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出、整顿与分歧
三联生活周刊：“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下放江西劳动。他对于“文革”的反思以及对未来国家发展的规划是何时开始的？
程中原：我想他从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批斗时候就开始反思了。在“文革”中受冲击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这个运动到底对不对？因为他们的自我评价和运动中对自己的评价，反差太大了。这个反思是个很长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1972年邓小平回到北京，1973年恢复工作。周恩来总理当时已经病重。他复出的契机是因为周恩来身体的原因吗？
程中原：邓小平“文革”中的复出，跟周恩来的身体不好是有关系，但这并不是直接原因。
在“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意识到，原来他信任的人不行，被他打下去的倒还有价值。所以他让大干部都要写材料，揭发林彪，邓小平也要写。通过考察邓小平，毛泽东认识到，可以再度起用邓小平——从历史上看，邓小平是“毛派头子”，因为当时拥护毛泽东他曾在中央苏区挨整；他没有历史问题；打仗得力，有战功；去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因此要安排他出来工作。但是毛泽东说了话以后，又耽搁了七八个月，他才出来。阻力在于江青和“四人帮”。
纪登奎、汪东兴是当时专案组的负责人，很大程度影响中央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为什么毛主席发了话，他们还迟迟没有落实呢？我估计是私下交换意见，看各方面的风向。后来周恩来借着毛主席批示谭震林应该安排工作的机会，很巧妙地在中间传话，主席批示谭震林要安排工作，那么邓小平也要恢复工作。于是纪登奎、汪东兴提出邓小平仍担任副总理。1973年2月，邓小平一家回到了北京，两个月后，他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复出后，便主持了1975年的整顿，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在铁路、钢铁、军队、文艺、科技、教育以及地方等领域做了很多工作。“整顿”开展的背景是什么？
程中原：当时“文革”已经进行了七八年，社会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74年全国都没有完成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部减产。外贸逆差13.4亿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进了死胡同。
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希望他能结束混乱局面，“文化大革命”要收场。从1974年8月到1975年1月，毛泽东先后做出了“三项指示”——安定团结、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把这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是邓小平巧妙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提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邓小平举着毛泽东的旗号和指示来领导整顿。在实际工作中，他的侧重点是第三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前两条也是重视的，因为不反对派性就无法安定团结；不安定团结，经济就没办法搞上去，结束混乱局面是搞生产的前提。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后来邓小平建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邓力群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就是为了进一步落实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整顿，邓小平很快把全国局面扭转了过来，很多工作今天看来难以想象。比如在整顿之前，坐火车从窗口爬进去，坐汽车都是抢座位。整顿铁路和公路系统，就要落实对号入座，恢复公共秩序。每张车票后面都有一个“对号入座”的标签，由售票员贴上去。这样的细节都能落实下来，邓小平主持整顿的工作力度可见一斑。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毛泽东是支持的，1975年的整顿为什么不久就中断了，并最后导致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程中原：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后期被毛泽东定性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实际是涉及科技教育方面的整顿。前面的铁路、军队、国防科工委的一系列整顿，毛主席都很支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接触发点是《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邓小平指导下，胡耀邦首先起草的，后来胡乔木负责做了修改。最初，胡耀邦在各个不同地方引用了不少毛主席语录，胡乔木认为还不够，要把这些在不同地方说的语录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体系。这跟邓小平提“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思路。于是胡乔木把13条语录汇总起来，形成了一个毛泽东关于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文革”开始后，毛泽东7月8日在滴水洞给江青写过一封信，信里提到，“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里，张春桥说：“没有一条是‘文革’以后的语录，用的都是‘文革’以前的语录。”而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不谈批判刘少奇，不谈“文革”的成绩，只谈“文革”的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非常不满意，因为这更加证实了右派会利用他的话得势的推断。他认为这是在用“文革”以前的指示集中起来塑造成他的思想，借以反对“文革”以后的政策。于是毛泽东抓住工作提纲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条，说不记得曾说过这话，意思就是，这是你们捏造出来的，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三联生活周刊：晚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程中原：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根本性分歧。现实层面上，“文化大革命”对不对？要不要搞？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经济生产为纲？理论层面上，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1975年整顿从表面看，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总框架下进行的，保留毛泽东思想的外壳，也就是“三项指示为纲”，而且重要事情都是请示毛泽东，经过批准的。但实际上看，这包含着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否定。后来毛远新与毛泽东谈话，点破了这一点，毛泽东意识到了，1975年的整顿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但是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有所期待，希望通过“批评、帮助”，能使邓小平与他一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十七人会议，批评邓小平，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安排，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此前曾做出过一个“三七开”的总评，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要求通过讨论，统一认识，由邓小平主持做个决议。那样，就意味着邓小平对“文革”“三七开”的认同，也堵住了反对派的嘴。
