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深夜12时，南京被我解放的消息传来，兵团部一片欢腾。我怀着胜利的喜悦，同江渭清同志乘坐一条船，率兵团部渡夹江到姚家桥，又赶到镇江乘列车直抵南京“国府路站”。江渭清同志特别兴奋，他当年任苏南特委书记时，往来南京，只能化装，暗中行动，眼看着处于黑暗统治中的南京人民遭受蹂躏，而无力解救，愤然无比。而今，他亲自率领的解放军真正解放了南京。其喜悦之情，可以理解，可以想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南京解放了，我也解放了！当我们步出火车车厢时，他便昂首阔步踏在南京的大地上。
我们率八兵团部到达南京，在总统府下车。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正率部等候迎接。面对他们庄重的军礼，激动的笑脸，我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表示祝贺。在那瞬间，无需用更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胜利的喜悦激荡在一张张笑脸上。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大步跨入总统府。“总统办公室”的陈设并无惊人之处，令人瞩目的倒是办公桌上的一台日历和一张总统宝座高脚椅。日历的时间依然停留在“4月23日”的页面上，可能是有意要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日子——国民党最高军政机关逃离南京的一天。中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4月27日、29日，陈毅、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同志分别率总前委及二野机关，先后进驻南京AB大楼。为了维持南京的社会治安，保卫南京市和市民的正常生活，我兵团便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兵团部，一部分是新建的南京警备区。警备司令部设在原国民党政府的监察院，位于中山北路大方巷附近。这一带是国民党党政机关比较集中的城区。我作为兵团司令员，同时兼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员，袁仲贤、江渭清同志分别兼任警备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二野保卫部长周兴同志为警备区副司令员，何以祥兼任警备区参谋长。4月28日，以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南京市军管会正式成立。5月1日，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市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李达、柯庆施、张霖之、彭涛、周兴、黄华、陈同生、段君毅、徐平羽、王明远等16人组成，以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5人为常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随着政权的建立，全市警卫治安、接收管理、基层建设等项工作走向正轨，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恢复正常。
从4月23日起，南京市人民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以各种方式来欢迎自己的队伍，庆祝南京的解放。在通往下关的主要街道上，几乎贴满了欢迎的大标语。24日清晨，凡是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夹道欢迎的人群和热烈的掌声，他们有工人、店员、学生、市民，男女老幼，手执自制的红旗和各色彩旗，组成了旗的海洋。在吉兆营中山路大道旁密集的欢迎队伍中，有个身材纤细、穿着讲究的青年妇女，怀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她俊俏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润，漂亮的大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花，她叫丁明俊。从1948年以来，她冒着生命危险，协同在国民党国防部供职的丈夫，精心安排，巧妙伪装，曾多次掩护我地下党的领导人和联络人员，并一次次将重要情报藏在婴儿的襁褓之中，送给党的组织。她的家，名为“国民党军官公馆”，实为“共产党地下之家”。而今，当她日夜奔忙、盼望已久的亲人解放军终于来到眼前时，从心中仅仅发出“欢迎”两个字。便哽咽得说不出来了。
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在南京起义。这是起义的第二舰队“永绥”号行驶在长江江面上
中央大学的师生兵分多路，五彩缤纷，数路队伍直奔下关迎接解放军。另一部分师生出了高价给印刷厂老板，昼夜改版《中大人报》，于4月23日晚用醒目的红色，套红报头赶印出欢迎解放军、欢庆南京解放特刊号，散发于整个南京城。金陵大学的师生以“护校迎解放”的神圣责任感，正在紧张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准备工作。4月24日早晨6点钟，当他们得知我先头部队已占领总统府的喜讯时，全校锣鼓齐鸣，一片欢腾，歌咏队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天……”和他们专门谱写的欢迎歌曲：“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顿时，嘹亮的歌声，雄壮的进行曲，豪放的腰鼓声，以及“金大之声”动人心弦的广播声，形成一首强大的交响乐奏鸣曲，激荡着金大校园。师生们忘记了整夜的疲劳，涌向鼓楼广场，看到一支露宿街头正在整理行装的部队，情不自禁地惊呼道：“这就是我们的解放军啊！”“欢迎解放军，你们辛苦了！”
