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经国家正式识别的就有56个民族，能否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历来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而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于西部，这里自然条件差。加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点低，各民族共同繁荣就成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今天，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各民族共同繁荣理论，能给我们诸多指导和启示。
一、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各民族共同繁荣思想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指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高度发展；要求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得到充分发扬，特别是在文化上将优秀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文化相结合，推陈出新；要求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和国家就鲜明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立场和根本政策。但是，在极“左”的年代，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冲击了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础——发展经济。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国家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建设以后，民族工作也明确了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发展经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重新被确认为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立场和目标。邓小平的各民族共同繁荣思想是在科学总结和借鉴了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毛泽东各民族共同繁荣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途径
促进少数民族发展是毛泽东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原则、措施和指导理论。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水平较低，所以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具有紧迫性，同时，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还需要国家在人、财、物等方面的大力扶持和帮助。毛泽东提出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1952年，毛泽东对西藏致敬团代表说：“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什么用处。”（D
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实现各民族发展成为邓小平解决民族问题的着眼点，他认为，发展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邓小平指出：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不仅西藏，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这些地区发展起来”，“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邓小平还把民族发展作为判断民族政策如何的两个标准之一（另一个是对少数民族有利），作为观察民族地区工作成效的标准，指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
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做了许多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工作：（1）国家每年都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给予财政补贴。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1993年，国家对8个民族省区的各项财政补贴达1000亿元以上，其中给西藏地区的财政补贴达200多亿元。（2）发达地区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早在1979年，党中央就确定：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西藏。并特别注意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与沿海内地发达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优势结合起来，互补互济，扬长避短，实行横向联合，走共同发展的道路。（3）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使少数民族教育落后状况有很大改变。具体措施主要是：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在经费上给予支持，举办寄宿制学校，高校招生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内地高校向边远民族地区招收研究生，加强民族地区师范教育，等等。据统计，到1993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有小学校10万多所，普通中学1万多所，中等专业学校近600所，高等学校100多所。（4）努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不但各类高等院校相继培养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而且通过举办各级各类民族干部培训班和在沿海发达地区让少数民族干部挂职学习锻炼等形式，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5）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已确定1994—2000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民族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在“八七计划”确定扶持的592个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就达257个，占43％，与之配套的物资、贷款的半数以上都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各省、自治区也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加大投入，制定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把边远的、最贫困的少数民族贫困县作为当地部门定点扶贫的重点对象。
（二）注重少数民族实际，努力促进各民族繁荣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民族地区改革和建设问题上，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常说“拖下去”，“慢慢来”，“看情况才决定”。在全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西藏还没进行民主改革，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以实行的时候才能做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后来在西藏民主改革中，采取赎买政策，并从西藏农奴制的实际出发，采取自下而上地充分发动群众与自上而下同上层人士充分协商的办法进行土改，达到消灭封建农奴制建立新制度的目的。西藏也就成为全国惟一的在土改中淡化阶级成分，不划富农的省区。
邓小平也对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发展做了精辟的论述。早在1952年，他在谈到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时就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他举例说，贵州民族地区吃盐问题、西康地区交通问题等，这些是很普通的问题，但反映出这样一个道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要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出正确的发展规划和思路。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
（三）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整个国家的利益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两位领导人都把各民族共同繁荣问题纳入到整个社会发展的体系加以考虑。毛泽东提出：“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既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宗旨，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他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民族工作在该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辉煌成就，各民族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
二、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族共同繁荣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不但继承了毛泽东的民族发展思想，而且还发展了这一理论。他指出，我们对民族工作的着眼点是实现全面的民族发展，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一）保持稳定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
邓小平十分重视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他多次在谈话中强调这一观点。1987年他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指出：“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1989年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进一步完善，认为稳定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引进外资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邓小平关于稳定与发展的理论，在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得到了验证。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在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的，这当中比较突出的是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由于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强国苏联解体，其主体部分俄罗斯已沦落为三流经济国家。无数事实说明，稳定是一切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先决条件。一个不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即使有优越的发展条件，发展也无从谈起，因为投资者首先关注的是投资环境的安全性。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疆或内陆地区，发展基础薄弱，自然条件较差，投资环境应当说并不优越，同东南沿海甚至中部地区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另一方面，与我国有些民族地区毗邻的国家内部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民族地区的稳定对其发展就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那么，民族地区如何才能保持长期稳定、繁荣发展的局面呢？我国民族地区民族众多，历史、文化及宗教信仰差异较大，有些民族间在历史上还曾存在过一些矛盾和冲突，至今仍有不团结的因素。所以，首先要坚持民族平等政策，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这是保持民族地区稳定的重要条件。各民族要求大同、存小异，要有大局观，应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要地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国各兄弟民族“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在谈到民族主义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的时间，并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作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地取消大民族主义。”可见，邓小平十分重视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问题，将其视为我国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应当说，保持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是我国保持稳定的坚实基础，更是民族地区保持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当然，民族平等与团结需要法制加以保障，没有法制作为基础的民族平等与团结是不会长期稳固的。其二，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民族充分享有平等权利。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平等的重要标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国家利益和各民族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是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其三，促进经济加速发展，缩小东西部的发展差距。稳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只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民族地区才能加速发展，进而缩小东西部的发展差距，直至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差距是正常的、合理的，但反过来看，差距存在的时间过长，也会影响稳定。所以说，只有在民族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条件下，稳定才会更有保障。其四，应当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即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不信仰宗教的干部和群众，应当尊重信徒的正常宗教活动，和平相处。其五，坚决打击一切分裂祖国、影响社会安定的行为。搞分裂，其性质已演变为敌我矛盾，尽管打着“民族利益”的旗号，但其目的是分裂祖国，它所危害的是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我们要在邓小平稳定理论的指导下，坚决将民族分裂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我们坚信，只要认真贯彻邓小平关于稳定的理论，民族地区的稳定就能长久保持下去，民族繁荣发展就有可靠保障。
（二）实行梯次推进战略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精髓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也是大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我国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状况极不平衡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地区经济发展平衡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采取了经济发展向中西部倾斜的政策。这虽然对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影响了东部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应有的发展。邓小平根据我国各地区的特点和条件，运用事物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提出了地区经济由东向西梯次推进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的制定有着深刻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末，“十年浩劫”的影响仍然历历在目，百废待兴，发展基础十分脆弱。而此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进入技术密集型阶段，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就在东亚地区，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留给中国的发展时间不多，市场空间也十分狭窄，此时若不把经济较快搞上去，中国必将成为一个长期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