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
房玄龄（579年～648年），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唐初名相。李渊起兵反隋后，他投奔并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参与策划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令，总领百司，掌管政务达20年。他恪守职责，不以功居，主持制定了唐初的律令。
追谒李世民
房玄龄的曾祖和祖父曾历任北魏、北齐官职，父亲房彦谦，是魏、齐间的山东著名学者，所交往的知交王邵、李纲、柳或等，“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也十分敬重房彦谦的为人，经常与他“辞翰往来”，每当薛出差外地，都要途经彦谦处“留连数日，屑泪而别”。房彦谦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虽曾连任北齐和隋朝的中级地方官吏，但对魏、齐、周、隋之间的长期政治动乱，十分厌倦，所以在隋文帝代周以后，曾想“优游乡曲”，再也不出仕做官。被迫接受隋王朝的任命后，也决不阿谀权贵，对看不顺眼的事大胆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曾经尖锐地向当时权重一时的宰相高颖和负责宫廷建筑的张衡提出：对吏治要严于管理，对“穷极侈丽”的建筑，要立刻停止，间接地也对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浪费民力提出谏劝。房玄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一位著名宰相。古人素有“房谋杜断”之称，房谋，是说房玄龄善于谋画、杜断，是说杜如晦决于判断。他们二人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在他出仕几任地方官时，对老百姓厚加慰抚，施行善政，以致被当地人民“号为慈父”。房彦谦对隋炀帝的必将覆亡，早有预感，曾对他的朋友说：“主上（指炀帝）性多忌刻，不听意见，唯行苛酷之政。别看现在天下尚安，必有危乱。”
房玄龄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耳濡目染，颇传其父遗风。他自小爱好文学，广闻博览，又向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善诗能文，精通儒家经书，可以称得上当时的一位全才。房玄龄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和道德品质方面，都是封建时代的楷模。他政治上酷肖其父，也十分敏感。隋炀帝大业年间，隋王朝还正在兴旺时期，表面上“天下宁晏”，大家都以为“国祚方永”（国运长久），而青年的房玄龄却早看出不可克服的弊端和国家覆亡的征兆。一天，他对父亲说：隋朝本无功德，只不过欺骗百姓，现在又在皇位方面互相倾夺（指隋炀帝与其兄杨勇、弟杨谅之间争夺皇位之争），贵族们“竞相淫侈”。这样的王朝终归要矛盾百出，“内相诛夷”，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房彦谦见小小年纪的儿子竟然有这样一番超人的见识，不禁大为惊奇。房玄龄对于长辈恪守孝道，他的父亲长期卧病不起，他“绵历十旬”（绵延一百天），尽心服侍药膳，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他对继母也颇能尽孝，史称对继母“恭谨过人”，继母病了，请医生过门，“必迎拜垂泣”。继母病死，伤心到不思饮食、骨瘦如柴的程度。房玄龄的品德和文才受到了当时人的十分赞赏，主管人事的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人评价他说：“我看人多了，从来未见到这样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为隋隰城（今山西汾阳）尉的房玄龄，终于看准了时机，毅然脱离了隋王朝，“杖策谒于军门”。当时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泾阳（今陕西泾阳）、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一带，这一地区离隰城距离约有七、八百里之遥，房玄龄徒步，也是相当辛苦的。这当然也由于唐军大得民心的缘故。《旧唐书·太宗纪》称，李世民到渭，北的沿途，“三辅（指长安附近）吏民及诸豪猾诣（到）军门自效者，日以数千，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房玄龄正是在这样形势下投奔李世民的。正好此时，著名文学家温彦博亦在李世民部下，他早闻房玄龄才名，便把他大力推荐给李世民。
李世民对房玄龄一见如故，立刻予以重用，委任他为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主管军事机要文书的起草和参谋），引为谋主。从此，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左右手，跟随三十多年，李世民即皇帝位后，终成为唐太宗贞观一朝的贤相，闻名于后世。
辅佐太宗
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参谋后，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他比别的文臣武将更有政治眼光，看得远，想得全面。比如，李世民在扫平诸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每打胜一处，众人都争着抢掠府库里的珍珠宝玩，而房玄龄唯独考虑怎样收揽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股肱之臣的。《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英俊被调出的越来越多，别人都不可惜。只有杜如晦聪明识大体，是个安天下的大人才。主人若还想着经营四方，取得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感激地对房玄龄说：“你不说，我几乎失去了这个人才”，立即把杜如晦引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材，结成了一派很大的势力。
在跟随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战争中，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亡隋的图籍文书，《旧唐书·太宗纪》曰：李世民攻下王世充段达等盘踞的洛阳，房玄龄当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图籍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治国之用。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代隋称帝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房玄龄升任为秦王府记室，被封为临淄侯。他的工作更忙了，秦王府的事无巨细，他都要管，尤其是军事和政治文书，最后都要他圈定，不少文书要他亲自起草。他井井有条，才气横溢，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就是说，有不少军事文书和上奏给唐高祖李渊的表章，是在马上即兴完成的，不用草稿而文采优美，且顺理成章。他如此才思敏捷，是十几年的戎马生涯练就的。
唐王朝建立以后，最高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起来，主要表现为皇位之争。唐高祖的大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因为战功显赫，也给予特殊礼遇，加号“天策上将”，位在一切王公之上。李世民的“天策府”可以自署官吏，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独立王国。双方势力的同时增大，必然会由此引起政治上的斗争。李建成对李世民的“勋德尤盛”，产生了极大疑虑；而李世民不断树立私党，也加速了这种斗争的激化。事情终于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有一天，李世民从太子建成处宴饮而归，发现食物中毒，“心中暴痛，吐血数升”。这引起了秦王府的极大惊慌，大家感到直接冲突是不可避免了，李世民积极召集谋士们准备对策。
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主要谋士的角色。他早就胸有成竹，在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平定王世充时，曾和李世民一起，“微服”拜访过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王道士告诉李世民：“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至少从此时起，房玄龄就已萌发了辅佐李世民做天下主的想法。当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立刻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说：“现在嫌隙已成，危机即发，大乱一起，必将危及整个国家的统治。”他建议“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亲社”，意即效法周公锄掉管、蔡那样，除掉李建成和他的同党李元吉（李渊四子）的势力，这样才可以外安华夏，内保唐王室的统治。长孙无忌把这个意见转告给李世民，李世民召见了房玄龄，和他进一步谋划进行宫廷政变的事宜。后来，杜如晦、高士廉，以及大将侯君集、尉迟敬德也都参加了密谋，形成为秦王府策划政变的核心。太子李建成知道了秦王府的密谋，对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特别忌恨，于是在唐高祖面前说了房、杜二人许多坏话，唐高祖偏听偏信，把房玄龄和杜如晦驱斥出秦王府。形势越来越紧张，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日夜劝说李世民先行下手，他们对李世民说：“事情已经十分紧迫了。为了保住江山，应决心大义灭亲。如果再当机不断，便会坐受屠戮。”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在政变前夕，命令尉迟敬德将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土秘密召回秦王府，经过细致谋划，定在公元626年的6月4日起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武装政变中，李建成、李元吉同时被杀。不久，唐高祖李渊自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改元贞观。这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后，召集诸大臣评功行赏，太宗认为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侯君集应当论功第一，房玄龄进爵为邢国公。这一封赏遭到了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的反对，他对太宗说：“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而今房玄龄和杜如晦，不过是刀笔之吏，竟然评功第一，臣窃不服。”太宗反驳说，房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比得上汉朝的萧何，理当评为首功，他列举了许多事实，使李神通无话可说。公元630-年，即唐太宗登基的第四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此后将近二十年，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至公元648年病故。
总领百司
房玄龄长期连任相职，一直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懈怠。他办事认真，虽一物一事也不疏忽。史书上称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各个部门），虔（诚）恭（谨）夙夜（日日夜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信任，把用人大权完全交付给他。房玄龄根据唐太宗“量才授职”、“任官惟贤”、“务省官员”的原则，对所有中央官员重新进行了审核优选，最后只留下精干人员共六百四十员；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杜如晦的长处是善于判断，史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判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杜如晦来到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默契。所以史家称说：“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荐新发现的人才，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太子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宫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卫率（负责太子宫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为人耿直，受到房玄龄的器重，他向唐太宗推荐说，李大亮有汉朝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当大位。后来李大亮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和房玄龄共职相府。房玄龄用人不拘一格，从来对人不求全责备，也从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是随其才能量人录用，不以出身贵贱为限。这一用人政策在当时是比较可取的。
房玄龄任相期间，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事无巨细，想得周到慎密。古人说他在相位时，“贞观之盛，群材蚁附”，这自然与他任人唯贤有关。但当重要部门，一时英才难选时，他又宁缺毋滥，自己先承担起来。史称，有一个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这是“关天下利害”，“民力所系”的要害部门，是决不可交付给“聚敛之臣”的。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也正由于此，房玄龄堪称为贞观之治时期的良相。房玄龄忠心辅佐唐太宗，需要他过问的事情很多，从《贞观政要》的若干条记载看，他不仅要过问吏治，经常审查司法的得失，还要知悉武库甲仗的多少，以及宫室营造等细务。其所谓“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对这一切，房玄龄都很认真，虽略小有不察，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
