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王国维讲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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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王国维谈文学: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1)

王国维在学术界被誉为“国学大师”,到天命之年时,他在经学、史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哲学诸领域成就卓著,斐声海内外,可谓是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在文学方面,他更是独树一帜。因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成为了拿西为中用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文学,往往承载着人类的思想、知识、情趣和历史,并彰显着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未来走向。在国人的心目中,它一直是清雅高洁的。那么,为什么王国维对此竟显得不屑一顾,放言“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呢?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管窥一番。

什么是文学的三重境界?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来表达和反映现实、体现作者内心思想的一门艺术,一般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和寓言童话几类形式。中国古代出现的赋、词、骈体文和曲,大致可归于诗歌与戏曲之列。依此,则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所谈及的境界,应限于诗歌当中的诗词系列,非关整个文学领域。

“境界说”应属王国维的首创。他拿它来作为评论诗词的工具,可以说是对中国诗词美学的一大贡献。“境界”一词,囿于精神范畴,指人或比拟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用到文学方面,合拍之余,自然别有一种情趣。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品。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这是王国维对词的美学评价。有境界自成高品。那么,在他眼里,这境界又有哪些区分呢?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別。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王国维认为,境界可分为虚拟的理想境界和客观的写实境界。还有:“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关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接着写道:“无我之境,人惟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完全可以说是用美的眼光来看待诗词,看待文学。在他看来,要达到忘我之境,才能出真性情的作品,能达到忘我之境之人,自是豪杰之士。

关于文学构思与境界的关连,王国维的观点是:“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关于境界的大小,王国维以词句作说明。“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对于文学评论,王国维对其提出的用“境界”一词作评自视甚高,话语中透着自信。“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王国维所描述的境界,人所共知的当为《人间词话》第二六条所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他把这三种境界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的三种境界。而在他的心目中,这三种境界既是文学的三种境界,也是人生的三种境界。下面不妨从文学的角度来对此做些阐释。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这可以说是文学创作或做学问者初始阶段必遇的问题,而且是难题。西风多与烈挂钩,风势猛烈强劲,不论是应时节而纷坠之枯叶,还是枝繁叶茂之绿叶,它都具“凋”的杀伤力。一个初来乍到的文学门外汉,仅凭一番热情是不够的,还要于根基上自强自立,培养扎实的文学功底。通过自身的努力经受住这一阵西风后,还要学会承受孤独与寂寞。孤独与寂寞,看似精神上的,实际却是外在物质上的。唯有怀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之心,才能坚守下来。文学终归是反映外在的世界。因而,要学会登高望远,开阔胸襟,拓宽视野,放眼天下,心游于无极,去亲近自然,接触社会,探索未知,增长阅历,察世态人情,悟真善美丑。有了这些方面的实践,则文学创作或做学问的基础具备且充实,需要素材时会不请自来。

第二种境界。毫无疑问,天下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馅饼来。要想做出实绩或成就一番事业,就得下一番苦工夫。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就如同带有功利性质的一句古话所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探索未知的路上,在欲成就一番事业的奋斗过程中,就要舍得付出,且不计得失。就如同王国维自己所说,达到无我之境,方为人生最高境界。在事业追求的路上,容不得一丁点“悔”的,哪怕你付出的代价再大。同时,在成功没有来临,梦想远未实现之时,仍要持之以恒,勇往直前。从事文学创作或做学问者除了与孤独寂寞相连外,还与枯燥乏味相依。但它是值得的,所以哪怕人再憔悴,也应坚持下去。可以说,此时付出得越多,承受的磨难越多,将来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

第三种境界。付出终归会有回报的。那么,这种回报何时能来呢?可以说,这种回报既是可期的也是不可期的。稍具眼光的人都明白,凡是那些付出过后期待回报,而回报也果如己愿如期而至之人,大多都是被世俗所侵蚀之人。因而,这样的回报,终究归于小打小闹式的一种贡献,属功利主义性质的物质范畴。真正从事文学创作和做学问之人,他们当然也索求回报,但他们索求的回报属事业的范畴,即期望多多解决问题、多多取得成就上的回报,而非个人物质收益上的回报。他们为自己的事业目标而“众里寻他千百度”,真正达到忘我的境界。唯有这样的人,终有一天,就在他们的不经意间,事业上的成就不请自来。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才是“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厚积薄发,水到渠成。这时,该是何等的快慰人心!

