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在组织地方武装的同时，积极与共产党配合，发展进步力量。他从邵阳回东安不久，中共湖南省工委即派地下党员、湖南大学学生张华廉（后改名张凡）来到东安协助开展工作。唐生智公开安排他为耀祥中学的历史教员，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唐生智还让学校总务处主任周敬安负责他的生活、安全和联络工作，并介绍一批进步学生与他认识。
张凡首先在学校举办了一期社会发展史学习班，以帮助学生认清社会发展的趋势。六十多名进步学生在一周时间里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和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还学习了《土地法大纲》等重要文件。学习班主要由张凡讲课，也让学生结合阅读资料开展讨论。学习班结束后，张凡组织一批学员开展各项群众工作和宣传活动，并派一些人去各地农村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张凡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考察，在进步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和地下团员。当时，发展的地下党员有秦正华、吴立民、周寿嵩等人，由秦正华任支部书记。地下团员最先有唐生智的长子唐仁曼、外甥林少玮以及肖国益、翟玉卿（翟树卿）、刘东川（刘理鑫）等五人，组成核心小组，对外称新民主主义研究小组，由唐仁曼任组长。地下党员、团员均为单线联系，由张凡直接领导地下党团员负责人，负责人直接领导本组成员，各成员负责各自的工作，并发展一些进步的外围组织，如农会、小教联、妇联等。
地下党着重抓了发动农民、组织农会、联系地下武装力量、了解敌情、策反地方部队等工作。地下团组织则重点抓青年志愿协助解放服务队，后来队员发展到四十余人。地下团员还侦察敌情、开展宣传、张贴传单，担任张凡的联络和保卫工作，保护唐生智，开展护校工作。这样一来，耀祥中学便成了唐生智联络进步力量的中心。
当时，湖南人民民主联军司令兼一纵队司令陈一凡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唐生智却托人把他请到家中，对他说湖南只有摆脱蒋桂的控制才能实现和平，并聘请他当自己的私人秘书，为他开展活动提供方便。
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边区纵队则把耀祥中学当作一个联络点，由胡继豪负责。胡是唐生智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师生关系密切。该纵队大量的宣传材料就是用耀祥中学的油印工具印刷出来的。通过胡继豪的活动，该校为纵队输送了十多名学生到零陵扬村甸一带开展社会活动，进行减租减息和支前工作。
在唐生智的支持下，胡继豪、胡学雄等人在赵家井、竹木町一带组建了独立中队，收缴了大井头、西家桥、鹿马桥和伍家桥等地的地主武装，壮大了纵队的力量。6月，该纵队在黄陂桥一仗阵亡四十二人，被俘一百零八人，司令员吕慎希望唐生智帮助他营救被俘的同志，并进驻东安黄泥洞一带休整。唐生智答应尽力帮忙，并表示以后如有困难，可以去找他。虽然后来营救工作没有成功，但唐生智的态度是明朗的，也尽了自己的努力。
7月，唐生智到花桥，派张凡找吕慎商量，将该部与莫新春部、雷攻部联合起来，成立总指挥部，实行统一指挥，打击桂系白军。吕慎认为要请示党组织之后，才能作出正式答复。不久，因唐生智被桂军围困，处境危险，组建联军一事也就搁起来了。
这时候，白崇禧派人加强了对唐生智的监视，唐家附近经常有特务活动，并跟踪去唐家的客人。一次，陈安球、陈一凡等人去唐家联络，唐生智的秘书唐春林和副官周仁发现有特务跟踪，便要客人从后山翻走，分散行动。接着，他们又组织三人将两个盯梢的特务抓到后山处死了。
当唐生智在湘南发展进步势力、集结地方武装、准备应变的时候，程潜在地下党和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紧锣密鼓地筹划起义。7月中旬，李觉又到了邵阳，将唐生智的旧部、也曾给李觉当过高级参谋的廖若谷接去东安，帮助唐生智开展工作。7月21日，程潜在白崇禧的逼迫下，也去了邵阳，并将省主席的职务交给陈明仁代理。长沙绥靖公署逐渐向邵阳迁移，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程潜一到邵阳，便派李觉到东安请唐生智去邵阳共商起义大计。李觉与唐生智约定在白苍司会面。李觉见到唐生智后，把程潜交代的话全部转告了他。唐生智考虑一番后，觉得湘桂边区的一些地方武装还没有完全组织好，他本人一旦离开，可能出现混乱，影响大局，表示暂时不能脱身。至于通电起义，他完全赞成，请程潜全权处理。如果要在电文上签名，他让李觉代他签上。最后，唐生智还嘱咐李觉，务必向程潜说明他不能陪同去长沙的苦衷，求其谅解。
李觉回到邵阳后，向程潜做了汇报。程潜见唐生智未到，当即责备李觉为什么不硬把唐生智拉来，还强调说：“这是关键的时刻啊！”李觉为没有完成使命而深感不安。其实，唐生智在湘南加紧组织地方武装，扰乱白崇禧部的后方，是为了更好地支持程潜的和平起义。
这时候，刘寿祺奉湖南省工委之命到邵阳，请程潜迅速返回长沙与陈明仁商讨通电起义的问题。刘寿祺向李觉透露要会见原邵阳警备司令刘兴，还要去东安会见唐生智。李觉立即陪同他去见了刘兴，并谈了唐生智最近的情况和去东安途中的安全问题。