房玄龄在唐太宗左右，虽不像魏征那样成为刚直不阿的诤臣，但觉得有不当处，也经常向唐太宗当面提出意见。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问周围的大臣：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在一旁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的缘故。以此来警戒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自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到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这一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负担，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连唐太宗自己也深为后悔，曾说过假如魏征还活着，一定不让进行这次战争。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顾重病，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动，叹息道：“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难得。”
正由于房玄龄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当时君臣上下对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什么大事或难以解决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将任命一名关内道的黜陟使（代表中央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官吏），就亲自向房玄龄请教。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也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肯定意见，“但云李纬好髭须”，唐太宗便因此作罢。可见房玄龄在贞观一朝所受尊敬的程度。群臣对房玄龄评价亦很高，贞观时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圭，曾对唐太宗评价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
房玄龄对“贞观之治”还有一项较大贡献为：主持了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主持了《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还主持了唐朝国史的编纂。早在李世民身为秦王之时，在他周围就聚集了许多著名文士，号曰“秦府十八学士”，而房玄龄为十八学士之首。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决定组织人力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最后由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最后统一颁定。唐太宗十分重视历史经验，从贞观三年（629年）便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是《晋书》的监修。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从贞观三年（629年）起，房玄龄还担任了唐国史和实录的主编和监修。在修本朝史时，房玄龄主张秉公直书，不得曲阿。《贞观政要》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国史，对房玄龄说：“为什么自古来当代国史，皆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可能书写到人主的非法之处，理当不让皇帝亲见。”唐太宗解释说：他想看国史别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和魏征才同意他看了。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终于一病不起。病势沉重时，唐太宗和他见了一面，“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足见君臣二人感情之深厚。卧床期间，唐太宗不断派人探望，临死前，太宗又亲临与之握手叙别。死时，房玄龄年七十整。
魏征
魏征（580年～643年），唐初重臣。字玄成。钜鹿（今属河北）人。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太宗即位，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事，劝戒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年）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
年少有志
隋朝末年，在隋炀帝的暴政统治下，反隋的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当李密领导的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夺取了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威震中原的时候，隋武阳郡（在今河北大名县东）郡丞元宝藏也起兵反隋。为了统一反隋的步伐，无宝藏主动写信与李密联系。李密是隋上柱国李宽的儿子，出身大贵族，自幼熟读《汉书》，很有才华，因不满隋的统治而参加了反隋斗争。元宝藏给他的信件，他看了觉得写得很好，写信者绝不是等闲之辈。他派人打听这些信是谁起草的，有人告诉他是魏征，他就立即将魏征请去，让他主管军中的文书。这时魏征已经38岁。
他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魏长贤博学多才，作过隋的地方官，但在魏征年幼时就去世了。由于父亲早逝，魏征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但他勤奋学习，酷爱读书，希望以后能作一番事业。当隋末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的时候，他拿不定主意，不知该采取什么行动，就出家当了道士。元宝藏和他是朋友，元宝藏起义后就把他请出来，动员他参加了起义军，负责掌管军中的文书。元宝藏给李密的信件，都是魏征起草的，因此他得到了李密的赏识，成了李密的部下。这时他向李密提过十条建议，但因瓦岗军这时在李密的领导下，正势如破竹地向前发展，李密很骄傲自信，并没有被李密采纳。
瓦岗军在李密的领导下，夺取了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开仓济贫，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已经将洛阳城包围起来。困守洛阳的隋军，到处调兵遣将，与瓦岗军在洛阳周围反复进行了决战，双方损失都很大。这时控制了洛阳大权的隋朝大将王世充，想乘李密兵力疲惫之机，进攻瓦岗军。在王世充发动攻势之前，李密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当时魏征的地位低，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认为这次决战很重要，成败关系着瓦岗军的前途，就主动找李密的长史（类似秘书长的官）郑颓说：“李密虽然在前几次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将士伤亡很多，钱财现在也很紧张，对有功的将士不能论功行赏。从这两点看，不可以与王世充打硬仗。最好的办法是，挖沟筑垒，打防御战。双方对峙久了，敌人粮尽，就会不打他而撤兵。这时再乘机追击，必然会取得胜利。”郑颈原来是隋朝的监察御史，投降李密后很受重用。他根本不把魏征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就讥笑他说：“你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意见！”魏征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转身就走了。
类似魏征的建议，李密的一个将领裴仁基在会上也提出了。他主张乘王世充出兵东下，洛阳必然空虚之机，在分兵阻击王世充东进的同时，以骑兵进击洛阳，迫使王世充回救，必然能两获全胜。但是很多李密的部下，轻敌麻痹，要求速战。李密同意了他们的速战要求，自己亲率大军驻扎偃师城北，列营而不设垒，结果在王世充的火攻与奇袭下，全军溃败，闻名天下的瓦岗军从此而消失了。
败归李唐 复入义军
瓦岗军失败后，李密率余部去长安投降了李渊，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了长安。李渊是隋朝的太原留守，他乘隋末战乱之机，起兵太原，不久就占领了长安，建立了唐朝。
李密投降李渊的时候，还有两万多人的余众。他到了长安，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封他为邢国公。但好景不长，不久他就被冷落，不再受到重视。后来他借李渊让他去洛阳一带招抚自己过去的部众之机，又打出了反对李渊的旗号，结果兵败被杀。魏征随李密到了长安后，因为是李密的部下，当然也不会受到李渊的重用。李密死后，他的一些旧部仍然活动在太行山以东的地区，特别是驻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的徐世勋，有比较大的实力。魏征为了取得李渊的信任，就自报奋勇，愿以自己的老关系，去到太行山以东地区说服李密的部下，要他们降附李渊。他的建议被李渊接受了，就任命他为秘书丞（管理国家档案图书的官），去执行这个任务。
他首先到了黎阳，给徐世勋写了一封信说：“当初李密率瓦岗军起兵反对隋朝的时候，振臂一呼，四方一下子就有几十万人响应，隋朝的半个天下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后来被王世充战败，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因而投归了李渊。现在经过群雄的纷争，李渊得天下已成定局。你现在占据的黎阳，是取天下者必争之地，如果不早认清形势，作出打算，就错过机会了。”徐世勐看了魏征的信，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又听说李密已经被杀，就决定投降李渊，但为了表示对李密的忠诚，请求收葬李密的尸体。他的要求李渊答应了。
徐世勋将李密以国君之礼，葬在黎阳山西南五里的地方。魏征也不避李密叛李渊自己受到牵连的嫌疑，出于歌颂瓦岗军的心愿，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他在墓志铭里，对李密这位农民起义军的将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李密的死，将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表示了惋惜和同情。他的很多正确意见，虽然不被李密所接受，导致了以后的失败，但他对这位战友毫无怨恨之言，而表现出无限的赤诚之心。
魏征劝说徐世勋降唐后，徐世勋就从经济上支持了被窦建德打败的唐将李神通，使他自相州（今河南安阳）能撤退到黎阳，从而保存了实力。后来，魏征又去魏州劝说自己的老朋友元宝藏也归降了李渊。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窦建德领兵南下，攻占了黎阳，这时魏征正在黎阳，成了窦建德的俘虏。窦建德是农民出身的一个起义领袖，他起义后能与士兵共甘苦，所以得到了起义群众的拥护，成为占据河北一带的一支主要的反隋起义军。这时窦建德已在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长乐王，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魏征被俘后，他早已听说魏征的名气，就任命他为起居舍人（记录皇帝言行的官）。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渊命李世民率大军东征洛阳，进攻隋的残余势力王世充。王世充屡战皆败，洛阳形势十分危急。王世充为了摆脱困境，多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起初未加理睬。当王世充眼看就要被李世民所消灭，窦建德认为如果王世充被李世民消灭，对自己的处境不利，因而决定率军南下救洛阳。窦建德率十余万大军，很快就到达成皋（今河南汜水县西北）的东原，他致书李世民，要他退军潼关。
李世民围攻洛阳马上就可功到垂成，他当然不会因为窦建德的威胁，就前功尽弃。他留一部分人继续围攻洛阳，自己率精兵急奔虎牢关，阻击窦建德。由于窦建德刚愎自用，不听取部下正确的意见，与李世民军队在虎牢关采取正面决战的行动，被李世民用骑兵击溃，窦建德本人也被俘获。魏征看来当时也在窦建德的军中，但没有起什么作用。窦建德兵败后，他与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和裴矩等人，逃到沈州（今河北永平），在窦建德的部下齐善行的建议下，以余众投降了唐朝。魏征和裴矩一起，又到了长安。魏征在李密的瓦岗军中有一年的时间，这次又在窦建德的河北起义军中一年半，前后共在农民起义军中活动了两年多的工夫，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以后一生的政治活动，起了重要的影响。
小试身手
魏征到了长安后，因为又当了一段窦建德的部下，当然更不会被重视了。李渊的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就招为洗马，这是太子东宫主管经籍图书的一个小官。
这时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皇位的继承权，斗争已经开始尖锐化。李建成作为李渊的长子，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地位并不稳。因为他的弟弟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后，就率军东征西讨，屡建功勋，很有势力，在大臣和将士中的威望都很高。这对李建成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魏征既然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为李建成招为洗马，就觉得李建成很看重自己，所以他也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担忧。这时正好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又在河北一带收复了窦建德的旧地反唐，魏征认为这是李建成立功提高自己威望的好机会。他向李建成建议说：“李世民功劳大，威望高。你长年在首都协助李渊处理政事，没有李世民那样显赫的战功。现在刘黑闼纠集了窦建德的一些散兵败将，人数不到一万，也缺乏粮草，他虽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不堪一击。这是一次很好的取得战功，结纳山东豪杰，以壮大自己势力，提高威望的好机会。你应该争取自己率兵去打这一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得到李渊的同意后，就亲自率军去攻打刘黑闼。在与刘黑闼作战过程中，魏征给他出谋献策，用瓦解对方军心的办法，宣布除刘黑闼外，其他人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加追究。这样很快就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李建成同时也在河北一带安插了亲信，收买了豪强，使之成为自己争权的外援。魏征的建议取得圆满的成果。