在众多的欢迎人群中，有一支最为壮观的队伍，这就是由原国民党军海军第二舰队林遵司令率领的起义官兵们。4月27日早晨6点半钟以前，他们就把舰体的各个部位擦洗得特别干净，人人都换上整洁的军服，在甲板上排起整齐的队伍，第一次举行最隆重的升旗典礼。当军号奏起升旗的乐曲时，全舰官兵庄严地目视着第一面红旗冉冉升起，直达桅杆顶端。待各舰红旗升起后，以旗舰“惠安”号为首，驶离笆斗山，在大江中列队，向南京下关驶去。浩浩荡荡，9艘军舰，16只炮艇，25面红旗，迎着朝阳，乘风破浪前进，显得格外壮观绚丽。8时整，当我以八兵团司令员的身份前往检阅和接收的时候，全部舰艇已经靠上下关海军码头，官兵在红旗下列队欢迎，振臂高呼。我步上码头，同林遵等同志一一握手，热烈祝贺他们在关键时刻决然举义长江，踏上一条光明之路。在林遵同志的引导下，我察看了各舰。在驾驶室，我看到罗经、舵轮等都擦拭得锃光照人，各种仪表保存如新。我甚为赞赏，官兵们的爱舰之心，足以表明其一片爱国之情。我仔细地询问了舰艇官兵们的生活情况以及想法和要求。由于敌人的飞机已经侦察过，将会很快进行轰炸。我当即把大家集中在会议室，告诉他们：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舰艇和人员，尤其是人的安全。敌人要轰炸是不让我们有海军，但我们一定要建设自己的海军。然后我指示他们尽快离开码头，疏散隐蔽，进行防空。我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热情迫，使他们深深感受到党的关怀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25面红旗分成数路，向各隐蔽地驶去，各个舰艇的官兵们，仍然待在红旗下面，表现出他们保护舰艇、保卫红旗的决心。
这时候，整个南京城和长江江面上，红旗飘扬，彩旗飞舞，欢声四起，南京真的解放了！
胜利会师
南京各阶层人士发自内心的欢呼声，是渴望已久的，也是南京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必然结果。
4月24日南京解放的清晨，在中山东路励志社三十五军军部门口，从一辆吉普车上走下来一个身着旗袍的女同志，年龄约30岁上下，她双目炯炯，英姿焕发，当见到军政委何克希时，两人不约而同地说道：“我们会师了！”（他们二人原在浙东游击区一起参加抗日战争）何克希同志向我介绍说：“这就是南京市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说话间她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激动地说道：“陈司令员，总算把你们盼来了！”当时，我深深地被这位巾帼英雄的热情坦诚及其出色工作所感动，会师南京，有许多话要说。41年后，1990年5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再次见到陈修良同志时，便情不自禁地问她道：“你当时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开展地下工作，很危险，不怕吗？”时已80开外的陈修良豪爽的一笑，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准备死，我是不怕的！”
一句话道出了这位地下党的组织领导者和广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无所畏惧的献身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他们像一把钢刀一样牢牢地插入敌人的心脏，在特务如毛、警察如网的南京市组织了强大的第二战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8年10月，中共南京市委就遵照中央上海局关于整顿党的组织，深入敌人心脏有效地发挥第二战线的作用，为彻底解放京沪和具体准备对京沪的接管而斗争的指示，进一步整顿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在巩固已成立的工委、学委、公务员工委等工作机构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文化工委、警员工委、银钱业工委、店员工委、中教工委等。特别加强了敌人心脏机关、重要工矿企业和情报工作部、策反工作部的力量，充分发挥了地下战斗堡垒的作用。
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在驻防南京的国民党陆海空军和警察部队中，以及保密局、国防部甚至美军顾问团内，都发展和安插了地下党员。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敌人的重要情报如《京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数量表》等，及时送往我军，其中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都保密的京沪杭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也在我军掌握之中，从而为我军渡江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南京地下党组织多次成功地策动敌人陆海空军及警察起义，震惊了敌人营垒，有效地配合了我军渡江作战。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最新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官兵574人举行起义，并将南京城防图献给我军，在国民党上层军官和部队中引起极大的波动和惊恐。