另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写道:“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已,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经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在这段话中,他直接点明了文学意境,并指出上境为“意与境浑”,其次为意与境各有侧重。这既可视作对文学的评论,也可作为文学创作的建议。

其实,做文也好,做学问也好,都是做事业。人立于世,多会先天不足。天灾人祸,物质匮乏,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有时却之实难,唯有以坚强之心,活出自我,方不负上苍的安排。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这或许就是王国维的本意。其实,他自己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说文学是“游戏的事业”?

中国自古就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往。文学尽管属人类精神方面的需求,但创作文学之人,同样羁绊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当生活的苛责由不得自己醉心于文学的王国时,意志的煎熬也就让人往往选择了妥协于世俗。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那些当初视文学为崇高之人,最后全都为五斗米折腰了。

王国维同样是肉体凡身,他的文学作品,除了众所周知的《人间词话》外,还有《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戏曲考源》《古剧脚色考》《红楼梦评论》等。不过,从中可以看出,有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是,他的文学成果重在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上。

王国维曾说过:“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这可从他的另一番话中看出深意。他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于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此外,他的这番话,实是显现了他的文学观。即,同古话说的一致,文如其人,作文前,先要懂得做人。这同儒家所倡导的正心修身观点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在王国维的内心中,文学不止是清雅高洁的,更是神圣的。那么,“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这样的话又从何谈起呢?这还要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来探讨一番。

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不是以温情脉脉的方式进行,而是伴随着阵痛甚至是屈辱,并牵涉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每一个分子。因而,他生活的时代,既是传统被颠覆,国难当头的时代,又是一个让人感到迷惘和愤世的时代。中国的传统文人,身体的基因里大都浸淫着经世济民、兼济天下的情怀和立德立言立业的抱负。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的愿望不断得到满足时,他立世的热情就会不断高涨,对生活也就充满着无限的热爱。反之,当一个人处于四处违逆的环境中时,他必会倍感压抑和郁闷,于不满中势必会想方设法地逃避现实。然而,当天下大同都处于危如累卵之中,没有选择逃避的余地时,带给个人的感受也就只能是生活如梦魇了。人,人的思想和由人的思想衍生出的文学作品,本来就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兴衰际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制约。由此,也就造就了王国维两难的人生抉择。一方面,他渴望有世外桃源,能让自己从心所欲地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现实处处作梗,让他大有风尘肮脏违心愿之触。这后一方面,可以说从他成长伊始就开始,并与生活相始终。

王国维的童年是孤寂的。四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感受不到带有最真挚感情的慈母的抚爱。这可以说造就了他孤独寡言的心性。十六岁那年,他以全州第二十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秀才。按照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他似乎离跻身官场很近了。然而,他的内心中,并没有读书为了做官的这根弦,他的志趣全在书本本身。1894年的甲午战败,对所有的中国读书人来说,都感受到了一种奇耻大辱的刺激。而当时王国维的内心中最渴望的就是去看看日本这个“蕞尔小邦”是怎样变强的。然而,身为长房长子的他,不得不选择屈从现实,为父亲分担家累,去一户人家做了私塾老师,并于同年结婚成家。1898年2月,他来到上海,给当时的《时务报》做杂务,过起了干得多、拿得少的打工生活……

因而可以说,王国维大都是于大违心愿的时光中煎熬度日的。然而,这恰锲合了人生的一条定律——磨难成就思想。当然,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也就让人看不到条清缕晰的思想观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从他的作品中窥知思想。“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无论是从他的只言片语还是统览他的作品,谁都承认,他的思想无不打上了深深的忧生忧世的烙印。因而,它的思想完全可归于悲观主义的范畴。

可以说,王国维的一生,都是在郁郁寡欢中度过的。传统教育塑造了他追求完美人格的心性和崇尚神圣高雅的人品,但是现实却将他打磨成了忧郁悲观的心性和愤世嫉俗的人品。传统与现实间的不可调和,既阻挠了他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又妨碍了他去布德施业的生命意识和人格情怀。尤其是当看到心中无比圣洁的文学竟沦落为为稻粮谋的工具时,他内心中郁结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知,“文学者,游戏的事业者”语,实是王国维的一句愤世之语。这既是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更是表达他对现实的绝望。正如他所说:“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在他的心目中,文学是非功利性的,就如同玩游戏一样,一切顺乎天性,不能靠它来混饭吃;作文如做人,气节操守永居第一位。这是一种圣贤情结。可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又有几个人能做到执着坚守,更何况古来圣贤皆寂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