为的公文，袁以为密谋已经败露，他也有可能被划进维新党的圈子遭致捕杀，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在荣禄面前长跪不起，到底还是将维新派围园的计划全盘托出了。
袁世凯事后告密，他感到最对不起的是光绪皇帝，口口声声解释，“此事与皇上无关，如累及皇上，我唯有仰药而死。”光绪已被囚禁，并不知道康、梁有围园劫后的计划，以为太后训斥他的“维新派要围园劫后”是袁的诬告。据说，光绪被囚禁瀛台后，经常在纸上画乌龟，写一个袁字，用针狠扎，他对袁世凯的刻骨仇恨也是理所当然。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袁世凯一定心怀愧疚感。毕竟光绪因他而加重了罪名。
简略说一下维新派诸人的结局。
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谭嗣同与“通臂猿”胡七、大刀王五拟救光绪，因宫内戒备森严，未果。胡、王劝谭也去日本，被他拒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如有，请自嗣同始。”说罢，闭门不出，等待缇骑来捕。“四京卿”中另一位人物杨深秀同样“不识时务”，京城维新派闻讯纷纷逃避之际，“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并诘问光绪皇帝被废的原因，自然难被朝廷容忍。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也是光绪的英文教师）。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早已列入捕杀名单。杨锐原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由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进京参预新政（同时推荐的还有刘光第），与林旭同列一班，遇林旭所拟签语激进时，必强令改换，不料朝局变动也随之遭祸，张之洞营救不及，遇难。以上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
张荫桓是戊戌政变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他是京城唯一懂洋务的政治家，是清廷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低级成员（户部左侍郎）。但他所扮演的角色却极其重要，是光绪皇帝最为倚重的一名重臣。政变事发后，张荫桓还来得及转移家中主要成员和细软，销毁了部分书札、文件。他在锡拉胡同的房子，归为以操纵赌博著称的粤商刘学询所有。慈禧太后原来是准备将张荫桓与“六君子”一起处决的，后因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干预以及日本署使林权助、伊藤博文的警告，英日方面通过李鸿章经荣禄说服慈禧，晓以利害。慑于列强的威吓，慈禧不得不改变主意，改判为流放新疆。张荫桓性格狂狷，恃才傲物，目无余子。谪戍新疆时，沿途仍然有官员接送，张荫桓嘻笑谑称：“老太太跟我开玩笑，差我到关外走一回。”把慈禧称做“老太太”，吓得地方官面无人色。庚子年，八国联军来犯，新疆巡抚饶应祺（湖北恩施人）不知就里，以为处理外交正需要张荫桓，乃上书请求开释，谁知道这一提醒反误了卿卿性命，慈禧太后怕张荫桓为洋人所用，明旨下令就地斩决。
“戊戌政变”抓捕维新派后，慈禧亲笔批文“斩立决”的第一个人是徐致靖。李鸿章有心援救，又觉不妥，便求助于太后的红人荣禄帮助。不料太后听了荣禄求情的话后大怒，责怪他不该为维新派开脱。荣禄跪在地上申诉：“徐致靖是个书呆子，根本不懂新政，只是混在里头唱唱昆曲，玩玩围棋，自从升任礼部右侍郎，皇帝连一次也没接见过他。”太后派人一查，果然没有皇帝召见徐致靖的记录，这才由死刑改判死缓，保下了徐致靖的一条命。实际情况是，徐致靖50岁以后患了一场耳疾，耳聋得厉害，因此光绪召见变法人士的名单里没有他。
长子徐仁铸时任湖南学政，也属维新派，同时是个大孝子。徐致靖被捕后，他给朝廷上书要为父亲顶罪，未被理睬。
徐致靖一直在牢中直到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太后、皇帝西狩，清政府机构已经瘫痪，大牢里的犯人差不多都跑光了。可是徐致靖仍认为自己是大清国的犯官，不肯走出监狱半步。当时管监狱的司官乔树楠是徐致靖的年侄，亲自跑到大牢里告诉他，明天狱中不开饭了，徐致靖这才跟着前来接他的儿子回了家。出狱后徐致靖依然“待罪京师”。两个月后，得到朝廷恩准，离京去了杭州，居住在姚园寺巷，改名徐仅叟，意思是“六君子”之外仅存的一名老头子。