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先发制人，杀死了李建成和支持他的弟弟李元吉，李世民取得了太子的地位。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亲信，李世民马上召见他，并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这对魏征来说，是生与死的关头，回答不善，马上就可能被杀头。魏征这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很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李建成早听我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这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曾射中小白（齐桓公）的带钩吗？”李世民见魏征回答的很直爽，又早知道魏征的才华，就谅解了他。不但没有处置魏征，反而任命他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这样，魏征由李建成的亲信，逐步又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就提拔魏征为谏议大夫，这是一个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官。这时，李建成虽然被杀，但他和李元吉在各地的追随者，由于李世民采取了镇压的办法，所以人人自危，都在伺机反叛。魏征向唐太宗建议：“要不计旧仇，对他们处以公心，否则祸根就消除不掉。”唐太宗认为魏征的话有道理，就下令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过去的事。李建成在河北一带的部下，魏征都比较熟悉，唐太宗就派他为特使，去河北一带安抚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
魏征在出发时，唐太宗授命他可以遇问题酌情处理的权利。魏征到了磁州（今河北磁县）遇到了两辆去长安的囚车，车中锁着李建成的护卫将军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他们两人都是在玄武门之变后，从长安逃到了河北，被逮捕送到长安治罪的。魏征看到这种情景，就同他的副使李相客商量说：“我们动身的时候，皇帝已经下了诏令，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了。现在又把李志安和李思行押送长安治罪，其他人谁还再相信皇帝的诏令，而不增加疑虑呢？这样，我们虽然去安抚，人家也一定不会相信我们。现在如果把他们俩放了，不再问罪，那么在朝廷宽大政策的感召之下，其他人也就会归降了。古的时候，大夫出使，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自己做主。我们走的时候，皇帝给了我们便宜行事的权利，皇帝对我们以国士相待，我们也应该以国士的行动报答皇帝。”李相客很同意魏征的意见，就立即下令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唐太宗认为他们做得很对。在唐太宗的支持下，魏征圆满地完成了安抚河北的任务，因而更加得到了唐太宗的器重。
由于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嫉妒，他们在唐太宗面前散布魏征的坏话，说他包庇自己的亲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处此事；温彦博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仍然毫不讲理地向唐太宗报告说：“魏征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检点自己，避讳嫌疑，因而受到了别人的诽谤。他虽然并无私情，但也应受到责备。”唐太宗公然同意了温彦博的这个报告，并派温彦博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对此当然很不满，第二天他就对唐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条心，这叫做一体。只有互相以诚相待，才能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如果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只考虑检点行为，避讳嫌疑，上下都这样，国家的兴衰也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了，觉得自己支持温彦博的意见不当，就自我批评说：“你说得对，我作错了！”魏征乘机继续发表意见说：“我希望你让我作一个良臣，不要让我作忠臣。”唐太宗不解地问道：“良臣和忠臣还有什么区别呢？”魏征回答说：“良臣身享美名，君主得到好的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灭，只是得到了一个空名。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魏征的这番话，从政治上与唐太宗摊了牌，以进一步消除唐太宗对自己的猜疑，表明了自己对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唐太宗被魏征的话打动了，他连连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因此送给他绢五百匹。
刚直不阿
李世民当皇帝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经过隋末大乱之后十分残破的国家。怎么样治理并振兴这个国家，唐太宗心里也无数。他召集大臣们在一起围绕着自古以来政治得失的问题，特别是隋炀帝为什么失国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魏征对大乱之后治理好国家，信心百倍。他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象饿极了的人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唐太宗认为：“善人治理国家也要经过百把年的工夫呢！”魏征不同意，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象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必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成绩都太晚了。”当时的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在吹牛，唱高调，劝唐太宗不要听他的话。封德彝认为，“自古以来，人心一天比一天变得奸诈，秦朝想用严刑峻法，汉朝又用霸道，想把人心教化过来，都没有成功。魏征想用这些书生气十足的话，就把国家治理好，听他的必然败乱国家。”魏征针锋相对地质问封德彝：“如果说自古以来人心一天比一天变得奸诈，那么今天的人都变成鬼了，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魏征认为：“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治理国家，而不是人民能否治理和教化。”
魏征认为，隋朝所以很快灭亡，是因为它扰民太多，唐初虽然不如隋朝富裕，但社会却很安定，就是尽量少扰民的结果。他认为，隋亡的最根本教训是；“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如果百姓想休息而派他去服徭役，百姓生活困难又要他负担很重的赋税，国家的衰亡就是由这里开始的。魏征劝唐太宗要吸取隋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对百姓要尽量使之“静”下来。
怎么样变隋末的“动”为唐初的“静”呢？魏征从以下三个方面帮助唐太宗进行了整顿和治理。
第一，不为了皇帝个人的享受，而滥用人力和财力。隋末在很短的时间内，凿运河，修东都，筑长城，大量征用民力，因而给人民造成莫大的危害。唐太宗为了避免大量动用民力，竭力不动或少动工程。贞观四年（630年），为了减轻物资运往长安的费用；决定在洛阳修建宫室，以便皇帝定期去居住。这时中牟县的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反对修洛阳宫，认为这是劳民的事。李世民看了很不满意，说难道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他才满意吗！魏征赶紧上书为皇甫德参解释说：“他的上书言辞过激了一些，但不激烈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太激烈又近于诽谤。”唐太宗虽然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可对皇甫德参，心里总是愤愤不平。后来陕西、河南一带因为大雨，淹了很多人家，这时唐太宗又要在洛阳修建飞山宫。魏征上书反对说：“隋朝所以败亡，就是因为皇帝为了个人的享乐，役使天下的百姓为其修建宫观台榭，使得大家无法活下去，才都起来反对他。现在有的宫观台榭，已经够居住了！如果想到隋的灭亡，还应当把大的宫殿毁掉，住在小的宫殿里，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舍不得毁掉，就住在现有的宫殿里，不再修建新的宫殿，这是次一等的办法。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满足旧的宫殿，又扩建新的宫殿，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了百姓的劳役负担，这是最下等的办法。”魏征警告唐太宗，如果大修宫殿，役使百姓，就可能造成隋末那样的大乱。唐太宗听了，就停止了洛阳宫的修建，把备用的材料送到遭水灾的地方，帮助农民修了住房。
第二，皇帝不要到处去游幸，给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隋炀帝是一个好到各地去巡游的皇帝，他每去一地，大批的官员和随从，都给沿途的百姓带来灾害。唐太宗当皇帝后，只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活动。有一次在去洛阳途中，住在显仁宫（今河南宜阳县），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很生气。魏征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就劝唐太宗说：“隋炀帝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受，到处让臣民献美食，结果搞得民不聊生。现在因为下面供应得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皇帝，求得皇帝的满意。那样下去，奢侈一万倍，也没有满足的时候。隋末的大乱就又该出现了。”唐太宗听了魏征的意见，比较注意节制奢侈浪费。后来，生产恢复了，经济形势好转，这时有的大臣就认为天下太平，鼓励唐太宗去封告泰山。魏征反对说：“皇帝的功劳虽然很大，但百姓受到的益处还不多；现在天下虽已太平，但财力还不十分充裕。隋末的战乱还只过去十年，国家的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去封禅，说自己的功业成就，还为时太早。这个时候去进行封禅大典，必然耗费很大，赏赐很多，就是免去人民的租税，也减不轻人民的痛苦。去图虚名，而受实害，封禅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觉得有道理，就决定不去封禅了。
第三，慎重处理对外关系，不轻易用兵。隋炀帝三次出兵高丽，动用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也招致了人民的暴动。这个教训对唐太宗和魏征等人，都是非常深刻的。贞观初年，外有强敌，内部又很困难，如果在对外关系上处理不当，就可能使已经十分衰败的经济，遭受更大的破坏。所以贞观初年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魏征等人一直坚持的原则是，务求内部安定，而不去扩展领土，只要中国强大了，与周围的各种势力就能处理好关系。所以对周围各族的求婚，大多满足其要求，提倡互相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处理互相之间的矛盾，不轻易动用武力。当唐太宗派出去西突厥立乙毗沙钵罗为可汗的使者还未还，就又派出了进行马匹交易的使者时，魏征就认为这有点薄义重利，好象唐朝把市马看得比立可汗还重要，即使能得到马，也已经失去了义。他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定要讲德、讲义，不要求利，更不要用武力去压人。唐太宗同意了魏征的意见，马上追回了市马的使者。
魏征强调要“静”而反对“动”，目的是帮助唐太宗巩固已经取得的天下。他认为：“静徭役就少，百姓耕作的时间就多，富裕得就快，富裕了就不会起来造反，君臣就可以长保富贵了。”“动”的统治只看到了眼前的享受，而“静”的统治却想到了长久的统治，可见魏征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的眼光要看得远多了。
魏征称唐太宗是一个“很注意研究古今的历史，从中找出治理天下经验”的皇帝。由于唐太宗是一位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皇帝，所以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魏征也以总结历史教训为目的，特别是总结隋亡的教训为出发点，参加进行了一些史学的编纂工作。
唐朝从李渊开始，就很注意前朝历史的编纂。早在武德四年（621年），当全国的统一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的时候，李渊就接受了令狐德蔡的建议，下诏撰修梁、陈、齐、周、隋、魏六朝的历史，但因当时修史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未能在武德年间完成。唐太宗即位后，贞观三年重新对修史的工作进行了部署，除《魏书》不再复修外，唐太宗命礼部侍郎令狐德菜和秘书郎岑文本修《周书》，中书舍人李百药修《北齐书》，著作郎姚思廉修《梁书》和《陈书》，秘书监魏征修《隋书》。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吏，但因房玄龄是宰相，事情较多，没有工夫过问修史的事，所以唐太宗后来又任命魏征为实际的总监。
魏征在主修《隋书》前，已有王劭写的《隋史》十八卷和王胃的《大业起居注》，但是王劭的书比较散乱，没有一定的体例，而王胃的起居注又在隋末战乱散失很多，不很完整，所以可供魏征参考使用的资料并不多。为了弥补这个不足，魏征就利用当时还有很多隋朝遗老存在的有利条件，亲自去访问和收集。如孙思邈对以往的历史很了解，对很多事记忆得清楚，魏征就几次访问他，得到了不少可贵的材料。他还很重视私人家传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从中也补充了官撰史书的不足。