但邓小平既不同意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也不愿意在“三七开”的指导思想下为“文化大革命”做决议。但他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于是他就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毋论魏晋。”他的意思是，“文革”期间他在江西下放，不了解情况。实际上，这是对“文革”评价问题的毫不妥协。毛泽东得知，大失所望。
几年后，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问时说：“毛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认为经济生产为中心。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大二公”，不能有私；邓小平认为应该允许私的存在。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高度发展的经济，资产阶级法权破除不了，按需分配也就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也就战胜不了资本主义。
因为这些根本分歧，邓小平又再次靠边站，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1975年整顿很快就结束了，但在这个短暂的整顿期间，邓小平的党内声望和地位有了很大提高。1976年“四五运动”时，纪念周恩来固然是重要原因，实际主要出发点是拥护邓小平的整顿，赞成用邓小平的一套实现四个现代化。他的整顿在党内和群众中间都得到了响应。
转折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1976年毛泽东去世，随后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中国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程中原：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出现一个契机，就是下一步怎么走？由谁来掌权当政？走什么路线？
群众都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局面，而不是继续混乱下去。当时群众不太知道什么是“四人帮”，但是对江青都没有好感。特别是在“文革”中，以及周总理、毛主席逝世后，江青的表现太猖狂太不得体。周恩来去世时大家都很悲痛，江青默哀时不脱帽，大家都非常不满意。毛主席去世后，她的表现也不是应该表现出来的沉痛的样子。江青的公众形象与群众的心理期待完全背道而驰。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复出问题就摆到台面上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当时全国全党都希望他出来主持工作。因为他是因反对“四人帮”被打压下去的，尤其是经过了“四五运动”以后，群众呼声很高。
从党内看，领导粉碎“四人帮”的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与邓小平都是老战友，而且他们觉得只有邓小平才有能力来领导整个国家。这是长期自然形成的信任和威望，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很快就把全国的局面扭转过来，他的整顿深入人心，所以叶剑英、李先念一开始就提出来要让邓小平出来继续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并没有马上实现。
程中原：怎样对待邓小平的复出？当时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邓小平马上复出；第二种是尽快复出；第三种是等一等，条件成熟再解决。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用他的话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当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华国锋认为，邓小平的复出时机还不成熟，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别人会说，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继承毛主席遗志？
华国锋拖延了邓小平复出的时间，同时也为他的复出做了一些准备。邓小平一家搬到了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华国锋主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方针。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地方有十几处，原来全部删除，现在一概保留。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将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实际上向全党通报了邓小平即将复出的信息。7月17日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13天以后，邓小平就在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正式亮相。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为什么会选择主管教育和科研？
程中原：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得到了很多干部的支持，中央让他管理外事。他用了低调的姿态推辞，提出还是分管教育和科技，“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一方面，教育和科研对国家发展确实很重要；另一方面，我分析他低调复出的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表示自己的复出并不会威胁到华国锋的权力，从而避免复出的阻力；其次是性格因素，他要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从性格因素来讲，有这么一个情结。他复出以后提出一个口号——“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之前“科技是生产力”已经被毛泽东批判，而他复出后更进一步强调。
三联生活周刊：他复出后第一项大动作就是恢复高考。
程中原：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前，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就说到，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他在1977年8月8日科学与教育座谈会结束时就明确指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最得人心的大事之一，影响到千家万户，很多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因此而改变命运。
