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幽默心理和幽默逻辑
34223900000041

第41章 精确的比喻和混乱的比喻——不伦不类和牵强附会(2)

中国作家中长于讽刺者多,长于幽默者相对少。运用不伦不类的比喻最容易走火,不但钱钟书先生之幽默有过硬之嫌,连鲁迅也自谦说他的《故事新编》有时失之“油滑”。不过《故事新编》不伦不类的幽默虽然甚多,但是大多不出自于比喻,而出自于把古代人的生活、环境、食物和现代人的语言、心态,甚至现代文化人有案可稽的故事扯在一起。例如,让古人说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所流行的英语“OK”、“How do you do?”让神话人物说出一个著名学者考证出来的“禹是一条虫”,嫦娥过着经常打牌、上饭店的太太生活,这都显得不和谐,因而也就显得滑稽而谐趣了。

四、突然把不相干的东西扯在一起

所谓牵强附会,也就是突如其来地把本不相干的东西硬扯在一起,或者在逻辑上不恰当地并列起来。姜昆在相声《虎口遐想》中,说到他掉到动物园狮虎山里以后,向老虎保证:“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来咱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观众在听到不随地吐痰的时候无不忍俊不禁,这是因为他把不能并列的东西并列到一起了。和老虎谈判,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随地吐痰在这里显得微不足道。

在逻辑上有个规则:把事物加以分类,必须用同一标准。小学生做练习,老师出的考卷上写着苹果、梨、香蕉和水果,要求把不同类的概念划去。绝大多数小学生会把水果划去,因为水果和苹果、梨、香蕉不是同一级概念,而与干果才是同一级概念。违反这个规律就叫不伦不类。

这种任意并列的方法和不三不四的比喻一样能产生不伦不类的效果,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起来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要贬低一个人,就把他和一个公认的坏人硬拉在一起,比如说:“我一生只讨厌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庆,第二个就是阁下了。”也可以反过来,你要出什么人的洋相,就说:“世界上英语水平最高的除了莎士比亚,就是阁下了。”我有一次演讲时为了活跃气氛,便说我的演讲风格一共受过三个人的影响,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接着我停了一下,让听众有一个期待的时间,清一清喉咙,环顾了一下四周,说:“第三个就是我七岁的女儿。”底下哄堂大笑起来。

这里的幽默感来自于不伦不类,虽然并不是把三个人笼统地相比,而是把他们之间的一点(说话风格)拿来比,但是由于前面两个都是大政治家、著名演说家,而我的孩子显然不能与他们相比,因而听众期待失落,怪异之感顿时产生,我的自我调侃很顺利地为听众所感悟,感觉就迅速沟通了。

这类幽默方法,就是在外交活动中也屡见不鲜。1957年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集会,******在克里姆林宫午宴即将结束时,挨个向每个代表团敬酒。当时中国和南斯拉夫还没建立外交关系,当他走到南斯拉夫代表团面前时,******向南共领导卡德尔祝酒时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于:你们有大胡子,而我们没有大胡子。”卡德尔很快机灵地向铁托表明:******这句话是寻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信号。在那种场合,******不可能直接说让我们建交吧,而是用不伦不类的说法(因为事实上双方的分歧是严肃的政治观点)来开个玩笑,不但起到了神经放松的作用,而且传达了表示友好的信息。因为有大胡子和没有大胡子的区别,暗示着在其他地方,包括政治原则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

牵强附会、不伦不类所构成的幽默,在相声中用得最多,比如说把许多不同的歌曲唱成一首,还有串调,把不同歌曲或者戏曲的曲调混唱,还有把不同影片名字串起来斗嘴,不过这些都有些落入俗套了,难得有个把出新的节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就是中央电视台1990年元旦晚会的小品《换大米》了。它把电影《红高粱》中著名的歌曲和换大米的叫卖声扯到了一起。一个是很艺术的,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一个却完全是实用的喊叫。这两种东西牵强附会地扯到了一起,不伦不类之感就十分强烈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耐人寻味的东西,就是现代歌曲的通俗化和美声唱法之间的错位,大众艺术和严肃艺术的错位,所以这个节目的幽默意味很深长。

五、语言风格错位和庄词谐用

造成不伦不类之感的规律很多,其中语言风格的转移,或者语义错位的方法也很普遍。比如说庄词谐用就很普遍。所谓庄词谐用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本该在庄严、正式、宏大场面或语境中用的词,用到日常语言中来,让它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趣味。通常我们作文、说话都十分讲究用词准确,不但中心意义要准确,而且联想意义、引申意义、比喻意义都要准确。有时词义基本相同,只是褒贬色彩不同,也不能混淆。即使你把本该用“结果”的地方用成了“后果”,语文老师也不会轻易地放过你。如果你把雄鸡说成男鸡,把没有生过蛋的母鸡说成是没有结过婚的母鸡,就是大笑话了。