《隋书》的纪、传都是由当时的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起草的，这两个人都很有学问，对历史也有研究，所以写得都很有水平。再经过魏征的修改审定，力求达到简明和正确。经过这三位高手的撰修审定，《隋书》五十五卷在“二十四史”中是比较好的一部断代史。《隋书》中的序、论，齐、梁、陈书中的总论，都是魏征亲自撰写的。它们都是总结和评论历史得失的短论，集中反映了魏征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进步历史观，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历代王朝特别是隋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论著。
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五部史书同时修成，由房玄龄和魏征共同署名，进呈给唐太宗。唐太宗对他们能在六、七年的时间，完成五个朝代历史的编纂工作，十分满意，并各有嘉奖。魏征以总监之功，赏赐特别丰厚，加封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还赐物二千段，魏征撰修的《隋书》中只有纪和传，而没有志。后来长孙无忌等又奉命补写了十志，共三十卷，收入《隋书》中，补了这一缺陷。
中流砥柱
唐太宗是一个比较能听臣下意见的封建帝王，所以在贞观年问，君臣共商国事，互相能平等地讨论问题，政治比较开明，谏诤的风气盛行。其中敢于据理力谏，直言不留情面的，首推魏征了。
魏征本来并不是唐太宗的亲信，开始时唐太宗对他还存有戒心。但由于魏征有胆有识，敢于直言唐太宗的过错，匡正他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计较个人的安危，所以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他的正直，对唐太宗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威力。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玩，准备工作都作好了，可是迟迟没有动身，这时魏征正扫墓归来，听到这件事，就去问唐太宗为什么又不去了。唐太宗说：“的确有过游南山的打算，因为怕你说不是，所以又决定不去了。”
从贞观初年到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十七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籍可考的共有二百多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各个方面。魏征的谏诤一都能得到了唐太宗的鼓励和支持，所以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唐太宗将魏征的谏诤，比做一面镜子，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魏征前后共提的二百多项建议，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国家着想，是很难做到的。”
谏诤的前提是皇帝能够听得进意见，所以当唐太宗有一次问魏征：“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的时候，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阐述。魏征认为，任何个人的才智都是有局限性的，皇帝也不能例外，因为“皇帝身居深宫，对民间的事不能亲自看到，他必须通过大臣，才能了解到下情”，所以他要经常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不会与外界隔绝。对此，唐太宗也是同意的，他认为当皇帝，“要管的事情很多，如果一人独断，不去听取臣下的意见，是不可能处理好的。”唐太宗并不认为自己当了皇帝，就不会犯错误，他一再向大臣们声明：“皇帝有了过失，大臣们要指出来”，这种看法对一个皇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正是唐初形成谏诤局面的前提。一般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强调君尊臣卑，一切由君主说了算，臣子即使看出了错误，也不能反对。魏征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认为，君臣要同心同德，才能治理好国家。君主再圣明，如果没有大臣的齐心协助，也是难以治理好国家的。唐太宗对此也是赞成的，他一再强调：“我与各位大臣，共同治理百姓。”所以他要求大臣们，“支持皇帝正确的东西，帮助皇帝改正错误的东西，这才是君臣共同治理百姓。”正是在唐太宗的倡导下，魏征才能作到犯颜直谏，也才能出现唐初那种君臣同舟共济，兼听纳谏，广开言路的政治局面。
唐太宗虽然欢迎谏诤，但到具体的事情上，魏征反对他的意见时，并不一定总是愉快地接受的。唐朝规定十八岁的男子开始服兵役，为了多征兵，有一次唐太宗决定十六岁以上的健壮男子也都要征兵入伍。当时皇帝的命令要大臣会签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作法违反了唐朝的制度，几次都拒绝签字。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问魏征为什么不签字，魏征回答说：“竭泽而鱼，并不是得不到鱼，而是明年就扑不到鱼了。焚林猎兽，并不是捉不到兽，而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何必为了充数，而把不够年龄的人也拉来当兵呢？”魏征认为，明明规定18岁服兵役，现在把16岁也征来，这就失信于天下了。唐太宗反问：“我有什么失信于天下的事？”魏征举了一系列例子，说明唐太宗已经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于民的事。唐太宗最后在魏征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不能征不足年龄的兵的情况下，才同意取消了这个命令。他对魏征说：“我原来以为你太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谏诤的结果，有时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有时因为意见提得尖锐激烈，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也可能招致可悲的后果。有一次唐太宗回到宫里，恶恨恨地对长孙皇后说：“迟早我要杀掉这个老家伙！”皇后问要杀谁？唐太宗说：“就是魏征。他总是当众说我的不是，弄得我下不了台，有损皇帝的威信。”皇后听后，马上回去穿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问：“贺什么呢？”皇后说：“君明则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谏，就是由于你的圣明呀！所以我要向你祝贺。”这说明唐初所以能形成谏诤的气氛，并不仅仅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征敢谏诤造成的，而是在唐朝的整个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种谏诤的风气，所以才能使魏征这样的敢于直谏的大臣，不但能发挥谏诤的作用，而且没有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对隋末战乱的影响也渐渐淡薄了，所以他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对大臣们的意见不那么听得进去了。这时魏征连续四次上《论时政疏》，给唐太宗敲警钟，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把贞观初年纳谏如流的风气保存下来。后来，唐太宗更加奢纵，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渐疏》，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唐太宗的变化。魏征认为，贞观初年，唐太宗不追求物质享受，不大兴土木，关心百姓的疾苦，而现在却四处访寻珠宝，放纵嗜欲，追求享乐，还说：“不动用民力，容易养成百姓骄惰，让他们多服些劳役，才容易听使唤”；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够近君子，远小人，渴求人才，现在却只在表面上恭敬君子，对小人却亲热起来，听信小人的话，随便怀疑和斥退君子；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孜孜不倦地与大臣讨论治国之道，虚心纳谏，下情上达，知道百姓的情况，现在却自负功大，骄傲自满，·不愿再听下边的奏事，不再鼓励大臣们谏诤，而热衷于打猎游乐，故意兴师动众，向四夷问罪，夸耀自己的武功。现在各地发生了旱灾，坏人也在蠢蠢欲动，如果不知错而改正，后果不堪设想。魏征对唐太宗的这一警告是既及时而又尖锐的，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他把魏征的奏章抄送史官，以便传给后世，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随时可以看到。但是，这时的唐太宗已经功大而年老，他虽然赞扬和接受了魏征的忠告，但在实际行动上已经远远做不到了。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议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魏征反对，他认为治国不能单靠法，还要用仁义，峻法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魏征反对法家的那种严刑峻法的办法，并不认为可以无法，而主张正确的运用法律。怎么样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呢？他认为是“公之于法”，就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大家要共同遵守，皇帝也不能例外。他曾多次向唐太宗提出，制定了法律，就要依法办事，决不可因为自己是皇帝，就随意改动法律，在法外加“法”，用个人的意愿来代替法律。
唐太宗感情容易激动，常因为个人的喜怒面滥行赏罚，他知道自己这种一时的感情冲动可能造成的后果，所以提醒大臣们经常不断给他提出。有一次他任命瀛州刺史卢祖尚改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接受任命，后来又反悔了，借口自己身体不适，不愿远去交州。唐太宗派人去劝说，他仍然不愿意去。唐太宗当面动员，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认为他太不识抬举，一怒之下，让人当场就把他杀了。唐太宗过后也很后悔，认为没有按法律办事，处理过分了。有一次他和大臣们在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时，魏征借议论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很残暴，但和人讨论问题时，如果自知理亏，也还能听从别人的意见，这也是高洋的长处。”唐太宗也借机自悔说：“卢祖尚坚决不服从派遣固然不对，但也构不成死罪，我一时怒而杀了他，看来连高洋都不如了。”
在执法的时候，要赏罚分明，不徇私情，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魏征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处罚的时候，要不怕亲贵。要以公平为规矩，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贞观初，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还赃款解除职务的处分。他原来是唐太宗为秦王时的老部下，就向唐太宗求情，希望原谅他。唐太宗派人告诉他：你是我的老部下，贪污大概是因为穷的原因。我送给你一百匹绢，继续作你的刺史，以后注意不要再贪污了。唐太宗为了照顾自己的老部下，就不顾达律而徇私情了。这显然不利于执行国家的法律。魏征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上书反对说：“因为庞相寿是你的老部下，就不追究他的贪污枉法，而且还加以厚赏，留任原来的官。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贪污的不对。你过去为秦王时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以此来贪赃枉法，这样就会使廉洁的官害怕，影响不好。”唐太宗不得不改变了对庞相寿的处理。魏征还曾用“能为国家守法”六个字，表彰能为国家公正执法的法官薛仁方，同时揭露了皇亲国戚违法乱纪的事，以维护法律的公正。
魏征对执法者，要求他们要按实情来审理案件，反对严刑拷掠，旁求罪证，任意牵连别人。贞观七年（633年）魏征任侍中时，尚书省积压了一批久未解决的案件，因为办案的人员意见不一，一直未能处理。唐太宗认为魏征办事一直公平，所以就让他去解决。魏征虽然并不熟习法律，但他能从案情的事实出发，有事实根据的就定案处理，事实不足的就不予以追究，加以结案释放。因为他从事实出发，处理得当，所以大家都很满意。
因病辞世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得了重病。当时魏征家里没有正厅，唐太宗怕魏征死后发丧不体面，就停止了自己正在修建的一座便殿，把建筑材料拨给魏征，用五天的工夫就给魏征修起了正厅。唐太宗还根据魏征喜好素雅的习惯，给他送去了白色的被褥。魏征的病越来越重了，唐太宗不断地给他送药品和食物，并派专人到他家守护，随时把病情报告唐太宗。
唐太宗还亲自二次到魏征家探望。第一次，让左右的人都避开，两人单独谈了很久。第二次还带了太子和衡山公主，魏征勉强在床上披着朝服，拖着身子拜见了唐太宗。唐太宗悲伤地安慰他好好养病，流着眼泪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魏征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意思就是我不发愁别的小事，只担忧国家的兴亡。唐太宗带着衡山公主，是准备把她嫁给魏征的儿子叔玉，这时唐太宗对魏征说：“你再勉强看一眼你的新儿媳吧！”可是，魏征这时已经没有答谢之力了。
当天夜里，唐太宗梦见了魏征，神色和平时一样。可是第二天早晨，魏征就与世长辞了，终年64岁。唐太宗又亲自到魏征家里吊唁，哭得非常悲伤。他还为了表示哀恸，停止上朝五天，让太子在西华堂举哀，并命令文武百官都去参加魏征的丧仪。还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的仪仗队，陪葬在昭陵。
临发丧时，魏征的妻子裴氏上书唐太宗：“魏征生前素来节俭，现在按一品官的礼葬他，仪仗这么隆重，恐怕不合他的心意。”于是改用白木制的车子和白布缝的车帷来送葬。魏征出殡时，唐太宗让晋王去主祭，他自己还亲自书写了碑文，登上御苑中的西楼，望着魏征的灵柩西去，哭得极为哀痛。
魏征去逝后，从他家里找到一份写了一半的奏稿，这也可以说得魏征的一份遗嘱。里边认得清的话有：“天下的人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全；任用恶人，国家就要衰亡。对自己喜欢的人，要了解他的缺点；对自己讨厌的人，也要了解他的优点。要毫不迟疑地去掉恶人，也要毫不猜忌地任用善人，这样国家就可以兴盛了。”唐太宗看了，很受感动。他对大臣们说：“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你们要把魏征的这些话写在记事板上，发现我在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向我进谏。”