在邓小平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中还有一项是办重点学校。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先集中财力、人力，先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培养一批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1977年的复出与1975年的复出，局面已经不一样了。
程中原：1975年整顿，邓小平只能进行局部的拨乱反正。1977年他所要做的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使用的理论武器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
邓小平当时很困难，一方面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另一方面又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他搞拨乱反正区分了三种情况：毛泽东做得对的，继承下来加以发展；做得对而没有做完的，继续做完做好；做错了的，予以纠正。
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先后提出“准确、完整”、“思想体系”、“科学原理”、“科学体系”等表述。他明确指出，个别不确当的论断、种种失误，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这样，他就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剥离开，维护和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革命时代，邓小平从在中央苏区时就被认为是“毛派”而受到打击，他是真心实意敬佩和拥护毛泽东的，也是相信毛泽东思想的。
中国向何处去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当时对中国未来之路是怎么设想的？高层的思想有没有分歧和矛盾？
程中原：邓小平的想法，中国不能走老路和邪路，要闯出一条新路，杀出一条血路。
当时中国的领导层在执政思想上存在很大的矛盾，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在高层里，中国未来路径的思考和争论一直存在。多数人还是想按照“文革”前的老路走，认为应该走回老路的人，例如华国锋，提出来了要坚持“两个凡是”的思想。其他人的深层次思想，也还是认为要进行所谓拨乱反正，即拨“文化大革命”之乱，返回到原来毛主席指出的路上去。他们之中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回到中共八大的路上。
而邓小平觉得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走老路无法改变面貌，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而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在当时被某些人认为是邪路。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也不仅仅是华国锋自己的问题，而是当时形成的思维定式。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冲破“两个凡是”，邓小平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程中原：1977、1978年，中国处于转折时期，思想问题整体还是走在老路上。但是大家对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和平均主义，特别是贫穷，是不满意的。由于一直以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是人们的共识，毛主席语录深入人心。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重的国家，直接否定毛泽东的做法是不行的。
于是，“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了邓小平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也给中国一个把思想革命进行到底的机会。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机会，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1977年《人民日报》发出了“二七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社论立刻引起了邓小平和另一些高层领导的注意。邓小平在这年4月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运用毛泽东思想要准确、完整。5月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1977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的纪念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1978年1月和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不过没什么影响。
这时“实事求是”同“两个凡是”虽然还没有正面交锋，但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已经认识到，必须用“实事求是”战胜“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汪东兴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管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他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说那是“丢刀子”。批得很厉害。中宣部、《红旗》杂志都采取压制态度。
作为回应，邓小平引导大家充分讨论分析“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他在这年6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以后又在多个不同场合讲这个问题，还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要求不要下禁令，不要设禁区，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他还现身说法，“用‘两个凡是’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说明我出来工作”，因为这两件事是矛盾的。
但是一些负责人还是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叶剑英建议，既然对真理标准有不同意见，那就开个理论务虚会。那时关于经济工作，国务院开了一个务虚会，效果不错。后来，年底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
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都已经受到批判。理论务虚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这时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要特别提到胡耀邦的功劳。对于“两个凡是”，他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案件不管是谁定的，在什么情况下定的，只要是错的，都要纠正。
