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幽默心理和幽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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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套用逻辑模式和任意逻辑——逻辑的和非逻辑的超越

引言

严肃性幽默要把自己和对方的情绪一起解脱出来,具体的方法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只能分成两类:一类是讲逻辑的方法,或者叫讲理的方法,虽然讲的不过是玄虚的歪理;另一类是不讲理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为了让人在领受顿悟之乐的同时接受不利于自己的结论,这就是幽默功能的极限。上文所说的林肯的幽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而在下文中,萧伯纳却达到了。萧伯纳的成功就在于他的幽默在形式上是很有逻辑性的。

一、在逻辑上将谬就谬——让对方把自己的头撞到南墙上去

萧伯纳是英国著名的剧作家。有一次,他参加一个会,会场上突然有人大叫,让他滚出去。面临这样的情况,萧伯纳可以选择装聋作哑,不予理睬。但对方声音很大,与会者也有不少人听到了,这就难以回避。萧伯纳只有勇敢地回应了。他不能不正面回应,但在那样的语境中,他不能和这个人顶牛,他必须缓和正面对抗,他这样说:

是呀,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很可惜,我和你在这个会场中,都是少数。

幽默的最大难题就是拒绝,幽默的最大妙处,就在于将拒绝变成笑。在这里,萧伯纳的拒绝之妙处,就在于他把拒绝包装成了接受,把对立的双方转化为统一,但由于都是少数,故不能接受。

还有一则故事,说萧伯纳接到一个小姑娘的来信:

我非常崇拜你,为了表达对你的崇拜,我请求你允许我用你的名字给我的小狗命名。

对于一个缺乏幽默感的人来说,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但是对于一个心胸博大的幽默大师来说,却并不是一件棘手的事。萧伯纳给小姑娘回了一封信,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但你得征求一下你亲爱的小狗的意见呀。如果它同意的话,那就太好了。

萧伯纳宽广的心胸自然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够幽默得起来的主要原因,其次也在于他用了正确的方法,那就是顺着对方的思路将错就错,把对方推入死胡同。这样就把自己的拒绝转化为对方的别无选择了。在这一点上,萧伯纳坚持了自己的进攻,又在他与对方之间架设了沟通的桥梁。

这种方法,语义是虚构的,但更突出了逻辑的现实性——顺着对方的思路,将之推向荒谬。这种方法很有普遍的实用价值。人们遇到使人恼火的事常常忙着直接顶回去,而这种方法,不是直来直去地顶回去,而是顺着对方,让对方自己舒舒服服地撞到南墙上去。

这可以叫作将谬就谬法吧,就是在逻辑上套用对方的模式和程序,得出的却是相反的结论。

冯梦龙的《笑府》中有个故事,说是一个老塾师,坐在那里困了,睡着了。等他醒来,一个调皮的学生就问他:“老师,刚才干什么了?”老师说:“我去会见周公了。”学生没法说他是假的。过了一会,那调皮的学生也伏在桌上呼呼大睡,老师很恼火,把他叫醒,问他为什么白天睡觉。学生说:“我也看周公去了。”老师就问:“那么周公和你说了些什么?”学生说:“他说,他刚才没有见到你。”

这个学生的回答妙处有二:其一,用老师的说法为自己辩护;其二,又用老师的模式引申出一个结论,把老师自己说的给否定了,让老师没法反击。这种幽默的进攻性很强,差不多达到了雄辩的程度,不是按着自己的思路去反击对方,而是依照对方的因果模式否定其结论。

但这不是雄辩,而是幽默,因为双方都心照不宣:所谓“会见周公”之类,都是假的,但从这个假定的前提出发,进行了颇为严密的推演,师生在对方留下的语义空白中心领神会,这就是幽默了。

二、接过荒谬的逻辑模式顺水推舟

接过荒谬的逻辑模式顺水推舟,这种方法在严肃幽默中有相当广泛的适用。在很多场合中,也可以用之于戏谑性幽默,因为在戏谑性幽默中模式的套用更为自由。古代笑话书上有一则故事,是讽刺那些好在名胜古迹上乱涂乱写的人的。有人看到墙上的涂写,于是说:

满墙都是屁。

这是骂人,不是幽默,要让它幽默起来,就不能满足于这样的愤怒,得把愤怒丢在一边,往歪曲逻辑方面去想。既然这么夸张了,就得有相应的惊人的效果,于是有人便跟了一句:

为何崩不倒?