唐太宗把魏征看做是照自己过失的一面镜子，魏征的死使他失去了一面镜子。他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了解得失，”他把魏征看做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所以他认为魏征的死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唐太宗对魏征的这一评价，应当说是相当正确和公正的了。
魏征死后，唐太宗给了他那么高的待遇，还在凌烟阁让入画了魏征等二十四个功臣的肖像，他亲自作像赞，不时去看像赋诗，悼痛不已。唐太宗对魏征的这种隆誉，遭到了一些人的妒忌，他们就制造各种流言飞语，贬低魏征，挑拨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杜正伦和侯君集，魏征曾向唐太宗推荐，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而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征死后，他们俩人都因牵连到太子承乾事件，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这时有人借机攻击，说魏征推荐他们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才，而是因为魏征和他们结为同党，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
又有人攻击魏征说，他谏诤唐太宗的奏章，都自己偷偷地抄录下来，交给了史官起居郎褚遂良，为了自己录之国史，名扬千载，而却宣扬了君主的错误。这与同时的重臣戴胄奏完之后，即毁掉底本，进行保密的作法不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唐太宗听了，更加不高兴。唐太宗不但令人毁掉了自己给魏征写的碑文，而且还停止了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叔玉为妻的允诺，表示了对魏征的不满。魏征的家族也自此开始衰败下来。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高丽。高丽和袜褐联军猛攻辽东安市城（今辽宁盖平县东北）东南的驻跸山，由于李勋等大将率军力战，才没有被攻破。后来，天气冷了，粮食也供应不上，唐太宗被迫率军撤回。唐太宗在班师回来的路上，很后悔这一次军事行动，这时他想起了魏征，就对大家说：“魏征如果还活着，他是不会同意我的这次行动的。”他派人把魏征的家属叫来，问了他家的情况，慰问赏赐了魏征的妻子，并以少宰的礼祭了魏征的坟墓，重新立起推倒的墓碑，恢复了他的声誉和待遇。不过那位答应嫁给魏征儿子的衡山公主，这时已经另嫁他人，无法再改正过来。魏征死后的这一反复，说明在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即使是象唐太宗与魏征这样合作共事了十七年，彼此已经够了解的了，但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死后仍然出现了波折。这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曲折和多变。
魏征是以刚直不阿、勇于犯颜进谏而著名的大臣。他与唐太宗君臣之间虽然也产生过误会和矛盾，但总的说来是合作得比较好的典型。魏征作为封建社会的名臣，一直受到封建政治家的称赞，把他的思想和行为，作为封建政治家的某种典型和规范，历代都称赞不已。魏征确实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在法律思想上，魏征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和他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功臣，修建凌烟阁来陈列由阎立本所画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魏征列前位。
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689年），唐高宗李治、武则天时名将。百济西部人。初在本国任达率（百济官名）兼郡将。高宗显庆五年（660年）遣苏定方破灭百济，龙朔三年（663年），常之降唐。历任左领军员外将军、洋州刺史。仪凤三年（678年），从李敬玄、刘审礼御吐蕃于青海。审礼战死，敬玄被围，常之率敢死士五百人夜袭敌营，吐蕃军惊走，敬玄才得以脱险还军。高宗赞赏常之的才能，以其为左武卫将军、河源军（今青海西宁东南）副使。调露中，吐蕃大将赞婆再次与李敬玄所统率的唐军战于良非川，敬玄又败。常之以精骑三千击退吐蕃军，以功升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常之认为河源军地当冲要，须加兵镇守。为解决转运粮食困难，于是设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一百余万斛。常之在军七年，河源军成为西北重镇，吐蕃不敢进犯。垂拱二年（686年），以破后突厥功进封燕国公。次年，后突厥骨咄禄攻朔州（今山西朔县），武则天以常之为燕然道大总管，追击骨咄禄至黄花堆（今山西山阴东北），大破之。中郎将爨宝璧等不与常之谋议，贪功冒进，全军覆没，常之无功。不久，因酷吏周兴诬其谋反而下狱。永昌元年（689年）自缢死。
黑齿常之英姿飒爽，他勇冠三军，他先是大唐的敌人，后为大唐的将军，他的结局又是如此的凄惨，由于武则天的猜忌和酷吏的逼供，他用“自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黑齿常之，这位生于百济的大唐名将，他的一生都是波澜壮阔的铁血传奇。
永昌元年（689年），燕国公黑齿常之因谋反罪被拘捕下狱，在狱中被来俊臣一颗颗地敲掉牙齿，来俊臣说，“听说你的牙齿是黑的”，黑齿常之是战阵中的虎将，生性刚毅，他拒绝酷吏进一步的侮辱，毅然用绳子勒死了自己，一代将星凋零在大狱之中，时人无不为之叹息，从此北方边祸连连，突厥入侵不断，直到出了名将张仁愿，在黄河北岸筑了三座受降城，才扭转了被动局面。
史书上曾有一则逸闻，大将军黑齿常之出征，有人鼓动一位张姓男子随军出征，“你的官职卑微，为何不跟随大将军图个军功？”张姓男子颇为幽默，他的回答是，“宁可且将朱唇饮酒，谁能逐你黑齿常之？”也有人将黑齿常之解读为“黑黑的牙齿，修长的四肢”，属于望文生义的一家之说，黑齿氏，出自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百济建立于公元一世纪，灭亡于公元七世纪，当时朝鲜半岛上是百济、新罗、高句丽三足鼎立，当时的百济国王叫扶余义慈。黑齿氏属于高丽族，黑齿常之“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在百济国任达率（百济官名）兼郡将，相当于唐朝的刺使官职。《大荒东经》中有云，“帝俊生黑齿，姜姓”，黑齿人是姜太公的同族。《山海经》中的黑齿国所在的日本直到明朝时期，还流行将牙齿染成黑色，以此炫耀自己的贵族身份，至于黑齿常之是否有这种习惯，则不得而知。
将唐尺换算成今天的长度，黑齿常之身高2.1米还有余，与之同时代的娄师德身长八尺，那就是2.4米的身高，足以印证了当时“体健貌丰”的用人标准，身高马大，外形威猛，在战斗中首先就占足了气势，加上训练有素的良驹，难怪大唐雄师能够无敌于天下。当朝重臣裴行俭精通相术，喜欢提拔相貌厚重、下巴丰满的将领，因为这样的男人在战阵中轻易死不了，黑齿常之就属于命相厚重之人，《朝野佥载》上的一则逸闻也印证了这种说法。黑齿常之统率河源军的时候，城防森严，却突然冒出三只恶狼，围着官舍转圈圈，颇有进屋与人同乐之意，军士射死了恶狼，黑齿常之却感到此事是个不祥之兆，下令将狼尸远远地丢到城外去。他给皇帝递上了讨伐党项酋长的奏章，得以另谋他职，朝廷委派李谨行去接替黑齿常之，这个倒霉蛋刚刚上任十多天，就一命乌呼，可见命硬之人煞气浓重，连黑白无常都要退让三分。
公元七世纪的百济与日本、高句丽结成了统一战线，而新罗的背后则有大唐的支持。永徽年间，新罗连连向大唐告急，乞求发兵援助，在百济、高句丽、靺鞨的联合进攻下，新罗连失三十三城，为了天可汗的荣耀和责任，显庆五年，大唐出兵了，在新罗军队的配合之下，攻城略地，很快就灭亡了百济，黑齿常之作为扶余氏的一枝，开始时未作多少抵抗，就投降了唐军。
唐军主帅苏定方囚禁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把他们当作活宝献俘于大唐的东都洛阳。胜利之后的唐军军纪不严，肆意劫掠，不少当地壮丁因为反抗而死于非命。作为百济王族的黑齿常之决定反叛大唐，伙同十余名酋长，啸聚任存山（今韩国全州西），修筑栅栏，准备与唐军长期周旋。短短十多天就聚集了三万多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苏定方带兵攻打，黑齿常之组织敢死队，死守山岗。唐军不敌乌合之众，竟然让对手乘胜追击，光复本国二百余城，苏定方身经百战，竟然占不到半点便宜。
龙朔元年（661年），豪气万丈的刘仁轨上场了，663年，他指挥了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海战——白江口战役，史书上有着这样的记载，刘仁轨听到日本增援百济的消息，得意之下说道，“是上天要富贵我这个老头子”。
唐军严阵以待，岿然不动。当时，唐朝水师7000人，战船170艘，日本水师万余人，战船一千多艘。白江口上，唐军让出空位，日本船队向前猛攻，唐军船队利用己方船舶高大坚固的优势，一左一右将日船夹在当中，使之没有回旋余地，然后顺风放火，火烧连营，“焚其船四百艘，烟焰灼天，海水皆赤”，日本将领朴市田来津被杀，百济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投降，日本水师残部也全部投降。这次规模宏大的海战深深地震动了日本，日本人痛定思痛，实施了大化革新，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全面学习唐文化，全面吸收汉文明，无论是大唐的典章制度，还是大唐的衣冠服饰，统统照搬回家，日本的文明因此跃进了一千年，直到今天，作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日本人在举行大典时穿的十二单衣，就是模仿晚唐的宫廷礼服，雍容华贵，仪态万方，世人称为“汉官仪”。
白江口海战之后，慑于大唐的威势，加上刘仁轨治军严明，秋毫无犯，黑齿常之再度归降唐军，百济再度平定，只有迟受信掌握的任存城依然对抗大唐。刘仁轨要求黑齿常之率部攻打迟受信，遭到熊津道行军总管孙仁师的强烈反对，他认为，黑齿常之等人叛而复降，人心难测，如果发给他们粮食武器，“是资寇兵也”。刘仁轨却对黑齿常之很有好感，他说，“黑齿常之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以前未遇明主，所托非人，现在正是他立功赎罪的好机会，他不会再对大唐生有二心”。黑齿常之没有辜负刘仁轨的信任，很快打下了任存城，迟受信抛家弃子，逃入了高句丽。黑齿常之成了大唐的左领军员外将军，以唐军将领的身份，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又一个难缠的游牧民族困扰着大唐帝国。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亲迎文成于河源，“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他说，“我的父祖没有与上国通婚的先例，今天我能娶到大唐公主，实在是三生有幸。我要为文成公主建造一座城堡，以夸耀后世子孙”，这座城堡就是今天举世闻名的西藏布达拉宫。大唐的和亲政策暂时遏制了吐蕃赞普的狼子野心，但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却不可能因此而改变，松赞干布死后，作为甥舅之国的吐蕃和大唐，为了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和领地，展开了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战争。
上元三年，吐蕃进犯鄯、廓等州，唐高宗命尚书左仆射刘仁轨镇洮河军，抵御吐蕃。仪凤二年（677年），大唐帝国颁发《举猛士诏》，在全国海选体格健壮、弓马娴熟的猛士充入军中服役，娄师德就是此时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应召入伍，文臣变成了武将，反映了唐代崇尚军功的社会风气，与后世“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流行观念有着天壤之别，那个时候的观念恰恰是“好男要当兵”。仪凤三年，唐高宗任命中书令李敬玄担任鄯州都督，代替刘仁轨的洮河道行军大总管的职务，李敬玄不习军事，刘仁轨偏要推荐他走马上任，主要是想让他丢人现眼，然后丢官罢职。李敬玄当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本想推辞，但唐高宗不予批准。仪凤三年（678年），吐蕃犯边，李敬玄带兵出战，以左卫大将军刘审礼为洮河道行军司马，统领先锋部队，益州长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益调动剑南道、山南道的兵马配合洮河军的行动，18万唐军浩浩荡荡，开赴青海（今青海湖）前线。
吐蕃方面的统帅是名将噶钦陵，他曾率四十万吐蕃军打败过大唐名将薛仁贵。这次，噶钦陵诱敌深入，刘审礼的先锋部队孤军冒进，陷入了吐蕃军的重重围困。主帅李敬玄是文人带兵，胆战心惊，竟然坐失不救，听凭刘审礼的先锋部队全军覆没，刘审礼被吐蕃军队俘虏。唐军主力撤退到廓州的承凤岭（今青海西宁西南千户庄），利用泥沟结阵固守，吐蕃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加上绝对优势的兵力，随时会发起猛烈攻击。在此危急关头，黑齿常之站出来了，趁着月黑风高，带领500精兵杀进了吐蕃军营，吐蕃军没有防范，顿时陷入大乱，唐军杀死300多人，吐蕃将领跋地设匆忙逃命，唐军主力终于化险为夷，得以返回鄯州（今青海乐都），黑齿常之因功晋升为左武卫将军、河源军副使，李敬玄因为畏敌怯战贬为衡州刺使。
调露二年（680年），在吐蕃掌握实权的噶钦陵再度挑起战端，进攻河源（今青海西宁一带），被黑齿常之领兵击退，黑齿常之再升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他开始实施自己酝酿已久的计划。河源是大唐和吐蕃必争的要冲，长期派兵镇守开销十分巨大，他在此地设置烽燧七十多所，屯田五千余顷，每年的收成可达500余万石，完全保证了河源军的军粮供应。吐蕃人远远瞧见，也来个边境屯田，准备与唐军长期抗衡。开耀元年（681年），黑齿常之出击吐蕃军队，破坏了噶赞婆三万军队在良非川（今青海恰卜恰河）的屯田，一万唐军精骑在夜晚发动了突然袭击，很快斩首二千级，缴获羊马数万头，噶赞婆单骑逃走，唐军烧毁了吐蕃人的粮仓，给吐蕃军队来个坚壁清野。黑齿常之统领河源军前后七年，大大巩固了河陇的边防，安西都护王方翼也在西域经营有方，吐蕃在这两个方向上无机可趁，“深畏惮之”，只能力图向剑南（今四川成都）突破。
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病逝，在唐高宗生前，他与黑齿常之这对君臣总算善始善终，这与黑齿常之的行事作风也不无关系。曾经有一次，黑齿常之所乘的战马被一位士兵弄伤，这位士兵面临鞭刑的惩罚，黑齿常之赦免了这位士兵，他的意见是，“岂可以损私马而决官兵乎”。平时朝廷的金帛赏赐他全部分给手下将士，自己一点也不留下，因此在军中一直声望甚佳，将士乐于效命。黑齿常之的儿子黑齿俊后来做到了大唐的中郎将，也不能不提到其父的余荫。