接着，刘寿祺便前往东安。从邵阳到东安约有一百三十多里路，那时没有公路，只有乡村小路。由于时间紧迫，刘寿祺冒雨步行一天赶到唐生智家。刘寿祺与唐生智谈了两天，首先向唐介绍了长沙和全省的形势：“自救会”被白崇禧解散以后，长沙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自救运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前，人民解放军进军顺利，先头部队已进入湖南，分东、西两路向南推进。程潜即将由邵阳赶回长沙，准备通电起义。白崇禧的部队正集中在衡宝线上，希望唐生智做好防范准备，以免遭其暗算。
刘寿祺还传达了省工委的意见，希望唐生智执行5月间在邵阳与他商定的计划，组织地方武装，切断湘桂线，阻止白崇禧部窜回广西，以便解放军到湘南时，把白军主力消灭在这一地区。唐生智表示完全同意省工委的意见，并向刘寿祺介绍了他回东安以来组织地方武装的情况，他已将东安地方武装雷攻的保安团布置在东安县西北方向以阻击从邵阳来窜之白军，并相机向东和向南截断湘桂线，配合各部队阻止白军的退路，使解放军能将白军主力歼灭在这一带。
7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平江、岳阳、浏阳等县，逼近长沙、株洲，白崇禧从长沙飞往衡阳，留陈明仁守卫长沙。这时，人民解放军派出代表与湖南各界代表在平江举行和平谈判，敦促程潜、陈明仁起义。唐生智虽在东安，但派其四弟唐生明代表他进行迎接和平解放的活动。
7月29日，程潜从邵阳回到长沙，局势已经明朗化。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了由三十七名将领签名的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广州政府。第二天，发表了由唐生智领衔，有本省耆宿仇鳌、曹典球、周震鳞等和周斓、周鳌山、方鼎英、席楚霖、冯天柱、邓介松、李觉、唐生明、唐哲明、雷飚、刘公武、陈云章、周翊襄等各界人士共一百〇四人列名的通电，响应程、陈和平起义，呼吁西南各省立即采取一致行动，以完成全国解放事业。电文如下：
国贼蒋中正，出卖革命，背叛主义，专政二十余年，剥削民膏，培养豪门，虐待士兵，大伤元气，植党营私，祸国殃民，种种罪行，罄竹难书。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以封建余孳，巧夺政权，反蒋而袭其故智，自利自私，主和而食其诺言，狐狡狐猾。综观蒋桂之所行所为，实为反动集团之一体两面，此贼不除，国难未已。顷读程颂云先生通电，呼吁和平，谴责蒋桂，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蒋桂冥顽不灵，负隅肆虐，湘中军民愤激，义帜高悬，毅然脱离广州政府，而与人民解放军合作，顺天应人，利群克己，导和平解放之先路，启统一建设之契机，凡有血气，莫不赞叹，惜乎行之不早耳……今幸军民同心，自行解放，而遥瞭西南各省，尚被劫持，以痛苦之经验，起深切之同情，敢谓各省贤达，奋起自决，慎毋为反宣传所惑而徘徊瞻顾，延长痛苦。湘人在革命军中，赴义向不后人……今当进入真正人民民主时代，自应精诚团结，为西南各省作后援，自救救人，愿共努力。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曾组织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任主任，唐生智、仇鳌、陈明仁、唐星为委员。原来打算在发表起义通电后就将这个机构撤销。起义后，中共方面决定保存并扩大这个机关，并把“临时”两字删掉，正式配备工作人员，仍由程潜任主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任副主任，委员除原有五人外，有所增加。
8月5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长沙市，长沙和平解放。湖南方面随即组织了和平谈判代表团，程潜指派唐星为首席代表（代表程潜），以熊新民、刘云楷（代表陈明仁）、唐生明（代表唐生智）、刘公武（代表以仇鳌为首的社会和平力量）四人为代表。中共方面的代表有金明、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和李明灏。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段楚贤（新化矿业资本家）私宅地下室举行第一次会议后，熊新民、刘云楷即潜离长沙，率部叛逃了。程潜、陈明仁改派彭杰如、王劲修为代表。
接着，会址即迁至衣铺街乐嘉巷唐生明寄寓。经双方商定，将起义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队、宪兵第十团改编成一个兵团，番号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作为以后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过渡性建制，让陈明仁任司令，集中在浏阳、醴陵一带整训。双方还议定，成立临时湖南省政府，仍由陈明仁任主席，到时候再正式成立省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