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脑壳在新化农村是骂人蠢的意思，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农村物质条件还很缺乏的时期，猪脑壳却是极品美味，人人盼望能够吃顿猪头肉打牙祭。
我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最后一两个月，直到一九八七年才进入托山学校读书。在上学前这七年多的时间里，我曾是父母的跟屁虫和小帮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化农村的经济开始复苏，我们托山村除了有供销社之外，还出现了代销店、经销店，大部分商品不要票证就可以购买。加上背溪的茅山公路修通之后，河南人在我们老家拖板车的时代逐渐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大卡车到我们的山沟里来拉杉树、松树、竹子等林木，也把我们当地产的花生、红薯、黄豆等特产运出山沟，送到外面的世界去。农村有自留山的农户，他们开始想方设法来砍伐树木增加家庭的经济收益，用于改善家庭生活。我父母等人，他们头脑灵活又勤奋，逐渐参与到木材的砍伐中来，或者代为他人进山砍伐木材，或者以低价买下他人自留山的树木，自己去砍伐，挣点苦力钱。父亲靠出卖自己的苦力，在那几年赚了点小钱，为母亲买了一台缝纫机，成为亲戚们羡慕的主。
在父亲的眼里，孩子和家人是他的全部。父亲每当赚了一点钱，就要拿回家，还不忘给我们姊妹四个买点吃的东西。那时，父亲除了砍伐树木，还有一个光鲜的身份——弹匠。父亲给人家弹棉被，在方圆几十里都闻名。他是坐式弹法，做的棉被结实、柔软、暖和，很受当地老百姓的喜欢。
农民要做棉被的，分三类：一是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需要改善睡具，做一床或几床棉被改善一家人度过寒冷的冬天的条件；二是家境贫寒，大山里的冬天寒冷无比，他们一家人省吃俭用置办一两床棉被来度过寒冬；三是家有闺女要出嫁，要置办四至六床被子，叫弹结婚被。父亲弹一床棉被需要两天时间，他早去晚归，从不在他人家借宿。偶尔，父亲在做事的村里遇上杀猪的，屠夫们担着猪肉在村里转悠，有认识父亲的屠夫就会跟父亲开玩笑：弹匠师傅，买点肉呷。父亲说：老板餐餐搞了肉，只能吃那么多的嘛。屠夫说：买点吗？赚那么多钱干嘛，买点回去给小孩、老婆吃嘛。父亲说：我没钱，赊账可以吗？屠夫说：你弹匠师傅天天赚钱，我还怕你不给钱。父亲说：判点脚崽（猪脚）脑壳（猪脑壳）给我，带回去给小孩吃。屠夫们卖不完的就是猪脚、猪脑壳之类带骨头的东西，见父亲要这些东西，求之不得，也就三四块钱把猪脑壳卖给他，六七块钱把猪脚、猪脑壳一起卖给父亲。父亲看着这么多的东西，脸上都笑开了花，真的赊账买了。
天黑下来之后，父亲捡起工具收工，吃过晚饭，就背起猪脑壳等东西回家。回到家里，父亲把猪脑壳放在厨房里，母亲就会找出烙铁来烧在灶坑里，再在小灶上烧一锅热水，等着烙猪毛。
这些年，我住在城里，偶尔买个整猪头自己卤着吃，有的猪头屠夫根本就没有经开水烫过，猪毛拔都拔不动。我劳累一个下午，都无法搞干净猪毛，只好用火烧，即使表面搞干净了，煮熟之后，猪头肉的毛又“长”出来了，就像一个刷子吃起来硌到嘴唇上，甚是烦躁，以后就干脆不买了。