李显即位为唐中宗后没有几个月，就被他的母亲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全家流放房州。李旦被立为唐睿宗，但朝政大权全部落入武则天的手里，这引起了李氏皇族和前朝重臣的强烈不满，光宅元年（684年）九月，英国公李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意图拥立庐陵王复位，“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讨武氏檄》传遍全国，深得人心，但是，武则天手里握有国家的致命武器，黑齿常之就是其中之一。光宅元年十月，李神通之子李孝逸任扬州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三十万，围剿李敬业，光宅元年十一月，黑齿常之任江南道行军大总管，增援出师不利的李孝逸，十一月当月，平定李敬业的反叛，在穷途末路的逃亡中，李敬业被手下偏将杀害。随之而来的，是对“拥李派”的清算，战功赫赫的程务挺和王方翼都遭到了武则天的毒手，国内虽然平静下来了，边疆却因为名将的缺乏而危机重重，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黑齿常之成了大唐的擎天柱，独立支撑着战事不断的边关防御。
唐武后垂拱二年（686年），后突厥阿史那骨笃禄可汗犯边，黑齿常之领兵出击。行至两井地区，遭遇后突厥3000余人。敌人看见唐军来了，赶紧下马穿铠甲，准备战斗，黑齿常之眼见机不可失，率领200骑兵直冲过去，敌人手忙脚乱，赶紧弃甲逃走。到了傍晚时分，大队突厥兵马赶到，准备与唐军决战。黑齿常之眼见突厥兵力占了绝对优势，唐军不宜硬拼，决定以疑兵之计与敌人周旋。夜晚，唐军砍伐树木，在营中到处点火，造成烽火连天的场面，东南方向又忽起大火，突厥人以为来了千军万马，吓得浑身发抖，乘着夜色赶紧逃走。黑齿常之又立新功，晋升为燕国公。
唐武后垂拱三年（687）年，后突厥继续犯边，骚扰河东和河北地区。武则天任命黑齿常之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与突厥军队大战于黄花堆（今山西山阴县东北），杀得敌人溃不成军，落花流水，唐军追击四十里，突厥军只得败走碛北（蒙古大沙漠以北）。
赫赫战功，使黑齿常之名扬四海，也使黑齿常之成为酷吏注目的对象。武则天为了打击李唐宗室，大行酷吏政治，大兴告密之风，为自己立威，连带不少胡人酋长都受到牵连。当时的西蕃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家里有一位能歌善舞的婢女，被来俊臣看上，想据为己有，就让同党诬陷阿史那斛瑟罗谋反，当时有数十名诸蕃酋长赶到朝堂“割耳剺面（割下耳朵，划破脸颊）”，为阿史那斛瑟罗诉冤，“乃得不族”。高句丽王子泉献诚的下场更是悲惨，“来俊臣求金于左卫大将军泉献诚，不得，诬以谋反，下狱。乙亥，缢杀之”，索贿不得就害人性命，难怪这些酷吏后来不得好死，被武则天利用完毕，统统送进了地狱。
“（周）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为暴刻，兴、元礼所杀各数千人，俊臣所破千馀家”，在酷吏的肆意妄为中，几千家皇亲国戚和当朝大臣惨造灭门之祸，连出生不久的婴儿也难逃一死，这是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最凄惨的一幕。黑齿常之因为周兴的陷害而下狱，罪名是武则天最痛恨的一种说法，企图匡复李唐皇室，所以黑齿常之只能下狱，面对酷吏令人发指的迫害，黑齿常之选择了死亡，以这种方式保留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表面上黑齿常之是被武则天害死的，实质上是被当时的政治制度害死的。军队是皇帝的军队，军人的忠心是皇帝最揪心的问题，只要皇帝对将领的忠心产生了猜忌，将领往往死无葬身之地，循环往复，总是走不出杀功臣的模式，或者干脆如同郭威那样起兵造反，让自己亲自坐上江山。现代民主制度确立了军人不干政的原则，军队只能忠于国家，而不是听命于元首，军队用来保家卫国，而不是元首的私人武装，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保护的不仅仅是平民百姓，也包括军人本身。元首没有涵盖一切的生杀大权，自然不会产生象黑齿常之这样的悲剧。从“家天下”过渡到“国天下”，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废除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观念，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军人无罪被杀的悲剧。
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大约生于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突厥人，祖先曾是铁勒别部的酋长，“契苾”是他所属部落的名称，“何力”是他自己的名字。祖父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父亲契苾葛，隋大业中继位莫贺咄特勒。因为部落与吐谷浑相邻，地域狭窄，又多瘴疠，遂迁居于热海（今苏联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契苾葛去世时，契苾何力年方九岁，降号大俟利发。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契苾何力和母亲一起，率领本部落千余家到达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奉表内附，唐太宗将契苾部落安置在甘（今甘肃张掖）、凉（今甘肃武威）二州，隶属燕然都护府（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南），契苾何力的弟弟契苾沙门当上了贺兰州都督，契苾何力的母亲被授予姑臧夫人的封号。契苾何力本人奉诏来到了长安，当上了左领军将军，开始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征战生涯。他是唐朝最著名的蕃将之一，生为大唐人，死为大唐鬼，其忠贞不渝，令人荡气回肠，“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他精通汉文，让饱学之士发出“礼失求之于野”的感慨，他以德报怨，让朋友和对手都为之动容，他勇猛绝伦，让敌人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他就是契苾何力，他就是大唐高大伟岸的男人。
贞观八年，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侵扰唐廓（今青海化隆西南）、兰州，威胁河西走廓，遭到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的反击后，逃之夭夭，没过多久，吐谷浑又卷土重来，再次侵扰凉州，唐太宗十分震怒，他要好好教训吐谷浑。
契苾何力率领所部作为且末道行军总管李大亮的部下，听从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的指挥，向吐谷浑进发。唐军所向披靡，捷报频传，使军中上下都产生了轻敌思想，这个时候，薛万均、薛万彻兄弟在赤水源（今青海兴海东南）遇险，陷入了吐谷浑军的包围圈。
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中枪落马，只能徒步与敌人作战，强敌环伺之下，两人险象环生，手下兵士死者十之六七。契苾何力得到消息，率领数百骑前往援救，拼死力战，“贼兵披靡”，终于将薛氏兄弟救出。
当时，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准备渡过突伦川（又称图伦碛，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投奔于阗，契苾何力认为机不可失，主张穷追猛打，薛万均鉴于上次遇险的教训，坚决反对这么做。契苾何力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吐谷浑人逐水草而居，没有定居的城郭，一旦他们作鸟兽散，想倾其巢穴就很困难了”，他亲自挑选上千名精锐骑兵，直扑突伦川，沙漠中干旱无水，唐军刺马饮血，昼夜兼程，终于追上了慕容伏允，斩首数千级，缴获驼马牛羊二十多万头，慕容伏允只身逃脱，妻子都被唐军俘虏。慕容伏允后来走投无路，自缢身亡，慕容伏允的儿子慕容顺向唐军投降，被册封为西平郡王，吐谷浑归附唐朝，西北边境得以安宁。
唐太宗听闻大捷，派使者到大斗拔谷（今祁连山扁都口）慰劳诸将。薛万均想要独揽大功，竟然恩将仇报，诽谤契苾何力，契苾何力气愤难当，拔刀而起，要杀薛万均，众将极力劝阻，才没有酿成流血冲突。唐太宗弄清了事实真相后，非常生气，他决定剥夺薛万均的官职，转授给契苾何力。契苾何力此时表现得十分大度，侃侃而谈，向唐太宗讲出了一番大道理，“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解除薛万均的官职，别人会认为陛下重夷轻汉，这样一来，诬告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夷狄无知，会以为汉族将领都是如此，这对国家相当不利”，唐太宗十分感慨，从此对契苾何力亲睐有加，任命他为玄武门（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宿卫，检校屯营事，并把临洮县主嫁给他作妻子。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率领步骑数万征讨高昌。高昌国王鞠文泰依附西突厥，阻挠西域各国与大唐的交通，还悍然发兵攻打依附大唐的伊吾（今新疆哈密）、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等国。鞠文泰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高昌距离大唐有七千里之遥，沙碛纵横二千里，数万唐军若要穿过没有水草的荒漠之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契苾何力将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熟悉当地地形，充当大军向导，引导唐军顺利到达碛口（今新疆轮台地区），鞠文泰得知消息，竟然活活吓死，鞠文泰的儿子鞠智盛即位高昌国王。唐军等高昌丧礼结束，展开了雷霆攻势，一路势如破竹，直趋高昌都城，赶来救援高昌的西突厥援军不敌唐军攻势，被迫在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向唐军投降。鞠智盛眼见唐军用上了体型巨大的巢车和冲城车，城墙一片片坍塌，终于精神崩溃，出城投降。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的高昌国并入了大唐的版图，大唐得人口三万七千七百人，骏马四千三百匹，在高昌旧地设置了西州，在可汗浮图城设置了庭州，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打通了大唐通往西域各国的交通要道，遏制了西突厥的嚣张气焰，这中间，契苾何力居功至伟，为大唐平定高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贞观十六年（642年），契苾何力奉诣回凉州看望母亲和弟弟，顺便视察本部落。当时薛延陀成为铁勒诸部中最强悍的部落，契苾部落与之同根同种，有很多人愿意归附，他们挟持了契苾何力的母亲和弟弟，来到薛延陀可汗夷男的处所。契苾何力得知此事，极力劝阻大家，“皇上对各位不薄，对我也信任有加，大家怎么能够背信弃义”，诸首领言道，“可敦和都督都去了薛延陀，你为什么不去”，契苾何力表明态度，“我弟弟契苾沙门为人孝顺，他能够奉养母亲，我以身许国，决不会和薛延陀串通一气”，诸首领蓄谋已久，不由分说，将契苾何力捆绑起来，强行带到了薛延陀。
消息传到了大唐朝廷，众人议论纷纷，有人乘机落井下石，“人心各乐其土，契苾何力到了薛延陀，可谓如鱼得水”，唐太宗此时却表现了充分的自信，“此人心如铁石，一定不会背叛我”，事实证明了唐太宗的识人之明，契苾何力来到薛延陀可汗夷男的牙帐后，拒绝归附，他箕踞而坐，拔出佩刀，大声呼喊，“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割下左耳，表明自己效忠大唐的决心。夷男勃然大怒，准备杀掉契苾何力，其妻出面劝阻，方才留下了契苾何力的性命。薛延陀使者来到大唐，向唐太宗汇报了当时的情形，唐太宗感动万分，哭着对群臣说道，“不知契苾何力现在怎么样了”，他马上派遣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到薛延陀，以下嫁大唐公主为条件，换回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劫后余生，升至大唐的右骁卫大将军（正三品，唐朝的亲王才正一品）。
夷男满心欢喜，贞观十七年（643年），他派人向唐太宗献上了五万匹骏马、一万头牛、十万只羊作为迎娶大唐公主的聘礼，唐太宗深知游牧民族一般都是后妃操纵政权，大唐公主的儿子当上可汗，就是大唐帝国的外孙，外孙多半会亲近母亲的娘家，所以对外嫁公主一向是毫不吝惜的，这回虽然事出有因，他还是打算履行约定。契苾何力熟知薛延陀的内情，他给唐太宗出了个主意，“礼有亲迎，让夷男到京师来迎娶公主，或者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也行，夷男害怕大唐，必然不敢亲来，他不来，这婚姻就成不了，郁闷交加，肯定活不长，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善主，二子争国是避免不了的，到时候内忧外患，大唐可坐收渔人之利”，唐太宗依计而行，夷男果然不敢前来迎亲，贞观十九年（645年），他郁郁而终。一切正如契苾何力的预料，薛延陀内乱爆发，自相残杀，大唐乘机出兵讨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掉了薛延陀。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不顾褚遂良等人的反对，亲征高丽。唐军到达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太子河北岸）的时候，乌骨城（今辽宁凤城东南）的高丽军万余人赶来增援，契苾何力率领八百骑兵前去阻击，陷入了高丽军的重重包围。契苾何力的腰部被高丽军的长矛刺中，伤势严重，多亏部将薛万备（薛万均的弟弟）拼死救援，方才脱离险境。契苾何力从未遭到如此败绩，情绪激愤，他简单包扎了一下，又率军出战，斩首千余人，追击几十里，打得高丽军抱头鼠窜。唐太宗对契苾何力的伤势十分关心，亲自为他敷药，仔细清理伤口，表现了真挚的君臣情谊。白岩城攻破之后，唐太宗查出刺伤契苾何力的高丽人名叫高突勃，就把高突勃交给契苾何力，让契苾何力手刃仇人，不料，契苾何力不计一矛之仇，反而将高突勃释放，他说，“两国交兵，各为其主，高突勃千军万马之中舍命刺我，实为义士，既无私怨，何必杀他”。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为打通西域商路，派兵攻灭西域的龟兹（今新疆库车）。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依附西突厥，屡屡与大唐作对，唐太宗任命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大总管，率领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骑兵十余万，风驰电掣，向龟兹进发。唐军首先击败了西突厥处月、处密两部，扫清障碍，消除进军中的侧后威胁，然后，自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以西，兵分五路，进攻龟兹北境。唐军一路凯歌，先后攻破了龟兹大城五座，共得小城七百余个，俘获男女数万人，开辟了大唐通往西域的南路交通要道，大唐的疆界扩张到了今天的中亚，设置了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个军镇，控制了西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辽阔地区。西域震动，西突厥、于阗、安国害怕之下，争着犒劳唐师，送来驼马和军粮，此战唐军威名远扬，大唐天可汗的名声传于八方。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举国哀痛，数百少数民族首领如丧亲人，有的用刀划破面孔，有的用刀割去耳朵，鲜血流了一地。大唐女婿松赞干布也给新皇寄来国书，“先皇去世，天子新立，臣子有不忠者，我将率兵赴难”。契苾何力与阿史那社尔依照突厥古老的风俗，要求杀身以殉，侍卫陵寝，唐高宗向他们说明了先皇的遗嘱，不准他们殉葬，俩人这才作罢。
