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家族后裔的命运，随着国家政治运动的波动而沉浮。这方面袁家倜的生活经历颇有代表性。她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的女儿，虽然出生前爷爷袁世凯已去世。但她从出生的那一刻起，身上就留下了家族的烙印。
小时候读书，最怕的是上历史课，老师讲到清末的几个章节，全班同学的眼光自然就落到她身上，目光中有好奇，更多的是嘲讽和鄙夷，甚至还有仇恨。没有同学敢和她交往，上学回家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个背负着前代耻辱的女孩，不解地望着这个世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随着年龄增长，她已经习惯了屈辱，仿佛生下来就是末等公民似的，不再抱怨社会不公，而是学会了默默忍受，在社会的缝隙中努力寻找适合生存的方式。“文革”后期，袁家倜已经46 岁，还是没能逃脱全家下乡的厄运，和老伴丁竹波以及三个儿子下放到天津市郊的西青区大寺乡王庄子生产队，女儿则上山下乡去了甘肃祁连山建设兵团。袁家倜的丈夫丁竹波，家庭出身也是资本家，建国后曾担任过天津市工会主席。1957年多说了几句话，成了右派。他们很快熟悉了农村生活，学会了养猪、割草、剖苇子等农活，还学会了掺野菜做饭，可以节省粮食。回忆这些生活经历时，袁家倜乐观地说：“农村生活使我切身感受到了农民的勤劳、善良和坚忍，这对我的一生都有好处。”
生产队实在太穷太苦了，一天累死累活干下来，十个工分才挣一角五分钱，而十个工分的标准，是一个硬劳动力干一天的工作量。一个妇女干一天，只能计八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一角二分钱。那时候袁家倜心中始终有个“念想”：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把几个孩子带回天津。所以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维持最低生活标准。为了生计，袁家倜晚上收工后，就着油灯微弱的灯光为老乡们织毛衣、毛裤，每织一件，乡亲们付给她一元五角钱手工费，拿不出钱也会用八到十个鸡蛋抵。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袁家倜夫妇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读《马恩选集》《毛泽东选集》等政治书籍。
有意思的是，王庄子生产队的干部很有经济头脑，听说丁竹波以前在天津工会当过干部，主动上门找他商量：“老丁，我们生产队想办个电镀厂。”丁竹波一愣，现在不是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吗，你们还敢顶风上？生产队长笑笑说：“没办法，实在太穷了，穷得卵子丁当响了，还怕个毬！”见生产队干部态度这么坚定，老丁应承下来，帮助他们做外交、搞技术、拼智慧。艰苦奋斗3年，居然赢利四十多万。生产队的工分由原来的十个工分一角五分变成了八角五分，还盖了几排大瓦房。生产队也给袁家倜夫妇分了两间。搬进宽敞亮堂的瓦房里，袁家倜夫妇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激动。
“文革”结束后，袁家骝夫妇回国访问，袁家倜的生活也随之出现转机。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浩、市长吴小楠邀请袁家骝夫妇去南方参观访问，有心想请袁老先生当高级顾问。袁家倜陪同前往，后应邀担任深圳市经济发展顾问，在深圳特区工作了6年。当时袁家倜已经62岁，但是创业的热情不亚于年轻人，曾参与了国内最大的度假村香密湖度假村的建设，吃在工地，住在工地。虽说吃了不少苦，却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特区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特区人执著、拼搏的奋斗精神。
有趣的是，当时深圳政府号召市民买股票，支持国家经济改革试点发展。很多人将信将疑，不敢将人民币变成花花绿绿的股票。袁家倜响应号召，买了一些“深发展”的原始股票。没想到富贵逼人，财运来了挡也挡不住。股票上市后直线飙升，等到袁家倜准备返回天津老家时，抛出股票一算账，存折上竟有了七十多万元。这是她从商海里打捞的第一桶金，担心放在身上不安全，跑到邮局去汇款，不知什么原因，邮局工作人员嫌钱多了不让汇，最后还是用一只大口袋装着带回了天津。
这时袁家倜已经69岁。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操劳奔波了一辈子，现在是静下心来享福的时候了。但是，这位老人认为，她的人生之路这才刚刚开始。回到天津后，她想和几个朋友合作搞房地产开发，正好遇到袁家骝夫妇又一次回国访问，她去征询哥嫂的意见。袁老先生摇摇头说：“不要搞公司，要搞就搞一家餐厅，收入稳当，而且持久。”吴健雄也认为办餐厅好，民以食为天，人活在世上，谁也离不开“吃饭”二字，再说天津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有爱吃西餐的传统，建议办一家高档次的西餐厅。袁家倜听从哥嫂的意见，扩展自家原来的住房，创办了一家“苏易士西餐厅”，并由袁家骝题写了匾额。
创业初期是很辛苦的，只有8张餐桌，包括经理、会计、厨师、服务员在内仅7人，尽管如此，还是建立起了各项规章制度，其中为约束子女，还专门制定了一条：所有子女、亲属来进餐一律付现金，不许签单。可见制度之严格。十几年来，靠着严格的管理、良好的服务、幽雅的环境和地道的西餐风味，苏易士西餐厅越办越红火。中央领导、天津市领导经常光顾，京津两地的社会名流纷至沓来，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姜昆等，只要到天津必定光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的许多外宾也慕名而来，苏易士西餐厅成了天津市的一个著名品牌。
创办苏易士西餐厅并取得了成功，袁家倜觉得现在应该回报社会了。她找到天津市民委，又与天津市统战部商量，联系了天津市最困难的蓟县孙各庄满族乡第一小学，和他们结成了帮扶对子，对十个困难家庭的优秀生给予每个孩子每年五百元的资助，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毕业。打那以后，袁家倜每年都要去蓟县孙各庄满族乡第一小学看望这些孩子，给他们带去衣物、书包以及学习用品。看着孩子们阳光般的笑脸，听着甜甜的“袁奶奶”的叫唤，她的心不由得醉了。
袁家倜是社会公益事业中的热心人，为报答周恩来总理对袁氏家族的关怀，她曾赞助天津市举办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世界体操锦标赛。在长江流域等地抗洪救灾中，她先后捐款十万余元。袁家倜是天津市政协委员，积极为地方建设献计献策，发挥自己的余热。
对于钱财，袁家倜有自己的看法。她最佩服的是袁家骝、吴健雄哥嫂，尽管成就斐然，声名显赫，生活上却异常节俭，去试验室几天往往只带几个面包。他们的孩子满了18岁，就让其自立，不给他任何钱物。后来袁家骝夫妇在中国捐赠几百万美元，硬是没有将财产留给儿子。有一次袁家骝对表妹袁家倜推心置腹地说了一番话：“我不能给子女钱财，也不能给亲戚钱财，那样是害你们。我给你知识，把你领进新的道路，这就是最好的财富。”这对袁兄妹对钱财的处理风格使人想起袁世凯。袁家倜说，爷爷袁世凯临危之际，留下了不少财产，结果仍然被叔叔、大爷那辈人花光了，到了他们这一辈就非常破落。与其留下万贯家产养出几个纨绔子弟，不如留下做人的优良品质。历尽了人生的沉沉浮浮，大彻大悟，这样的肺腑之言，在如今喧嚣浮躁的世界里，足以警醒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