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是一种预测力，它是指人们对人对事存在合理的质疑，时时考虑到危机存在的可能。居安思危可以有效的规避风险，并可以将风险带来的压力在事前就予以解决。居安思危靠的是一种逻辑推理的分析习惯。对凡事抱有警觉的态度，事先预测到风险存在于哪些地方，并想好对策。这样无论遇到什么风险，都有可攻可守可进可退的两全之计。要培养居安思危的能力，就要试着从事情的正反两方面考虑问题，并尽量的考虑全面。透过优厚的条件要看到事情潜藏的危机和问题，对事情要有敏锐的反应能力，并能对任何一种突发状况都保持泰然自若的心态。
曾任美国通用公司总经理的查理·威尔逊，以考虑事情全面周到而著名。有一次，当他的儿子决定对一家公司进行投资时，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的儿子认为，对方开出了极好的条件，对于投资方来说，绝对是稳赚不赔的。无论从公司的营业、运转、资金，各方面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简直就是一个投资的绝好机会。威尔逊于是说：“问题就是出在他们给的条件太好了！你想想看，在对方如此优厚的条件之下，这家公司必须非常努力才能达到收支平衡，所以失败的几率很大。即使他们真的成功了，也会为了达到收支的平衡甚至赚钱，而承担过大的压力。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怪你逼他们逼得太紧，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就要被破坏，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值得长期合作的好伙伴，那么就应该让他们的努力所得要大过于你，双方将来才不容易有危机出现。”
中国人早就意识到，处在安全的环境里，危险和困难随时都会出现。《周易·系辞》里就说过：“是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左传·襄公十一年》里，也有一段话：“《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在太平或平安的时候，不要忘记灾难和危险有到来的可能性。总想着有危险，才会有准备；事先有准备，就可以避免祸患。
居安思危，意味着衰败的过程或许在兴盛和圆满的时候就开始了。唐玄宗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他统治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给当时的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唐玄宗通过宫廷政变夺得皇位后，开始还是有一番作为的。他统治的前期，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国势昌盛，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很活跃。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先进的文明国家，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唐玄宗的年号叫“开元”，历史上称之为“开元盛世”。杜甫回忆那时的繁荣景象，在诗歌《忆昔》中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但是，唐玄宗晚年荒于声色，宠爱杨贵妃，整日在宫中饮酒作乐，不理政事。白居易后来在《长恨歌》里写道：“……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里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唐玄宗重用奸诈的李林甫、杨国忠，政治黑暗腐败，人民的不满情绪滋长，给有野心的军阀以可乘之机，终于在天宝末年爆发了守握重兵的边将安禄山、史思明的大叛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正是唐玄宗贪图安逸没有危机感所造成的恶果。他宠爱的杨贵妃落得了“婉转峨嵋马前死”的下场。而他也落得“昏君”的千古罪名。“安史之乱”历时8年，使黄河流域的繁荣经济遭到了灾难性的大破坏，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中唐到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官僚间朋党相争，愈演愈烈；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唐王朝终于在公元907年灭亡。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就像西方的悲剧色彩一样，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许多中国的古语都说明了居安思危是一个人成长中必不可少的心理准备。它不仅需要在闲情逸致中寻找平和安定，而且在现实的苦难和邪恶面前，也要勇敢的接受并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