这就有点玄,有点超脱了。如果你过分正经,过分拘泥,就不可能推导出屁也能崩倒墙,但是荒唐达不到一定程度,愤怒就不那么容易消除。可这只是把愤怒缓和了一下,并没有达到弗洛伊德所说的“情绪宣泄”的目的。这就得在逻辑荒谬上下足工夫,既要荒唐又要有谱。荒唐易,有谱难。有谱是要就着荒唐的逻辑模式如法炮制,对方才会在思路上和你不期而遇。这就得找一个似是而非,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理由来作解释。这则故事接下去回答了上面的问题,说:

那边也有屁,所以顶住了。

这就不能不让人发笑了。既然在第一种模式中屁有那么大力量,那么按照同样的模式,两边屁一样多,力量平衡了,因而墙也就没有倒。

这样的幽默,逻辑上是周密的,既荒唐无理又理由充足,幽默不能不令人叹服。在构成幽默的同时,逻辑模式的严密是很重要的,它远远比叙述事实的准确更重要。事实可以荒谬,而逻辑模式必须密合。幽默的奥妙就在于这荒谬密合的逻辑结构中。

三、用意志来抵制愤怒不如用幽默来宣泄愤怒

用意志来抑制愤怒,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屡试不爽,这主要是对方在情绪膨胀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幽默就很困难了。要把人从愤怒中解放出来,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因为愤怒是自发的,往往不受人主观意向的控制,既不能招之即来,也不能挥之即去,而且它一来就可能把事情搞砸,因为此时的当事人已经没有理智了。本来凭借理智设计得很好的计划、方案,由于不能控制住自己也就全忘了,什么都舍得扔,就是舍不得牺牲自己的愤怒,这时什么都可以讲,就是不讲理了。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时,在集体的利益遭到损害时,在自己的国家遇到侵犯时,人是不能不愤怒的。在这些情况下,人如果不愤怒还能算是个人吗?

这种愤怒是正义的愤怒,是很宝贵的。西方有一种说法:“愤怒出诗人”,这说明强烈的情绪对于抒情文学的创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是对于处理实际事务和人际关系,愤怒却是有害无益的。所以有水平的外交家、政治家都善于抑制自己的愤怒,所谓喜怒不形于色,宰相肚里能撑船。在电影《林则徐》中,我们看到在他的书房中挂着“制怒”两个字。这表现了他十分警惕愤怒对于理智的破坏,时刻提醒自己用意志来抑制愤怒。

但这似乎不是最好的办法。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长期抑制诸如愤怒、悲痛之类的感情对健康是很不利的。所以最好的办法不是抑制愤怒,而是排解愤怒,宣泄愤怒。

幽默正是排解、宣泄愤怒和其他有害情绪的一种有效手段,弗洛伊德的这种说法是挺有道理的。你不把郁积起来的情绪宣泄掉,老是那么抑制着,能量没有消失,它不在这里冒出来,就可能溜到另一个地方冒出来,把事情搞坏。

幽默不但能化解愤怒,而且能让它变成笑。

四、面临反对者的不同处理方式

在对方情绪不那么膨胀的时候,用一些将谬就谬的逻辑制服对方还可能奏效;但在对方很愤怒的时候,就不行了。这时就得用上任意逻辑的幽默。

有一则报道说,上海一个乐团到外地演出,主持小姐一上台,就从台下飞上来一个空易拉罐。这位小姐算是有修养的,她稳定了一下情绪,非常沉着地说:“刚才台下飞来了一样东西,我相信,那位扔东西的朋友现在该后悔了,因为我们知道这里的观众是最讲文明礼貌的。”