永徽二年（651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以处月、处密、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叛唐，自称沙钵罗可汗，拥兵数十万，侵扰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今新疆奇台东南老奇台），掠走数千人。唐高宗任命契苾何力为弓月道大总管，征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兵讨伐西突厥。为了响应沙钵罗，处月部酋长朱邪孤注杀害唐招慰使、果毅都尉单道惠，据守牢山（今新疆阿则博格多山），契苾何力兵分几路，翻山越岭，合击处月军，处月军大溃，朱邪孤注拼命逃窜，唐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出五百里，擒获朱邪孤注，唐军斩杀九千人，俘获渠帅六十人，缴获牛马杂畜七万头，取处密时健俟斤、合支贺等而归。显庆二年（657年），大唐雄师进攻沙钵罗可汗，西突厥自此灰飞烟灭，也是在这一年，契苾何力被授予左骁卫大将军，进封郕国公，兼任检校鸿胪卿。
龙朔元年（661年），唐高宗封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协同其他部队，水陆并进，征讨高丽。泉盖苏文派他的儿子泉男生带领数万高丽精兵守卫鸭绿水（今鸭绿江），诸军都无法通过。契苾何力的部队赶到的时候，正值天寒地冻，江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契苾何力审时度势，命令部队履冰过河，鼓噪而进，唐军勇猛绝伦，势不可挡，高丽军溃不成军，四散逃命，唐军斩首三万级，余众全部投降，泉男生只身逃脱，狼狈不堪。正当契苾何力准备乘胜前进，同罗、仆骨等九姓叛唐寇边，事有轻重缓急，唐高宗诏令班师，契苾何力引军回国。
龙朔二年（662年），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在天山（即郁都军山）坑杀铁勒九姓十余万人，俘获叶护兄弟三人。唐军烧杀抢掠，铁勒人竞相远逃，唐军找不着铁勒诸部，进展得很不顺利。郑仁泰的精锐骑兵越过大沙漠时有一万四千人，因为粮食不继，大雪突至，回到边塞时只剩八百人，唐高宗眼见征讨受挫，改变策略，让威望素著的契苾何力担任铁勒道安抚使，前往安抚铁勒诸部。
契苾何力知道铁勒部众叛唐肯定出自头人的挑拨，他只带骑兵五百人，与铁勒九姓会面。他告诉铁勒部众，“国家知道各位是被奸人所误，才起兵造反，现在只要各位悔过自新，朝廷就不咎既往”，铁勒九姓得知朝廷有宽恕之意，都庆幸不已，他们一起动手，抓获官吏两百余人，送到契苾何力面前。契苾何力列举他们的罪状后，将这两百余人统统处斩，铁勒九姓自此而定。契苾何力还将死于路上的唐军士兵进行了安葬，做了大量抚恤工作。
乾封元年（666年），高丽泉盖苏文去世，诸子争夺继承权，唐高宗认为灭掉高丽的时机已经成熟，契苾何力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受李勣的节制，分进合击，进军高丽。乾封二年（667年），唐军攻下军事重镇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留契苾何力镇守。当时高丽军十五万大军驻扎在辽水（今辽河），靺鞨数万之众据守在南苏城（今辽宁抚顺东苏子河与浑河交流处），契苾何力全然不惧，带领唐军浴血奋战，斩首万余级，乘胜攻下了八座城池。然后引军与李勣会合，攻下大行（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辱夷（今朝鲜永柔境）二城，高丽军闻风丧胆，契苾何力的部队长驱直入，与其他诸军会师在平壤城下。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平壤陷落，泉男建被俘，高丽全境自此平定。唐朝在平壤设置了安东都护府，任命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带兵两万驻守当地，管辖当地的九个都督府。契苾何力班师回国后，进封镇军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改封凉国公，仍检校右羽林军。
上元三年（676年），吐蕃寇边，唐高宗任命周王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相王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契苾何力前往征讨。二王未能成行，契苾何力的作战计划也因此落空。
仪凤二年（677年），契苾何力去世，陪葬唐太宗的昭陵，唐高宗追赠辅国大将军和并州大都督，契苾何力的谥号为毅。契苾何力有三个儿子，契苾明、契苾光、契苾贞。契苾明官至左鹰扬卫大将军，兼贺兰都督，袭爵凉国公。契苾光在武则天时曾任右豹韬卫将军，为酷吏所杀。契苾贞官至司膳少卿。
契苾何力生在唐初，可谓生逢其时、死逢其时，他遇上了唐太宗这样的千古名君，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他与李靖、李勣这样的将领并肩战斗，得到了盖世名将的言传身教，将他的军事才能发挥到了极致。他同样死逢其时，如果等到唐高宗驾崩，武则天上台，酷吏横行，他纵然战功赫赫，也难逃毒手。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一代异族名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照耀着湟湟大唐。
李勣
李勣（594年～669年），本名徐世勣，字懋功，唐初大臣。被唐高祖赐姓李，变成了李世勣，后来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又变成了李勣，曹州离狐（今山东鄄城西南）人，徒居东郡卫南（今河南浚县东南）。
李勣出身富家子弟，本是曹州离狐（今山东鄄城西南）人，后来迁移到东郡卫南（今河南浚县东南）居住。富家子弟，却甘心做贼，一点也没有逼上梁山的无奈，可见隋末天下大乱的程度。李勣年方十七，就投入了瓦岗（今河南滑县南）巨盗翟让的队伍，积极出谋划策，献计献策。他劝说翟让，“东郡是你我的家乡，大家乡里乡亲，不宜劫掠。荥阳、梁郡是汴水所经，商旅众多，咱们劫掠公私商船，足以养活瓦岗队伍”，翟让拍手称妙，依言而行，队伍很快就壮大到一万多人。大隋朝廷慌神了，赶紧调兵遣将，前往镇压，双方在荥阳大海寺附近展开激战，数量不占优势的瓦岗队伍竟然大获全胜，在阵中杀死了隋朝名将张须陀，瓦岗军声威大振。
蒲山郡公李密因为跟随杨玄感造反失败而亡命天涯，投奔了瓦岗队伍，李家世代都为显宦，在当时属于赫赫名流，为了扩大瓦岗军的影响，李勣和王伯当一起劝说翟让推举李密为一把手，使瓦岗的造反队伍带上了几分名正言顺的色彩。隋朝震怒了，名将王世充气势汹汹而来，遇上李勣这个天生的战神，却只能灰头土脸地败走，而且是一败再败，李勣因功被李密封为东海郡公。
大隋王朝到了末世，正是雪上加霜。河南、山东发了大水，导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隋炀帝下令打开黎阳仓赈济灾民，官吏们却不及时发放粮食，灾民每天饿死的有数万人。李勣劝说李密，“天下大乱本来就是饥民造反，如果我们能攻下黎阳仓，据此募兵，则大事成矣”，李密同意了他的建议，瓦岗军五千人马在李勣的带领下，直奔黎阳仓，很快就将黎阳仓收归己有。瓦岗军开仓放粮，迅速将饥民吸引到自己周围，十天时间就招募了二十多万人。
家大业大，瓦岗军的内部矛盾也迅速激化，公元617年，内讧爆发了，李密杀死了翟让，李勣因为是翟让的部下，也遭到渔池之殃，被李密的卫士砍伤。李密总算及时制止，救下了李勣的性命。李密亲自为李勣的伤口敷药，百般安慰他，让李勣和单雄信等人统领瓦岗军，瓦岗军才暂时安定下来，具备了与隋朝讨价还价的资本。
没多久，宇文化及在江都杀害了巡游途中的隋炀帝，越王杨侗在东京洛阳被大臣们拥戴即位，在这种形势下，过去不共戴天的仇敌开始了合作，新皇帝赦免了李密等反王，将李密封为魏国公兼太尉，让其讨伐宇文化及，李勣则奉命镇守黎阳仓城。他将城外挖得沟壑纵横，以此防备宇文化及的进攻。宇文化及虽然带足了攻城器械，限于李勣的工事严密，未能攻陷城池。李勣带着手下挖好了通向城外的地道，派出部分人员从地道绕至敌后，内外夹击，一举奏效，宇文化及大败而去。
李勣这边打了胜仗，李密那里却连连吃紧。王世充的部队训练有素，非李密的乌合之众可比，他们渡过洛水，与李密的部队展开了决战，在这场实打实的较量中，李密输得一败涂地，只带着小股人马落荒而逃。有人建议他到李勣那里安身，李密却顾忌着自己的手下曾在瓦岗军的火拼中险些杀掉李勣，担心李勣怀恨在心，犹豫再三，还是未能前往。此时，李渊已在长安称帝，正是武德二年。李密万般无奈之中归唐，这样一来，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就成了李勣的新主。
土地要归新主所有，人口也要归新主所有。此时，李密所管辖的地盘都归了李勣，东至大海，南至长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都在李勣的掌握中，他完全可以割据一方，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也可以将土地人口的表册直接献给唐高祖，可是他也没有这样做。他让使者携带表册呈送李密，让李密自己去献给唐高祖。唐高祖李渊知道了个中内情，对李勣大加赞赏，“感德推功，实纯臣也”，册封李勣为莱国公，赐姓李，还要将李勣的父亲李盖封为王爷，李盖坚决推辞，后改封舒国公。高官厚禄加之爱才的诚心收买了李勣父子，下一步，就是李勣统领河南、山东之兵与王世充沙场争锋。
李密归唐之后并未受到唐高祖的青眼，只当了个光禄卿的闲职，内心本来极度不满。唐高祖派他去招降旧部，走到半路又叫他回去，使他郁积的不满来了个总爆发，他终于下定决心反唐。唐高祖显然料到了这一招，唐将史万宝、盛彦师痛下杀手，拦路结果了李密及王伯当等人，消除了唐高祖眼中的威胁和隐患，这些，等李勣知道的时候，为时已晚。李勣收葬了李密的遗体，三军缟素，将李密安葬在黎阳山，以全故旧之情。他的举动，不仅没有引起李渊和李世民的反感，反而使皇帝父子更加看重李勣，更加喜欢李勣。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窦建德的大军攻破了黎阳，淮安王李神通、魏征还有李勣的父亲李盖都做了窦建德的俘虏，李勣本来已经策马突围而出，眼见父亲陷于敌手，不忍舍弃，又跑回来投降了窦建德，被窦建德任命为左骁骑将军，仍然镇守黎阳。但李勣心向大唐，终于在武德三年（620年）正月又回到大唐。此时，他的父亲李盖还是窦建德手中的人质，有人劝说窦建德杀掉李盖泄愤，窦建德慨然说道，“徐世勣本就是唐朝的将军，被我俘虏，却不忘朝廷，是个忠臣义士，这种人，我干嘛要杀他的父亲呢”，派人将李盖送回大唐。
从此以后，李勣再也没有克服不了的难题，他东征西讨，大显身手。他跟随李世民接连平定了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又配合李孝恭、李靖平定了辅公袥，战功赫赫，威名远扬。这中间，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是他昔日的结义兄弟，曾经誓同生死，在沙场撕杀中，单雄信勇往直前，险些要了秦王李世民的性命，以致王世充投降以后，李世民坚持要处死单雄信。李勣向李世民哭着恳求，愿以自己的家财爵位换取单雄信的活命，遭到了李世民的严词拒绝。李勣忠义无法两全，遂与单雄信在狱中诀别。单雄信口出怨言，李勣无言以对，他拔刀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让单雄信吃下，告诉他，“我不会忘记以前的誓言，今后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你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单雄信死后，李勣信守诺言，照顾单雄信的妻子儿女，终生不变。
武德八年（625年），东突厥颉利可汗屡屡劫掠并州，使唐高祖大为恼火，他想到了常胜将军李勣，就任命李勣为并州行军总管。玄武门事变发生不久，李世民即位为帝，是为唐太宗，他任命李勣为并州都督（治太原），为朝廷捍卫这片龙兴之地。
突厥人一向把汉人的地盘视为自己的粮仓，缺吃少穿就来明抢，虽然他们和李世民已经缔结了和约，可是从未考虑过保守自己的信誉，多次悍然寇边。李世民开始时予以容忍，并非他想以德服人，而是尚未聚集到足够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唐军铁拳出击，马上东突厥的亡国之祸就在眼前。
贞观三年（629年），突厥再次寇边，朝廷任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这对黄金搭档统军十几万，率领唐军开始了全面的反击。李勣从云中进军，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与突厥军队遭遇，大获全胜，颉利可汗尝到了李勣的厉害，心生怯意，主动派使者向唐太宗请和。
唐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出使突厥，与突厥人商谈和谈事宜，李勣认为此时机会难得，急忙劝说李靖，“颉利可汗虽然初战失利，但是依然人数众多，如果他率众进入碛中（漠北），与回纥、薛延陀等部落沆瀣一气，想要消灭他们就很困难了。现在唐俭在与突厥人谈判，颉利对唐军的防备必然松弛，此时唐军雷霆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东突厥必然不战而降”，李靖心中打得也是这个主意，两人一拍即合，“你说得这番话，正是韩信灭田横的策略”。李靖领军深夜出发，李勣也带领手下做好埋伏，唐军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颉利可汗自投罗网。颉利可汗牙帐被袭，仓惶逃命，他想逃向碛中，而李勣正在碛口等着他的到来。前面唐军阵势如山，后面追兵紧咬不放，突厥大酋长无奈之中，只得率领部落族人向李勣投降，李勣轻轻松松就得到了五万俘虏。颉利可汗虽然一时逃脱，却逃不出唐军的掌控，最终被李道宗抓住，被唐军隆重献俘，不可一世的东突厥汗国就这样灭亡了，李勣因功拜为光禄大夫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
这时，李勣的父亲也去世了，按礼仪制度，他得回家为父亲守孝，在无法遮风蔽雨的破棚子里守丧三年，但是初唐的南征北战哪里少得了这个出类拔萃的将才，唐太宗的一纸诏书，就将李勣“夺哀还官”。李勣在并州十六年，知人善任，向朝廷推荐了不少的人才，其中，张文瓘到唐高宗时期做到了宰相之位，唐太宗这样赞扬李勣在并州的政绩，“隋炀帝不懂得任用良将戍守边防，只知道动用老百姓大修长城，现在我任命李勣镇守并州，突厥不敢南下而牧马，岂不胜过修筑长城百倍”。公元641年，李勣升为兵部尚书，加封英国公，他还没到长安赴任，漠北薛延陀真珠可汗就纠集同罗、回纥等部落，领兵二十万，直扑大唐边境。
薛延陀袭击已经归降大唐的东突厥部落，东突厥部落抵挡不住，向大唐朝廷频频告急。唐太宗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任命李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统兵六万，屯守羽方，迎击薛延陀。这一年十二月，薛延陀可汗之子大度设带领数万骑兵直奔长城而来，刚好与李勣的唐军部队迎面撞上，大度设见唐军兵强马壮、无懈可击，心生畏惧，赶紧带领部众向北逃窜。李勣当然不会给对手以喘息之机，他挑选六千精锐骑兵，昼夜兼程，在青山赶上了薛延陀军。唐军骑兵手持长槊，下马冲锋，勇不可挡，薛延陀军全线崩溃，被唐军斩首三千、俘虏五万，大度设拼命逃跑，却遇上了漠北的暴风雪，人畜冻死的十有八九。捷报传来，唐太宗骄傲地告诉薛延陀使臣，“李世勣才出动了数千骑兵，你们已经如此狼狈，回去告诉你们的可汗，不要再妄想与大唐做对”。
李勣回朝以后，突然得了重病，医生开出的药方上写明，需要别人的胡须来做药引，唐太宗知道以后，剪下自己的胡须为他和药，李勣感动得一塌糊涂，入朝谢恩时叩头出血，唐太宗告诉他，“我这么做完全是为社稷打算，不用谢我”。
