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复出。正是这次复出，使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1976年4月7日，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不几天，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这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随之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1976年10月7日，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此后，叶剑英又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示赞成。与会人员都把目光投向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但华国锋觉得时机尚不成熟，采取往后拖的办法。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小平，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正常的政治生活。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很快，因患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而住在301医院治疗的邓小平，就读到了发给他的第一批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没过几天，中央办公厅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华国锋并不是没有主见的人。他从当时全局出发，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是有考虑的。在1977年1月6日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讲出了他内心的疑虑和打算。
华国锋说：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同志马上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小平同志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小平同志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国锋又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小平同志的问题，会引起混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华国锋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还说：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对于华国锋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决办法，叶剑英也是赞成的。他曾对一位老同志说：小平同志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从1977年1月开始日益高涨。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1月6日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出现了花圈和悼念的诗文、标语。人民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大字报等形式，声讨“四人帮”，肯定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北京的李冬民等人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全国各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群众呼声越来越高。这段时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华国锋和党中央提出，要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华国锋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尽快”。
不过，邓小平的待遇有了进一步的改善。1977年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在叶剑英的安排下，邓小平和全家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的25号楼。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部删除；现在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让大家看了，知道毛泽东赞扬过邓小平。可见，华国锋是在为邓小平复出作铺垫。
1977年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报告主要是按照“两个凡是”起草的。叶剑英多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尽快平反。但都未被采纳。
会议开始，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华国锋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基本上就是前面已经引述的1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讲的那些话。华国锋继续维护“两个凡是”的观点，还指责那些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说：确有少数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还有极少数同志政治上发生了动摇。还说，赫鲁晓夫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我们要接受教训。
尽管如此，有些同志还是冲破了华国锋设置的禁区，触及这两个重要问题。最有影响的是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
陈云的这份书面发言稿写出来以后，先同胡乔木商量。胡乔木看后建议，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一点一定要写。陈云表示接受，说，你帮我写吧，还用我的文字。胡乔木即加了一段。随后，陈云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家里，陈云同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一起谈了一下，请他们把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3月13日上午，陈云向上海代表团提交了书面发言。陈云对“天安门事件”提出4点看法：1.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2.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3.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4.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肯定地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发言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但是，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没能登上简报。
对党内外的呼声，华国锋没有置之不理。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一方面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五运动”中，“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方面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表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3月14日当天，胡耀邦即到西山25号楼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就当前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
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以“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敏锐的眼光。邓小平在信中表示：“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邓小平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去年十月十日的信”，指那天邓小平给汪东兴转华国锋并党中央的信。在那封信里，邓小平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断行动，拥护党中央关于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4月14日晨，邓小平又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对4月10日那封信修改的有关情况。当天，华国锋就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东兴同志：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
此后，汪东兴、李鑫受华国锋委派前去看望邓小平，同他谈中央转发他那两封信等情况。要求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遭到邓小平严辞拒绝。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的这封信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央的信，一起转发至县团级。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他追述了同汪东兴、李鑫的否定“两个凡是”的谈话，并进一步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凡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这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了。在这样的情势下，华国锋顺乎党心民意，按3月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主持召开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让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完整地、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明确表态：
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一个星期以后，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出席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当他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近10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外国记者迅速报道了邓小平这次公开亮相。他们写道：
邓副主席在群众面前露面是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第一次。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辱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
比赛中间休息十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又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十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注视约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面前露面的邓先生一举一动的繁忙之夜。
从此，邓小平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上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