然而,在构成幽默语言时,就怕你不敢用这样的错位语言。1993年春节期间,福建省体育馆从香港请来的一个海豚表演队带来了两只海豚,一雄一雌。表演队的讲解员非常幽默,他先说一只海豚是雄的,接着补充说,“也就是男的”,另一只是雌的,“也就是女的”,观众开始活跃起来;他又说,两只海豚还没有正式结婚就非法同居了,说到“非法同居”时,几千观众就一下子哄堂大笑起来。把明明是属于人的属性的词语用到了动物身上,一方面好像降低了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好像抬高了动物的地位,语义的错位构成了诙谐的趣味。一方面是用词不当,一方面又明明是故作傻言,心照不宣的观众与他之间产生了一种沟通。心灵距离一缩短,观众就笑了。

这位讲解员的妙语连珠的确幽默。他说海豚是哺乳动物,一胎只能孕育一个胎儿。这本来是很枯燥的科普知识,而他却说:它不像鱼,一下子能生成千上万的“蛋”;它更像人,尤其像中国人,懂得“只生一个好”的道理。这些按正常逻辑来说,都是用词不当,可是按幽默感的产生来说,却是出奇制胜。

这种幽默语言的特点就是明知在正常情况下是用词不当,可在追求特殊效果时,却利用这种用词不当构成谐趣。作家王朔的语言以幽默著称,他曾经说过:现代京味语言有个特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借用政治术语,用挺严肃的词儿来说自个儿生活中那点挺小挺可笑的事儿。譬如,当我们表达对某件事,哪怕是排队买鸡蛋这样的小事有信心的时候,再也没有用毛主席语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表达更有力的了。当人们都认同“家是幸福的港湾”、“人生的避风港”时,他却说“家就是你大便最舒畅的地方”。诗化比喻和俗化的语言构成不和谐的反差,幽默感油然而生。

其实,这种幽默不是王朔所专用,就连******也不时运用一下。解放战争期间胡宗南的先头部队打进了延安城,已经听到枪声了,可******还是不着急撤离延安。当周围工作人员劝他及早撤离时,他却说:“别忙走,看看他们是个什么鬼样子。”口语中的轻松成分与当时的严峻形势是那样不相称,一下子气氛缓和了,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在该用庄重文雅的语言时用了轻松的口语,该用口语时却用了庄重的古语,这是构成幽默奇趣的常用手法。在《镜花缘》中,一个酒保招呼顾客说:“要酒一壶乎,要酒两壶乎?”其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他的文言词语让读者对日常的口语词汇的期待落了空。台湾作家余光中先生在《牛蛙记》中写牛蛙难听的叫声,起初用颇为典雅的比喻——像两头牛“对吟”;继之用很俗的口语“牛魔王”、“鬼推磨”;后来,又用音乐术语,说它像“鲁钝的男低音”;接着又用军事术语“阴沟里的地雷”、“地下游击队”。最奇妙的是,当他开始对牛蛙的叫声已无可奈何时,他说他和妻子“相对苦笑”,两个互慰了一阵,准备“用民主元首容忍言论自由的胸襟,来接受这逆耳之声”,这个暗喻又把政治术语用到蠢笨的牛蛙身上去。由于这么多的语义错位既有庄词俗用,又有俗词雅用,就构成了极其丰富的幽默意趣。而香港作家梁锡华在《花街柳巷漫徜徉》中居然把妓女和他自己的姑姑、嫂嫂强相比附,这种比附因不伦不类而富有温厚的幽默之趣。鲁迅也曾写过一首打油新诗——《我的失恋》,所用的办法也是不伦不类,在该用庄重的词语的文体中突然插入了不伦不类的口语,在抒情的古典诗境中杂人煞风景的日常俚俗之语: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作此诗的目的是“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鲁迅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谈到本篇时说:“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作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鲁迅自称这是“拟占的新打油诗。”拟古,这里是模拟东汉文学家、天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的格式。《四愁诗》共四首,每首都以“我所思兮在××”开始,而以“何为怀忧心××”作结,故称“四愁”。

原文如下: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琴琅矸,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快。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榆,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雾雾。侧身北望涕沾巾。

关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这组诗,为张衡做河间王相的时候所作,表面上是爱情诗,但实质上别有寄托:因郁郁不得志,所以“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不管是爱情还是向君王献忠心,文风都是非常典雅华美的,感情是非常执著的。而《我的失恋》却在多方面与之反衬。一是,情感的游戏性,庄重的古典抒情与现代的爱情至上之间的反衬;二是,华美的经典意象和油滑的现代口语的反衬(使我胡涂,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三是,意象的戏谑性,古典雅言(泪沾袍、泪沾襟、泪沾耳、双燕图)和现代日常用语(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神经衰弱、赤练蛇)之间的不伦不类的反衬;四是,反复重现的句尾的感叹词“兮”,具有明显的古语色彩,却又反复用之于充满现代生活细节的句式(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多层次的不伦不类,就构成了多层次的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