三联生活周刊：通过批判了“两个凡是”，邓小平是否开始居于党内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程中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往往是谁的路线方针正确，谁的意见为大家接受，谁就成为主导力量，谁就能居于领导地位。华国锋当时虽然在台上，当了党中央主席，掌握了权力，但他未能正确回答历史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他只是按照毛泽东的过去方针办，违背了历史潮流。
事实上，华国锋在台上时，很多大主意，很多关键性的决策，已经是邓小平、陈云，还有胡耀邦等人提出或做出的。华国锋讲民主，没有违拗占多数的、正确的意见。他个人实际上也并不能左右局面。胡耀邦总结1976—1978年“两年做了十件大事”，而这十件事都不是华国锋提出的，他的反对意见也不多。主要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一时转不过来。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后回国，途经东北视察，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邓小平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次战役”不能一直搞下去，要有个底，基本上清理了“三种人”，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这样就行了，要赶快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些单位搞得差不多就可以结束，转入正常工作。
这实际上，邓小平已经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要转移到正常工作经济建设上来。这个思想被华国锋接受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在北京为华国锋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华国锋告诉李鑫，不要再强调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了，现在要强调经济建设。李鑫问：“第三战役不是政治局决定的吗？”华国锋拿出一份电报说：“小平同志在东北讲了工作重点要转移，政治局讨论过，我们都同意。”
我认为，邓小平在东北的谈话，华国锋这样看重，并遵照邓小平的谈话转变了全党工作重心，应该是邓小平居于主导地位的标志。邓小平在当时东北、天津视察的一系列谈话，被称为“北方谈话”，与1992年的“南方谈话”相对应。这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实行改革开放的宣言。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邓小平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还是花了大力气，用了很长时间起草出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程中原：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丁伟志提出，能否搞一个1945年那样的历史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邓力群回答，现在还不到时候。
接着，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的时候做一个讲话，回答大家关心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文革”的评价，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虽然当时已经批判了“两个凡是”，经过真理标准讨论，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随时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对干部的评价和平反，过去的历史问题如何定性？因此迫切需要有个对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央觉得做这个决议很难。因为拨乱反正的工作很繁重，就想借着叶剑英讲话的机会，来初步回答一下。而起草叶帅这个讲话也费了很大劲。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负责，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了好几个月，最后经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
国庆30周年讲话从原则上大体上回答了这些问题：30年主要有什么成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怎么看，有什么错误和问题。但是没有具体分清责任，不像后来“历史决议”说，有错误，毛泽东负主要责任。大家觉得这个讲话不错，但是还不够，有些问题没说到位。就提出来还是要搞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个搞了20个月的大工程，经过多次讨论。最大的范围就是4000人大讨论，中直机关、省自治区、大军区、省军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高级干部，都参与进来，最后老同志40多人讨论，经参加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代表讨论以后才通过。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决议解决了哪些关键问题？
程中原：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做的。他提出要求：历史决议要确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当时党内有人提出，不要毛泽东思想，根本否定毛泽东。从国际上讲，亚非拉很多国家是运用毛泽东思想，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搞革命。斯大林被全盘否定后，许多东欧的党都分裂倒台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处理得比较稳妥。既批评了共产党存在的错误，又肯定了前面取得的成绩。在肯定的基础上严厉批评“文化大革命”，把腐烂的地方去掉，也维护了党的基业。他的高明之处，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样，将病灶和健康部位做精确的剥离。
对“文革”的评价问题是决议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最后的结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到底是内乱，还是反革命事变或动乱？这话要怎么说？关于几个阶段，关于理论如何错误，关于原因是如何，最后都是由胡乔木亲自动手写的。
决议中还提到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究竟坚持什么。“决议”最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3个根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以及6个主要方面的贡献，举出了毛泽东的一些代表性著作。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括也是一个重点。怎么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建国30周年讲话中说，我们要寻找一条反映客观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道路，不能违背自然规律。那么这应该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历史决议概括了10个要点。对这10个要点要不要写，也有争论。