这位小姐很有礼貌,没有激化对抗的情绪,这种时候,只要说一句刺激性的话,整个演出的欢乐气氛就可能被破坏殆尽了。但这位小姐所讲的话只限于礼貌,说人家已经开始“后悔”,未免有一种压人的味道,因而效果不太理想。她所说的话,带着某种严厉的感觉,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对抗。细细分析起来,她用了两个办法:一是孤立法,把大家拉过来(所有的人都讲文明礼貌),使扔东西的人孤立起来;二是强加法,把后悔硬加给他,即使他不后悔,也没法到台上来和她争辩。

这不符合幽默的共享原则,因而对立情绪不可能消除。其实,这时不用讲那么多道理,只要给这个现象来一个不需要证明也无法证伪的、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原因就行了。

前几年我在国外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报道: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加拿大,一下飞机,就遇到一批加拿大人高呼反对他的口号。东道主多少有些为难。里根为了减轻东道主的压力,很轻松地说:

举着旗帜呼着口号反对我,挺平常的。我在国内常常遇到。

这样说,自然有利于缓和紧张气氛,但是并没有达到高度幽默的水平。虽然双方心理距离是缩短了,但还没有达到最短,还没有架起沟通的桥梁。里根和我们的那位主持小姐不一样,他知道光有这么一点智慧是不够的,于是他接着说:

说不定这些喊口号的人正是从我国跟过来的,为的是给我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幽默的可爱之处就在于这种即兴的胡诌,根本不必费神从对方或自己的说话中寻求根据。

这就是非逻辑性幽默的特点。

它好像不讲逻辑,没有套用对方的思维模式,完全主观随意,也同样是心灵沟通的桥梁。

回到那位上海某乐团的主持小姐身上来。她本不该满足于没有激化矛盾,而应该努力寻求消解矛盾的办法。

例如,她可以这样说:“这里的观众比上海观众更热情。在上海,我们演出结束以后才会有人送饮料来慰问,可在这里,我们的演出还没有开始,饮料就迫不及待地飞上台来了。”这明明是胡诌的,完全无视罐子飞上来的消极原因,只作没有根据的、积极的解释,但却可以消除原来那种一本正经的、压人的意味,起到使人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的作用,把观众逗笑。这样的因果关系可以说完全是歪曲的,但却能把自己和观众从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在日常生活中,你如果想和谁开玩笑,就胡诌一个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现实的理由好了。但要新鲜一点,不可陷入俗套。通常朋友来访,都说:“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这本来是幽默语言,但是由于运用得太多了,就没有味道了。日常幽默之难,首先在于即兴,其次是独创。朋友来访,说什么风都可以,只要是你第一个想出来的。比如: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是裙带风还是“西北风”(一种唱歌的风格)?或者说:“干什么这么晚来我家?是不是被公安局追捕了?”或者说:“早不来晚不来,正碰上我明天要升官(胡诌的),是不是来走后门的?”

有时,在遇到突如其来的对立时,这种方法很管用。有一次,我国一个作家代表团到西柏林去参加一个聚会。正好一位香港作家在即兴演说,他说,他喜欢看香港、台湾的小说,而不喜欢看大陆的小说,香港小说都是和风细雨,而大陆的小说常常是“腥风血雨”。我们一个作家沉不住气了,当场就问:“请问你都看过哪些大陆作家的小说?”这本是想将他一军,没有想到人家竞说出一大串我们作家的作品,还补充了一句:“今天早晨我还在读你的作品。”双方都有一点火了,本来平和的气氛也开始紧张了起来。

其实据我所知,“腥风血雨”这个说法,在德语中挺不好翻译,本可以就此和香港作家幽默一下。比如可以这样说:“刚才一位德国翻译小姐问我‘腥风血雨’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这是中国广东的特殊风俗,家里的人如果去香港工作,春节回来过年就要杀大量的鱼款待。鱼的血流得多了,宴会上鱼腥味越浓,就越显得隆重。在‘腥风血雨’的情况下,讲话越是不拘礼节,越显得是一家人。”这样就可以把本来很刺激情绪的“腥风血雨”,用一个民俗学的虚构原因解释成亲切友好的意思。

歪解因果的天地是很广阔的,不管是套用逻辑还是任意逻辑,所需要的是灵活的思路,这正是我们下一章要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