下关狮子山江宁要塞第一炮台，是我解放南京的主要障碍之一。4月23日，当我三十五军攻占浦口即将登陆下关时，地下党党员、少校台长胡念恭毅然命令撤退，一炮不发，带领士兵和武器投向我军。
4月22日上午，南京大校场机场通信联络台和指挥降落的塔台全体人员，在地下党员、电台台长罗贤朴带领下起义，致使机场通信联络中断，敌人无法乘飞机逃跑，造成敌人一片混乱。
4月23日，驻江阴至安庆一线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在南京东北笆斗山附近江面率舰起义，解除了我军渡江作战的直接威胁，被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称赞为“长江江面上的壮举”。
南京地下党策动的这些投诚起义，像一发发重磅炮弹在敌营爆炸，在敌人的长江立体防线上撕开了一个个口子，使其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有力地配合了我渡江作战解放南京的军事行动，大大减少了我军损失。
南京地下党以严密的组织工作和英勇果敢的行动，不仅为我军顺利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保护城市，维持治安，接管和建设南京奠定了良好基础。
国民党军撤退时，曾指使其军特人员对车站、码头、粮库、电厂、电台等重要设施进行破坏，伺机纵火焚烧机关，并从监狱放出流氓、地痞趁火打劫，扰乱社会治安。为了保护古城南京和人民群众，南京地下党进行了周密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城内由工人、苦力、店员组成的自卫队即达8000多人；在敌人内部控制警察2000多人。南京市店员工委组成的500余人的义务警察队，联防巡逻，制止坏人抢劫，保护了从新街口到太平路、夫子庙一带的商业中心。
还有两支特别队伍，武装起来走上街头。一支是以三轮车工人为主的工人纠察总队，又称人民民主保卫队。这些国民党统治时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利用搜缴和敌军丢弃的武器武装自己，以主人翁的身份首次走向社会。在敌军逃跑乘机进行破坏和抢劫时，他们主动出来，勇敢战斗，维持了社会治安，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支是在警运会领导下由2000多名警员组成的人民警察总队。他们在市区和郊区都明确划定警戒区域，巡逻放哨。在工人纠察总队和人民群众的协助下，在敌人逃跑时制造的混乱中，我们很快控制了局势，保护了银行、金库、电厂、自来水厂、面粉厂、明故宫飞机场和广播电台、中央大学以及重要物资仓库、码头等，及时平息地痞流氓帮会头子的破坏捣乱活动，并破获了有关驻华使馆的盗窃案。他们还协同我军追歼逃敌，解除敌特武装等等。
南京市各阶层人士还自愿组织起来，保卫城市，令人感动。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吴贻芳女士利用自己的影响，临时组织了治委会，维持社会治安，并调集大批车辆，包括一些大使馆的汽车，迎接我解放军入城。南京市工委及时汇编成10多万字的《南京概况》，使我军准确掌握了国民政府各院、部机构，军、警、宪等军事机构和反动政党组织，以及重要工商、文化、社会公用事业和外侨方面的情况，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国民党溃逃、我军尚未入城的关键时刻，南京市地下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对敌人的破坏和威胁，周密组织，英勇战斗，牢牢控制和保卫了南京。除了下关车站和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被敌人烧掉一部分外，南京古城被完整地保护下来，城内自来水正常供应，下关电厂照常发电，电讯畅通，南京解放的消息首先通过电话传到了北京。4月25日，全市店铺开始正常营业，交通干线岗位恢复管理。这一切，显示着南京人民新生活的开始。
在解放南京的伟大战斗中，南京地下党和各界人民群众，展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南京新生
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出色工作和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表达了对党和军队的信赖和希望，也给我们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原来只会同敌人刀枪相对的军事斗争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相互交错的复杂斗争。
4月20日至21日。当我军攻占江北岸敌桥头堡据点准备大举渡江时，侵入我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和国民党海军突然向我开炮，造成我军伤亡250多人。我军当即还击，“紫石英”号被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的江面上，其余3艘向江阴以东逃去。“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了世界。英共报纸和英国舆论界纷纷抨击英国政府的错误。根据中央指示，袁仲贤政委作为代表和康茅召同志等，多次同英方进行谈判，要求英方承认错误，赔偿损失。但英国政府态度狡猾，拒不承认错误。在谈判进行中，竟不顾我方警告，指使“紫石英”号乘机逃跑。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不畏强暴的原则立场和灵活的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