胡乔木坚持要写。他认为，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写出来大家才能有所遵循，才有信心。邓小平表示支持，于是就写了十个要点。要点中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党的建设六个方面都说到了，也把改革开放的重点和方向囊括进来了。后来历次党代表大会，基本是这十个要点的框架基础上的发展和丰富。
“决议”的通过是拨乱反正全面完成的标志。历史决议做出以后，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邓小平后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胆量与机遇
三联生活周刊：在发展经济上，邓小平对于发展速度似乎有一种更加迫切的愿望？尤其是在去发达国家访问后，这种奋起直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程中原：邓小平对西方发达国家抱着非常开放的态度，这与早年出国留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而后期出访国外对其治国思路的影响很大，他更强调经济建设的速度。比如在日本坐新干线谈感想，他说只觉得快，我们中国争取也要这样。
邓小平在经济上的主张是跳跃式发展，上一个台阶再回头整顿。跟陈云的小步快跑，稳定发展不同。我想，在他的经历中，曾有很多出乎常规取得的胜利。所以他谈要抓住机遇发展，有机会先上了再说，遗留问题可以慢慢解决。看事情更乐观，从大处着眼。这是他的一贯的治国思路。
三联生活周刊：他对下面干部的要求，也是胆子要大一些，要能闯。要敢干，大胆干，甚至一些政策后来可以再修改。
程中原：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他从积极的方面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因为被整而害怕。他不怕再一次被打倒，许多干部都没有邓小平这样的胆量。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文化大革命”中政策反复变，今天你是正确，明天又说你错了。经过反复的政治运动，大批干部吓怕了，就怕犯错误，被打倒。
他鼓励去闯、去试，允许犯一些错误，不要争论。不是说他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不把精力花费在无谓的争论上。邓小平认为首先应该去实践，而不是争论。去做了，有效果就可以，即使是资本主义的方式，也是可以用的。
邓小平的大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坚持一定要改革。改革的具体方法是从实践中来的，依靠群众的智慧。他对新兴事物尤其支持。如果有人要压制，他就坚决顶住。比如支持“傻子瓜子”，支持股份制。比如利用外资，首先是引进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其次是引进经营管理，再然后才是引进资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引进外资是一个大的突破，吸引私人资本家投资是前进一步，吸收外国资本主义政府的投资就是更进一步的突破。
甚至一些更大胆的尝试，比如经济特区曾提出自己发行货币，他也表示支持。但是管经济的人认为不行，会乱套。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政治生活的尾声——1992年南巡与“南方谈话”——对中国的发展方向起了怎样的作用？
程中原：1989年，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是他在政治上告别的标志。邓小平通过杨尚昆请胡乔木和邓力群起草了辞职信。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的政治表态。针对的是“八九风波”之后出现的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和不坚定。这也是他对改革开放的最后一次推动。“南巡讲话”从方针政策上讲，是强调要实行市场经济。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要坚持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表明坚持邓小平的路线。
在“八九风波”以后，邓小平重提加速改革开放。他力求政权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都要掌握好。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本身又有哪些特质，使他能够在这一代领导人中脱颖而出，为中国开创了一条新路？
程中原：在“五四”之后崛起的共产党领导人中，邓小平是最年轻的。
邓小平做事情务实和灵活相结合。他的“实”，除了脚踏实地，还结合高瞻远瞩。他点子多，头脑灵活。这些特点在高层领导中是有共识的。
他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思想以后，就一直在考虑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怎样的。他去新加坡考察，了解新加坡一个人的工资是多少，能买多少平方米的房子，有几间，工人和农民收入有多少钱，搞得非常具体。他讲改革开放，要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走这条路以后要得到哪些实惠？此后一直到“十二大”之前，他跟外宾谈话，不断地讲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个什么标准，具体到多少美元，先提出人均GDP1000美元，再下降一点，要达到800美元。
最后到了中共“十二大”，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这个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他都是从实际出发来考虑的。
但他又是灵活的。1975年整顿铁路强调要脱钩——派性头头和铁路脱钩。整顿钢厂强调要紧密结合——地方和钢铁企业关系要紧密。因为钢铁工人要生产，要供应肉、鸡蛋、饮料。如果地方和企业脱钩，这些物资无法保证。所以他强调要结合，依靠地方的物资支持发展钢铁企业。1978年恢复高考没有那么多纸印试卷，据说是他调用了印《毛泽东选集》的纸。
邓小平治国，举重若轻，大处着眼，具有战略家的风范和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外交策略上。就香港回归问题跟英国谈判的时候，邓抓住大的问题不放松，比如主权问题不容谈判、驻军问题一定坚持。
中美建交，坚持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美国和台湾必须断交，废除1954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在台湾的驻军）。这是三个大的方面。至于售台武器问题，因为美国跟台湾有条约，美国提出来不能一下子答应。邓小平表示，这个问题不能成为建交障碍，中方同意逐步解决。数量逐步减少，质量保持原来的高度，达成建交协议。
中日关系上，先解决中日关系中间最重大的问题，即和平建交，而钓鱼岛的问题先搁置争议，“相信后代更聪明更有智慧，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作风硬朗——在原则问题上强硬，不放松。内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成功之路有6个原因——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错误中学习，在打压中自强，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前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这6个方面邓小平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