农村的屠夫，他们杀猪，猪头是用开水烫过的，刮毛的时候，他们也刮过一遍，只是没有细心扯干净或者没有过烙铁，像猪眼睛缝里、猪鼻子上的沟壑里、猪耳朵里还有些毛没有搞干净，买回来之后，只要针对这些地方重点搞搞就行。
母亲烙猪脑壳，对猪脑壳上的沟沟壑壑都要仔细地烙一遍，有的时候还要烙两遍、烙三遍，这样，才能把猪脑壳上的毛烙干净，母亲才放心。烙完猪毛，母亲搬来一个大洗碗盆，把猪头放在洗碗盆里，舀来开水，淋在猪脑壳上，等水稍微凉点，就用抹布搽洗猪脑壳的表面，把烙焦的猪皮表面的油垢清洗干净，再用菜刀在猪脑壳上刨，把猪皮表面刨干净，弄得洁洁白白，再用温开水淋洗一次就行。
这些烦琐的工作，在我进入小学之后，就可以代替母亲去完成了。母亲也乐意把这个工作交给我，她在边上看着我做，有时偶尔指点一二。
母亲炆猪脑壳，她喜欢用生铁锅，把锅清洗干净，架在小灶上，添半锅清水，把猪脑壳放进去，盖上锅盖。生起大火，烧到水开一阵之后，把大火改为小火或者中火，用烧野柴的火星的火力炆着猪脑壳，大概半个小时之后，猪脑壳就炆熟了，可以去剔骨头。
猪脑壳剔骨头，其实就是把猪头肉剔下来，只煮带肉的骨头。剔猪脑壳首先是把猪脑壳骨头外的猪头肉连同猪耳朵一起用刀割下来，因为差不多已经炆熟，刀割起来很容易。剔掉猪头肉，剩下骨头和骨头缝里的肉，才是真正的猪脑壳。要想把骨头拆开，取出肉，还需要继续炆一段时间。
在长沙的菜市场，偶尔可以看到卖拆骨肉的，其实就是猪脑壳上的骨头肉。他们的拆法与新化农村的拆法有些不同，长沙人把猪脑壳清洗干净之后，就直接用菜刀或者杀猪刀把猪耳朵割下，把猪脸、猪头皮剔下，剩个光秃秃的骨头脑壳。光骨头脑壳在清水里煮开，就捞出来，煮的目的是让肉脱离骨头，拆起来不会血不拉几的。他们拆骨头的办法，是强拆，用刀或者斧头把骨头强行拆开，拆不开的话就劈，劈不开就砸，所以拆骨肉里偶尔吃出骨头渣子来就不奇怪了。
母亲拆猪脑壳是在猪脑壳完全炆烂之后才开始的。一般情况下，她不要敲碎猪脑壳的任何一块骨头，她拆得有条不紊。母亲先拆骨头表面的肉，再把猪嘴巴扳开，撕成两块，抠出鼻骨，沿着鼻骨中间，用刀轻轻撇一下，头盖骨就打开，抠出猪脑，再抠出两个猪眼睛，把一些零星的碎肉抠下来就行。
小时候，我很馋。母亲炆猪脑壳，要炆到深夜才能炆烂，姊妹们已经熬不住瞌睡的侵扰，早早上床睡觉去了。父亲坐在长板凳上打瞌睡，母亲坐在那里昏昏欲睡，只有我精神十足。母亲看到我眼睛盯着锅子，就要我去橱柜里拿一只饭碗和一双筷子来。母亲用筷子在猪脑壳上挖一坨肉，大概小半碗，递给我，要我赶快吃了去睡觉。我吃着炆熟的新鲜猪脑壳肉，美滋滋地品味着它的味道，那鲜美、油糯、滑爽，在舌尖缠绕。我吃完，嘴上还残留一些粘嘴的糯液，我先用舌头舔干净，再洗把脸，才满意地上床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们边煮早饭，边把炆猪脑壳的锅子放在小灶的烟囱上熄着。饭快熟了，锅里的汤也煮开了，母亲就要我去剔骨头。
我习惯把猪脑壳用两只筷子左右插着搬到砧板上，猪脑壳有点烫，无法直接用手和刀去切去剥。我就用筷子剔骨头表面留下的肉，因为母亲在剔猪头肉时，炆得还不是很烂，她多用刀去割猪脸、猪头盖骨等处，不能直接割得很干净，还保留了一些在骨头表面，多为精肉和筋络。用筷子挑的时候，筷子挨着骨头犁过去，肉就翘起来了。我喜欢先挑头盖骨上的肉，再挑两边的猪脸肉，把表面的肉挑完，就是惨白惨白的骨头了。接着，我挑猪眼睛。
