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民族魂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热爱祖国，是中华儿女的一种自然而朴素的精神追求，它激励着亿万群众和无数英雄豪杰为祖国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前仆后继、奋斗不息。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一脉相承，形成了一种优良的历史传统、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这种传统、这种精神，概括起来说，有这样几个共同表现：“（1）不畏艰险，世代相承地把开发祖国的自然资源，改造祖国的山山水水，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财富，为人类文明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2）反对民族的分裂和国家的分裂，维护各民族的联合、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一旦发生分裂，各族人民和社会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就为尽快结束这种不幸的局面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3）在外敌入侵面前，团结对外，奋起反抗，直到彻底战胜侵略者，坚决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4）同一切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反动阶级、反动社会势力和反动制度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推动祖国朝着繁荣富强的方向前进。”（5）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追求世界的安宁与和睦。
围绕以上主要内容，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
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必须紧紧扣住上边所述的爱国主义这个主题，阐发二者的相同点和侧重点、二者民族精神的内涵、特征和形成过程。
二、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抱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愿，努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对他所认定的事业理想，矢志不渝，贯彻始终。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灾难深重的年代。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将魔爪伸向中国，意欲瓜分中国。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仍对外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妥协投降政策；对内则残酷剥削压迫压榨本国人民。这种状况，一方面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另一方面，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复杂。处在这样的时代，每一个在政治上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产生对时局的忧虑，萌发强烈的爱国之心。此时，中国近代一大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示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纷纷著书立说、翻译评介、引进“西学”，批判封建专制，呐喊“救亡图存”，提倡民族主义。他们试图用民族精神来促使全国人民觉醒，并团结成一个坚强的民族，以抵抗列强的欺凌，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些人以西方观念体系为核心思想，表现为民族观上的朴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内容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的独立富强的国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青少年时代也不知不觉地受到了这些朴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陶冶和浸染，促使了毛泽东民族意识的觉醒。毛泽东自幼喜欢读书，在贪读那些被正统的塾师视为“杂书”、“闲书”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同情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和蔑视统治阶级的异端思想。与此同时，在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呼声的召唤下，使他产生了明确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开始认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职”。郑观应的控诉帝国主义侵略、呼吁救亡图存的《盛世危言》一书，进一步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愿望，也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天下都处在大变化之中，自己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准备投身到伟大的变革中去，于是他产生了走出韶山求学的愿望。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高小，这是一所受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影响很大的学校，校长李元甫是个维新人物。毛泽东在这里读了《世界英杰传》等书，特别为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进行抗英斗争的事迹所打动，决心要为民族的独立而努力奋斗。这时毛泽东已经开始从一般的“爱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向“以天下为己任，承担起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责任”的认识的升华。
1911年，毛泽东转学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当时的长沙是革命活动的地方，在这里，他开始全面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他第一次读到了同盟会的机关报《独立报》和同盟会的纲领，为报上的反清言论和革命事迹所深深感动，深受孙中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新思想的影响，并认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路，写了一篇发表政见的文章，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后来，他在湖南省图书馆自学半年多，读了卢梭的《民约论》等专著，了解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增强了反封建的信心。1913年春至1919年夏的五年半时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在这里，毛泽东遇到了继承王夫之、谭嗣同精神的好老师，尤其以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由于杨昌济长期留学英、日等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熏陶，长期系统考察研究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加之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十分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所以在他的学问体系中能够兼收并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了培养“挽救民族危亡”的栋梁之材，而刻意汲取像王船山那样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朴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并尽力将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渗透到他的教学中，给了他的学生毛泽东等人以深刻的影响。在杨先生的教育和熏陶下，毛泽东广泛阅读各种理论书籍，从孔孟、宋明理学到王船山等人的著作；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的著作、言论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从赫胥黎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至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至托尔斯泰主义的代表作，他都有所接触和研究。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启示下，毛泽东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之情越来越强烈，对危害祖国和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仇恨愈益加深。因此，从一走上革命道路，反帝、反封建便成为毛泽东政治斗争的主要目标。后来，毛泽东也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而汲取了孙中山关于民族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他多次代表党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这样，民族平等、民族联合这个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便更好地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了。此外，毛泽东民族思想中关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论述，关于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推翻封建统治的内容，关于加强国家统一、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的内容，都与朴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承接关系，批判地继承、合理地“扬弃”，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民族精神的内涵。
自1918年夏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至1920年底，是青年毛泽东思想根本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政治斗争实践而实现的。这一时期，他在世界观上由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变；政治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迈进；在民族观上则实现了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向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根本转变，最终确立了无产阶级民族思想和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他参加北大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研究了各种思潮和学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积极宣传和组织民众的革命运动，大大推动了湖南以至华南各省的青年学生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领导新民学会发动了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发表了《驱张宣言》，领导各阶层人民同张敬尧进行斗争。并于1919年7月组织出版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刊《湘江评论》，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相结合，提倡新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把广大劳动人民看做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每次革命的真正动力，明确肯定我国各民族作为民族的权利，提出中华民族大联合的问题，阐明了建立以工人与农民为基础包括各族人民参加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和意义。他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在这些文章中，充分体现出毛泽东的民族精神，同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意识到了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十月革命引起了整个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劳农阶级的革命今后定将普及世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将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在1920年给赴法会友的信中，把这些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确。尤其是他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以后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战略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到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发表，终于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比较清晰的统一战线的思路。
三、毛泽东民族精神的内涵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各族人民最爱戴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不仅是成功地领导了革命的政治家、战略家，而且是为绚丽多彩、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增添光辉的英雄。”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新中国的缔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中国各族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毛泽东思想。
其一，毛泽东的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他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团结统一作为进行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与团结统一作为自己的革命目标。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这里，毛泽东是把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作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加以阐述的。为了使中华民族独立与统一的目标早日实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的民族理论和原则，其中包括各族人民互相合作、互相影响、友好往来、追求平等的关系，反对民族压迫，从而使得中国各民族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成为中国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内聚力的核心力量，形成了各民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国家分裂和民族压迫的优良传统。民族的主体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广大劳动群众，民族的独立是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自主行动，民族的统一即解放了的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民族的大团结。要完成民族独立与统一的任务，必须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最终完成民族独立与统一的任务。
在完成民族解放、独立、统一后，毛泽东又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情况，及时提出了民族进步与繁荣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总结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民族进步与繁荣的理论。这个理论对社会主义时期实现民族进步与繁荣的重要性、对民族进步繁荣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对民族进步繁荣与维护祖国统一稳定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毛泽东于1951年5月24日《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达成协议的宴会上的致词》中就曾经指出：“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达到了兄弟般的团结，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这样，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繁荣成为我们党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表明，在我国不仅要求汉族经济文化发达、科学技术先进，还必须有众多的少数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才能求得整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由此可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爱国主义与民族进步与国家前途联系起来，充分展现了他爱人民、爱祖国的博大胸怀和高尚品格。
其二，毛泽东坚持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机的统一，这是毛泽东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