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抓住主要矛盾，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邓小平通过总结抗战的经验，反复强调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意义，同时也要求抓住和扩大当时的中日矛盾，利用敌伪矛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的报告中，在讲到一二九师之所以能够单独作战、扩大影响、形成和扩大根据地，组织破击作战等时指出，“在政治上，我们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打击了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我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日宣传和民族教育，激发了人民抗日的积极性，打击了敌人‘招回流亡，恢复治安’的欺骗人民的诡计”。因此，邓小平在当时谈到今后指导工作的原则时说：“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这正打到敌人的痛处。现在敌占区开始起了有利于我的巨大变化，其基本表现就是人民抗日情绪大大增长，敌伪矛盾发展。我们应好好抓住这个基本特点去发展工作，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1943年7月2日，邓小平为《解放日报》写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进一步论述了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意义。他写道：“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整整的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如人所共知的，我们同敌人进行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务的斗争，大大地发扬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可见，在坚持抗战，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斗争中，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恢复、提高和坚定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性。邓小平不仅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反复强调了对民众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结合我们党的历史，教育党的干部和党员提高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战的自觉性。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动员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他用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动员党员和党的干部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整风号召，重视整顿自己的思想作风，以便为最后夺取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第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不仅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而且在创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也把爱国主义升华到新的高度，形成更高形态的新型爱国主义。主要有：
（1）邓小平发扬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观点。对广大民众进行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基本内容的民族精神教育，不仅是被压迫民族求得民族解放的精神力量或思想基础，而且是一个民族维护其独立自主和促进其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柱。邓小平在指导我们党和国家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反复教育我国各族干部和群众，要大胆地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地、认真地学习世界上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其他对我们建设有益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反复教育我国各族人民要有赶超先进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坚决抵制外来的压力和欺侮。
可以说，邓小平是一贯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总是结合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共同任务，来提出提高和加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性和具体要求。在邓小平看来，恢复、坚定、提高民众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为了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或者是为了维护祖国统一、独立和促进民族发展进步，都是非常必要的。解放初，邓小平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会同刘伯承、贺龙部挺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尔后领导西南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1952年调到中央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交通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增选为政治局委员，1956年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时，说他比较顾全大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的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作为毛泽东主席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助手、周恩来总理的左右臂膀和内定担任党的一线领导工作和接班人之一，参与了党和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在内许多重大决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使他有可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层次上全面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以把自己的民族和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愿。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并应该“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从而把坚持和发扬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视作当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主题和内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15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振兴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究其所解决的任务而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这一斗争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完成的主要任务是民族独立。其爱国主义主题可以概括为摆脱奴役，使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一历史任务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胜利完成了，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是民族富强。其爱国主义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摆脱贫困，使中国人民富起来。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救亡图强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因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从某种意义上讲，完成这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伟大、更艰巨，要走的路还很长。可以设想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就可以无愧先辈，并无愧后代地向世人宣告：中华民族与贫穷告别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有重大的失误。主要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忽视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不快，致使建国三四十年了，许多地方人民群众的生活依然没有大的改善，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的教训，以极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勇气进行了拨乱反正，他明确指出，在现时代，“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告别贫穷落后，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繁荣富强，可以说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一爱国主义的主题。
（2）邓小平坚持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与社会主义相统一为特点的新时期的爱国主义。邓小平的爱国主义不是囿于本国狭小范围的爱国主义，而是站在时代潮流前面，高瞻远瞩，大开放的爱国主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新的世界主题不能不对爱国主义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由并存对抗变为竞争共处，要在竞争中实际检验社会制度的优劣，以达到优胜劣汰；又列强林立，以强凌弱，随处可见。为此，必须认清形势，抓紧时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实现战略发展三步走，在竞争中使自己居于有利地位。“因此，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在这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了这样几个思想：一是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改变国家落后面貌。这既是对自己民族的责任，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责任；二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只要中国旗帜不倒，世界上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特别是到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就会显示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成功地解决了在当今世界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三是在国际事务中不当头，但要发挥实际作用。苏联的解体使两极世界不复存在，地区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如何填补失去一极造成的真空？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寄厚望于中国。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不要当头，以便集中精力搞国内经济建设。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尽管中国是个大国，但永远不称霸；尽管中国不当头，但永远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对第三世界的巨大鼓舞；四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不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他说：“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五是爱国主义要适应世界格局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使原来的美苏对峙的两极世界格局被打破，多极化的新的世界格局在形成中，不管世界怎样多极化，中国都是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是个穷国，为什么能够在世界的多极格局中占有一极的地位？“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六是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再次为中华民族振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邓小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着眼，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现代国际问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成为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对此，邓小平也同样提出抓住时机问题。提高综合国力靠科学技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也靠科学技术，特别是现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一定要紧紧追踪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邓小平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3）邓小平决策重大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不是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鉴于此，他把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这种结合实现的过程。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