猪眼睛萎缩在骨头框子里，我用筷子往里顶，稍微加点技巧，这坨眼珠子肉就会从口腔里滑出来。等头盖骨上的肉剔得差不多，就把头骨翻过来，剥掉上颚的软组织，再拆开鼻梁骨，把里面的鼻梁等取出，撕掉表面的黑膜。再拆猪的头盖骨，把脑髓取出。猪脑髓早已萎缩成鸡蛋大小的一坨，用手指抠，后面带着一根筋。猪脑壳拆完，把猪头肉都集中起来，大坨的、链接在一起的，就把它们切断或者切碎。母亲不喜欢把猪脑壳碎肉切成薄片，喜欢大坨大坨地炒着吃。
母亲把菜锅子清洗干净，架在小灶上，我烧火烘干锅里的水分，加猪油热至七成，倒入拆下来的猪脑壳的碎肉，炒几滚之后，碎肉炒得叽叽喳喳叫，母亲放点盐，稍微加点粗辣椒粉，把煮猪脑壳的原汤舀一碗倒入，煮开即可用盆子装了上桌。
我们姊妹四个吃着猪脑壳碎肉下早饭，这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候。我们装一多半碗米饭，可以夹几坨猪脑壳肉放在自己的饭碗里，在饭碗里垒起老高。我们往往是扒两口饭，就吃一大坨碎肉，肉塞在嘴里，两边腮帮撑得鼓鼓的，咬都不好咬。碎肉有大有小，小的如片，大的如鸡蛋。头盖骨表面的碎肉，就是一片片的精肉，已经酥烂无比，肉酥汤软，咬去成一线一线的精肉丝，既有猪肉的清香，又不油腻，吃起来爽口得很。
我喜欢吃猪眼睛，母亲往往会跟我们姊妹说，吃了眼珠子对眼睛好。两个姐姐不愿意吃，她们喜欢吃一片片的精肉。猪眼睛很大一坨，咬下去里面有一团眼球已经煮成了水，咬破就会喷射出来；煮了多次之后，眼球煮成糊糊，有点如稀泥。我特别喜欢咬眼珠子后面的一根筋，很有韧性，很难咬烂，就是这点韧劲，我越嚼越有味，经过一番撕咬之后，无法咬碎，不得不囫囵吞下。我还喜欢吃猪口腔上颚的那层带凹凸纹路的软组织，稍脆、有劲道，爽口。我还喜欢吃鼻梁里的鼻梁骨，是块脆骨，寸把宽，五六寸长，虽不入盐，咬起来差更差更地响，我很习惯那种嚼的感觉。其他的死精肉，我倒不喜欢吃。
剥下来的猪脸肉和猪耳朵，母亲喜欢把它们分开做着吃。猪头肉包括猪鼻子、猪脸，猪耳朵包括耳朵及根部。有的时候，母亲用青辣椒炒猪头肉吃，把它们切成薄片，炒出一些油之后，再炒辣椒，辣椒吸收猪头肉的油脂，稍微带点辣味，青辣椒却不辣，充满油脂。有的时候，母亲把猪头肉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大块，用来回锅吃：加油热至八成熟，倒入猪头肉，炒几滚之后，加点辣椒粉和煮猪脑壳的原汤，煮开即可吃，酥烂可口，清香袭鼻。猪耳朵一般切成薄片，加盐、辣椒粉，做下酒菜。姐姐们喜欢吃耳尖，不愿意吃油腻的耳朵根部；我喜欢吃猪耳朵的根部，那里肉质肥厚，口感敦实，偶尔咬到脆骨，有脆响和弹牙的感觉，像得到意外的东西，容易引起兴奋。父母喝碗新化水酒，缓解多日的劳累。
父亲买一个猪脑壳，我们姊妹几个要吃三四天才能吃完。这几天，我们过着油腻的日子；之后，我们又要过一段清淡的时光，才能吃得上一次。我们吃了几天猪脑壳肉，往往想以后不要再买猪脑壳吃了，能不能来点精肉。等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又极其怀念那猪脑壳肉的味道，心想就让我吃一块也舒服，就盼望父亲从哪里又带一个猪脑壳回来，让我们吃顿过瘾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