除了两个儿子徐仁铸、徐仁镜外，徐致靖还有个女儿，嫁给江南苏州才子许直庵，生子名许姬传。徐致靖晚年经常与幼孙姬传为伴，教他读书、习字、演唱昆曲。许姬传后来成为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的秘书，著有《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和《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等书。
徐致靖有个弟弟叫徐致愉，光绪年间曾任新泰知县，其人生平事迹默默无闻，却有两个不同凡响的儿子：一个叫徐仁锦，一个叫徐仁钰，两人均就读于济南山东高等学府。这是一所半新半旧的学堂，国学、外语、现代科学等知识并重，这所学堂毕业的学生被称为“洋举人”。兄弟俩先学土木工程设计，后来改行从文，给《大公报》《国闻周报》等报刊写专栏谋生，笔名分别是徐凌霄、徐一士，著作等身，影响不小。
（六）关于《戊戌日记》的并非多余的话
袁世凯一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唯独留下这部《戊戌日记》。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部日记，只是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一篇回忆录。全文三千二百字，前后记事十二天（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十日），记叙袁与戊戌政变有关的大体事略。文末注明，日记并非逐日所记，而是事后在八月十四日一天内补记于天津督署。由此可以看出，这部《戊戌日记》在写作之初，就是袁世凯存心为自己和后人留下的一篇辩诬文字。
《戊戌日记》写成后，十年秘不示人。据说只有袁的少数几个亲信弟子知道。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袁世凯被光绪的胞弟摄政王载沣罢官免职，几罹杀头之祸，门生散去，在其幕僚张一麐辞行南归之时，袁将这个小册子交付给他，嘱其伺机发表。
张一麐回到南方后，与袁世凯的另一位幕僚亲信费树蔚联手，将这部《戊戌日记》在江苏南通“翰墨林”书局刊印发表。既要选择发表，又要选择远离政治旋涡中心的南方一隅发表，从中可以看出袁世凯难言的苦衷。他身上背负的那口“黑锅”实在太重了，发表《戊戌日记》的目的主要是为自己洗刷罪名。需知此时袁世凯罢官回籍，性命几乎不保，他必须表明他并没有陷害光绪皇帝。在那种时候，一方是太后，一方是皇帝，告密与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尽管这是个百口莫辩的尴尬，袁世凯还是要竭力为自己剖白。
《戊戌日记》刊印之初，即被当时的人们认为不可信。原因很简单，一个原因是对光绪皇帝强烈同情导致了对袁世凯的极度憎恶，普遍认为袁是奸雄，不会说真话；另一个原因是时隔十年之久，这部日记可能是后来袁世凯与张一麐炮制的伪作。其实这部日记写作的时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中的事是否真实。
袁世凯的两个亲信幕僚张一麐和费树蔚，在此也值得一说。
张一麐（1867~1943），字仲仁，江苏吴县人，是袁世凯早年亲手发掘出的一个人才。征战朝鲜时李鸿章交给袁一项政治任务，将大院君拘捕到保定软禁，负责看护大院君的总管是正定县知县张是彝。袁世凯与张是彝交往中发现其子张一麐是个人才，将他收罗入幕。起初是一般文案，做点抄抄写写的工作。但是张一麐勤奋自律，经常买书自修以补学力不足，月薪六十金未尝求加一文，一年之中没对幕主提任何要求。往往别的幕僚都入睡了，唯独他还在灯下刻苦用功。这种任劳任怨的作风很被袁世凯看重，遂成为袁世凯的机要秘书。
袁世凯称帝，张一麐百般劝说，说到动情处几乎掉下眼泪。有一次，政事堂会议举行筹备大典，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张一麐站起来大声发言，陈诉实行帝制的各种危害。在场有位武夫对他怒目相视，听着听着就拔出了手枪，要开火。幸亏人称“老狐狸”的北洋灵魂人物徐世昌扯了扯张一麐的衣角，将张一麐带出了会场，才躲过了一场灾难。此后张一麐辞去了他在北洋政府里的职务，与他跟随多年的幕主分道扬镳。晚年张老先生定居苏州，抗战期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很受周恩来的尊敬。
张一麐有四子二女：长子张为宣幼殇。次子张为资是美国纽约大学的法学博士，民国时曾在外交部做过官。三子张为鼎是东吴大学理学士，任职中央信托局（这是民国时期中央银行的一个业务局，主要业务是采购军火和垄断进出口物资的收购，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军火采购部）。四子张为璧是辅仁大学理学士，幼年寄养在友人赵椿年家中。赵是进士出身，民国初年曾任财政部次长，所著《现代本草生药学》是我国第一部生药教科书，建国后在北京医学院任教，被誉为“中国生药学泰斗”和药材学奠基人。张一麐的长女张为珂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的经济学硕士；夫婿程忠阳一生致力于实业，在著名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创办的重庆天府煤矿担任过矿长。次女张为璇，毕业于端方、郑孝胥等人创办的中国公学，建国后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文革”中被迫从北京城搬出，迁居老家苏州吴殿直巷；丈夫刘先生是个工程师，此时也被关进了“牛棚”审查，工资被扣，生活来源中断，每天等米下锅，却没有着落。张为璇自觉丧失了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和女儿刘小迁一起撕碎床单上吊自杀，仓促离开了人世。
张一麐有个弟弟叫张一鹏，曾任蔡锷的秘书，是苏州最富的士绅。张一鹏的长子叫张逸侯，笔名满涛，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回国后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成为著名的翻译家。译著有《别林斯基选集》《果戈理选集》等。次子张伟如，留学美国，学化学专业，归国后与蔡元培之子蔡无忌共事于上海商检局。张伟如有女名叫张万芳，后改名张可，也是一名翻译家兼戏剧学者，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颇有建树。张可18岁时认识王元化，萌生爱情，直到10年后（1948年）两人才在上海慕尔教堂举行了基督教婚礼仪式，开始了一场历经劫难而美如钻石的婚姻。王元化后来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女作家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有个《张可女士》的专门章节，称张可是“优雅的，美丽的，从容的女子”。
费树蔚（1883~1935），字仲深，江南吴江人，是南社领袖，晚清著名诗人柳亚子的表舅。其人幼时聪慧，19岁考取秀才，喜读近代名人传记，过目能诵，被晚清重臣吴大澂视为奇才，把女儿吴本静嫁给了他，成为袁大公子袁克定的连襟。正是有这么一层关系，费树蔚也进入了袁世凯的幕府，成为袁的亲信幕僚。
翰墨林印书局是清末状元张謇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家乡南通创办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印刷出版机构。书局所选地址西园，原是一个几近荒芜的园子。张謇是清末立宪派领袖，为配合立宪运动的兴起，书局出版了不少有关宪政的书籍。费家与张謇交情很深，正好张謇此时也急于同袁世凯重新搭上关系，双方一拍即合，张謇一口答应出版《戊戌日记》，为后人研究袁世凯和戊戌政变留下了一份重要史料。费树蔚曾担任过北京政府肃政史、信孚银行董事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费树蔚直言劝谏，未予采纳，遂辞官离去，隐居苏州，购买了曾为唐伯虎故居的桃花坞大街176号老宅，命名“桃坞别院”。与章太炎、张仲仁、金松岑等友人在园院里诗文酬唱，有《费韦斋集》存世。
其子费福熊，成年后改名费巩。1925年冬，费巩娶袁克定之女袁家第（后改名慧泉）为妻，在苏州桃坞别院完婚，结成了一桩亲上加亲的姻缘。婚后不久，费巩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又赴法国巴黎和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回国后被竺可桢校长聘为浙江大学训导长，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历史，有《英国政治组织》《比较宪法》等多部著作问世。1945年，费巩为保护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统局秘密绑架，关在渣滓洞中，后被投入硝镪池里杀害。
透过张、费两个家族史演变过程中的这些片断，多少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近代望族世家的文化底蕴、家教家风、复杂的姻亲关系以及不无神秘和传奇色彩的趣闻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