李勣担任太子詹事后，唐太宗在一次宴会上向他吐露肺腑之言，“我想托付年轻的太子，考虑下来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你过去能不忘李密，如今又怎么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李勣含泪对答，把自己的手指头都咬出了鲜血。后来，李勣喝得大醉，不省人事，唐太宗怕他着凉，脱下自己的御服，披在了他的身上。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雄毅的目光又转向了高丽，他要御驾亲征，完成自己长久以来征服高丽的心愿。李勣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军六万，向辽东进发。山雨欲来风满楼，高丽国的命运到了岌岌可危的关头。
李勣从柳城（今辽宁朝阳）出发，渡过辽水（今辽河），到达玄菟（今辽宁铁岭南），高丽人关闭城门，严阵以待。李勣率军先后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及白岩城（今辽阳东南），其中辽东城的战况尤为激烈。唐军的攻城器械里有威力巨大的抛石车，抛石车排成一排，石头象冰雹一样砸向高丽人的阵地，高丽人用木头制造的战楼来抵挡，却无异于螳臂挡车。唐军又用巨型撞车进攻敌人，高丽人的工事无不东倒西歪。雪上加霜的是，这时又刮起了南风，李勣带人顺风放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活活烧死了很多高丽兵，辽东城一战，高丽折损上万人，李勣指挥有方，从容镇定，让高丽人心胆俱裂，丧失斗志，后面的白岩城在力不能敌的情况下举城投降。唐军因为天气寒冷、缺少粮草而撤军，此次出征却收获颇丰，一年时间，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城归入了大唐的版图，唐军斩首四万人，俘获高丽人口七万多户，自身仅仅损失了两千人。高丽人被大批迁到中原腹地，开始了强制同化的血泪生涯。
贞观二十年（646年），漠北薛延陀发生了内乱，真珠可汗暴死，他的儿子即位为多弥可汗，不久多弥可汗遭到了回纥人的毒手，国人就拥立真珠可汗的侄子咄摩支为伊特力失可汗。李勣奉命出击，在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大败薛延陀军。他派人前往招降咄摩支，咄摩支犹豫不决，没有马上回应。李勣不再跟薛延陀人讲客气，长驱直入，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唐军斩首五千级，俘虏三万余多人，继东突厥汗国的灭亡，称霸漠北的薛延陀也跟着烟消云散。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了，李勣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唐太宗临终之前，还在考验这位大臣的忠心。
他告诉皇太子李治，“你对李世勣无恩，不容易掌控他，现在我将他贬官外放，我死之后，你马上授予他仆射之职，他必然感恩戴德，尽忠竭力”。李勣接到唐太宗的圣旨后，连自己家里都没有回去，直接赶赴外地上任。李治即位为唐高宗，依照父亲的遗言，召回李勣，进封尚书左仆射，永徽四年，又将李勣进封为司空。皇宫内院的斗争越演越烈，逐渐进入白热化的状态，唐高宗以王皇后无子为理由，要废掉王皇后，另立武昭仪，长孙无忌等大臣坚决反对，一时间唐高宗左右为难、愁眉不展。李勣一语惊醒梦中人，终于让唐高宗下定了决心，“这是陛下的家事，无须让外人多言”，于是后宫变天，武昭仪终于当上了武皇后，后人因此事对李勣恶语相加，其实有失公允，当时他也没有料到楚楚可怜的武昭仪会变成后来杀人如麻的女皇武则天，他不想干预皇帝的家事，岂知皇帝的家事也是大唐的国事，他对皇帝的支持和纵容，导致后来无数李姓皇子皇孙的灭顶之灾，正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乾封元年（666年），高丽发生内乱，给了唐朝出兵的借口。唐高宗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领水陆两军，向高丽进发，这时，李勣已经年过七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决心做到隋炀帝、唐太宗未能做到的事前，将高丽问题在自己手中做个了断。唐军一路进发，于翌年二月攻下高丽西境要塞新城（今辽宁铁岭南），自此门户洞开，唐军捷报频传，无往不胜。总章元年（668年），李勣占领了高丽的扶余城（今吉林四平），高丽王子泉男建的五万兵马兼程赶来，与唐军展开会战，结果羊入虎口，唐军斩获三万余人。李勣马不停蹄，挥师南下，汇合其他几路人马，又包围了平壤城（今朝鲜平壤）。在唐军铺天盖地的攻势下，高丽国王最终屈服，派出王子泉男产带着九十八人打着白旗出城投降，泉男建也被唐军生擒活捉。高丽灭亡了，唐朝占领了一百七十六座城市，获得六十九万七千户人口，在高丽旧地设置了安东都护府，任命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统兵2万留守当地，高丽并入了大唐的版图，李勣为大唐的扩张立下了不世功勋，他进封为太子太师，增食一千一百户。
公元669年，李勣因病去世，陪葬昭陵，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他的墓地冢起三山，象征着曾经驰骋过的阴山、铁山和乌德鞬山，历史上只有汉朝的霍去病死后享受过如此荣耀的待遇，今天陕西礼泉县的昭陵博物馆就设在李勣的墓园之中。
李勣一生征战沙场，喜欢推功于手下将士，皇帝赏赐的财物，也大多分给手下将士，因此在军中极得人心，将士皆愿效命。对家中儿孙，他也严加管束，惟恐他们行差踏错。临终之时，还对其弟李弼殷殷嘱托，要他约束家中子弟，有行止出格、结交非类的，马上打杀，以免倾覆家族。李勣目睹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家族的衰亡，惟恐自家后辈蹈其覆辙，深以为戒，只可惜，事情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唐高宗去世以后，武后当权，为了稳固自身统治，大杀李姓皇族，引起李勣之孙李敬业的极大义愤，又因受赃被贬，心中不满一触即发，终于在扬州举兵起事，扬言要匡复李唐皇室。武后调集三十万人马，动用守边大将，很快将起义队伍打垮。李勣的直系子孙几乎被杀得精光，旁系子孙偶有逃脱的，“皆窜迹胡越”，在蛮荒之地苦度余生。李勣的官爵被追削，受子孙连累，还遭到了开棺戮尸的下场，令史家感慨不已。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吐蕃攻下大唐的麟州，抓获了几千汉人俘虏，准备将他们押回吐蕃做奴隶，走到半路，被一个叫徐舍人的吐蕃将领全数释放，徐舍人自称是徐家后裔，先祖在徐敬业举事失败时逃往异域，从此在当地繁衍生息，虽然已历数代，依然难忘故国，所以作主对汉人俘虏私下开恩，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有关李勣后人的片言只语。
“啸聚声名壮，宏图乱世酬。沙场少奇策，廷庙尽阴谋。且向娥眉拜，争知子弟休。评书千载下，宜配武乡侯”，纵观英国公李勣的一生，有情有义有担当，是个遇事不逃避的性情中人，他与李世民生处同一时代，是他的幸运，也是李世民的幸运，更是大唐帝国的幸运。
薛万彻
薛万彻（？～653年），原敦煌（今甘肃敦煌西）人，后迁居京兆咸阳（今陕西咸阳市西北），唐朝大将。
提起当年的唐军主帅薛万彻，就不能不提薛家四兄弟的事迹，就不能不提历史上有关薛万彻与丹阳公主的故事。“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万彻蠢甚，公主羞，不与同席者数月。太宗闻，笑焉，为置酒，悉召它婿与万彻从容语，握槊赌所佩刀，阳不胜，遂解赐之。主喜，命同载以归”，丹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妹，与薛万彻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唐太宗有意调解夫妻矛盾，就让所有的妹夫、姐夫入宫赴宴，让他们对薛万彻进行教育，为了让薛万彻在众人面前挣足面子，唐太宗挑选薛万彻的长项，与薛万彻玩起了握槊的博戏，赌上了各自的佩刀，唐太宗假装败给了薛万彻，自己的宝刀也成了薛万彻的战利品。丹阳公主眼见夫婿如此了得，喜不自胜，让以前认为蠢笨的丈夫与自己同车而回，从此夫妻和睦，融洽相处。《太平广记》上也记载一个有关丹阳公主的趣闻，让人倍觉唐人的温磬和幽默。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有一个轻功出众的弟弟，外号“壁龙”，他如同古龙小说中的盗帅楚留香，神龙见首不见尾。唐太宗想要试探他的真功夫，就让柴公子去偷丹阳公主的镂金枕套。柴公子当即潜入公主的寝宫，伸出了他的“三只手”，他将泥灰抹在公主的脸上，睡梦中的公主下意识地一抬头，他迅即用另外一个枕头换走了公主的宝物，等到早上公主察觉此事，镂金枕套已在唐太宗的手中，唐太宗眼见他的空空神技，既惊且惧，就把他派到外地做官，终身不准返回京城，柴公子因此聪明反被聪明误。隋唐时期，门阀世族制度一统天下，能做公主的丈夫，出身自然非同小可，薛万彻的父亲是隋朝左御卫大将军薛世雄，隋末时薛世雄担任的是涿郡（今北京城西南）太守，他有四个儿子，薛万均、薛万淑、薛万彻、薛万备，个个武艺高强，后来都成为名垂青史的大唐英雄。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窦建德的军队与薛世雄的隋军在河间（今属河北）展开交锋，隋军遭到突然袭击，又逢大雾迷漫，难分敌我，以致溃不成军，薛世雄带领数十个亲兵逃回涿郡，羞愧难当，发病身亡。薛万彻跟着哥哥薛万均客居幽州，薛氏兄弟勇猛绝伦，割据一方的涿郡守将罗艺对他们十分赏识，青眼有加，后来，罗艺归顺大唐，薛氏兄弟也成了大唐的臣民，唐高祖封薛万均为上柱国、永安郡公，薛万彻为车骑将军、武安县公，显示了李唐皇室对薛氏兄弟十分看重。公元618年，窦建德的十万大军直奔范阳而来，罗艺奉命阻击，唐军人少，几乎没有胜算，多亏了薛万均出谋划策，在窦建德军渡河半道之际，雷霆出击，大败窦建德军，窦建德吃了个闷亏，心有不甘，公元620年，率领二十万军队气势汹汹而来，将幽州城团团围住，幽州城险象环生，薛万均和薛万彻临危不乱，从地道里出城，绕到敌人身后展开攻击，斩首一千两百级，再次挫败了窦建德的宏图大计。李世民扫平刘黑闼，薛万均担任的是右二护军，深受李世民的信任。入朝以后，薛万均依然是李世民的手下，而薛万彻则做了皇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副护军。秦王李世民功高盖世，手下又人才济济，夺储几乎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皇太子李建成处心积虑地陷害这位万众仰慕的弟弟，他想用烈马摔死李世民，未能得逞，又在酒中下毒，企图让李世民一命呜呼，李世民先发制人，终于发动了玄武门兵变，杀死了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薛万彻救主心切，率领东宫卫士拼命攻打玄武门，驻守玄武门的云麾将军敬君弘和内府中郎将吕世衡都死在了太子军的手中。正在鏖战之际，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李元吉的人头赶到现场，向众人示意，太子军见主君已死，顿时丧失斗志，一哄而散，薛万彻率领数十骑兵逃往终南山，以图避开李世民的追杀，李世民一代明主，当然明白各为其主的道理，他爱惜薛万彻的勇武，再三派人去向薛万彻讲明自己的意思，薛万彻见李世民不计前嫌，终于“释仗而来”，成为李世民手下的右领军将军。
公元628年（唐太宗贞观二年），朝廷打算扫灭依附突厥的梁师都，任命柴绍为主帅，薛万彻为副将，薛万均也随军出征，突厥闻讯派兵驰援，双方在离梁师都盘据的朔方数十里的地方迎面碰上，薛万均、薛万彻奋起神威，斩杀突厥骁将，大挫突厥骑兵的锐气，突厥人眼见讨不到半点便宜，赶紧溜走，再也顾不上自己的盟友。唐军长驱直入，直到朔方城下，梁师都经营朔方十几年，城防坚固，唐军若要强攻，也取之不易，因此有人建议暂缓进攻朔方城，薛万均独持己见，“朔方城死气沉沉，鼓不能声，这是破亡的征兆，我军保持对敌人的强大压力，必能占据朔方城”，事情果如薛万均的预料，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审时度势，动手杀掉了梁师都，向唐军献出了城池，唐军不费吹灰之力，顺利终结了梁师都在朔方十二年的经营，拔掉了这个历年最久的割据势力，薛万均因功晋升左屯卫将军，薛万彻晋升为右屯卫将军。
贞观四年（630年），薛万彻跟随李靖大破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使大唐的版图扩展到现在的贝加尔湖以北，突厥部落有十多万人内附，薛万彻因功进爵为郡公。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悍然寇边，唐太宗派李靖、薛万彻等人出击吐谷浑。薛万均、薛万彻为军先锋，率领一百骑兵在前开路，他们与数千吐谷浑骑兵在路上遭遇，薛万彻单骑冲入敌阵，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他回来后告诉诸将，“贼人容易对付”，大家跟着他一起冲杀，将敌人斩首数千级，薛万彻人马都被鲜血染红，立下了大功。在随后的赤水源（今青海湖附近）之战中，薛万均、薛万彻遭到吐谷浑优势兵力的围攻，战马毙命，他们只能徒步与吐谷浑骑兵苦战，手下士兵十有六七已经阵亡，形势危险万分，契苾何力听到消息，带领数百骑兵杀入重围，冲开一条血路，将薛万均、薛万彻从鬼门关救了回来。在契苾何力的极力坚持下，唐军乘胜追击，直捣敌人巢穴，斩首数千级，缴获驼马牛羊二十万头，一直追到河源（今约古宗列渠），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虽然一时逃脱，却走投无路，后来在绝望中自缢身亡。捷报传来，唐太宗派使臣在大斗拨谷（今祁连山扁都口）犒赏三军，薛万均自恃汉将身份，竟然恩将仇报，窃取契苾何力的战功，契苾何力怒火中烧，准备砍掉薛万均的脑袋泄愤，众人极力劝阻，才未酿成流血冲突。唐太宗得知真相以后，十分恼怒，他要剥夺薛万均的官职给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却说出了一番大道理，“如果因为我的缘故严惩薛万均，恐怕蕃将会认为皇上重胡轻汉，只会助长蕃将的诬告之风，夷狄无知，会以为汉将都会象薛万均这样，对朝廷产生疑虑，这不是有利于国家安宁的事情”，唐太宗为契苾何力的心胸所感动，原谅了薛万均的一时糊涂，对薛万均从轻处置。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以高昌国隔断西域朝贡为理由，派侯君集带领数万大军出征，薛万均担任先锋，一路势如破竹，高奏凯歌，高昌国王鞠智盛在唐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投降，鞠氏高昌从此成为历史名词，大唐在高昌旧地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天山以南的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在今新疆和田）、焉耆（在今新疆焉耆）四个军镇都在安西都护府的管辖之下，唐高宗显庆年间，安西都护府的治所移到龟兹，天山以北的西突厥旧地也归于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薛万均因平灭高昌的战功进封潞国公，很快他就受到朝臣的弹劾，说他与高昌女子有染，唐太宗准备追究这件事，魏征予以劝谏，“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现在让薛万均与一个亡国女子对质风流韵事，即使事情属实，也是小事而已，如果只是传言，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唐太宗听从其言，不再理会这件事。
唐太宗游览芙蓉园，薛万均因为“清宫不谨”而下狱，他气愤难当，竟至忧死，唐太宗十分悲痛，将薛万均陪葬昭陵，以示恩宠。后来唐太宗在宴会上赏赐群臣貘皮，叫到薛万彻的时候却喊成了“薛万均”，唐太宗心有所感，“薛万均是朕的勋旧之臣，现在突然叫出他的名字，莫非是死者地下有知，也想得到这赏赐”，就让人烧掉一张貘皮，给薛万均“寄去”，在座众人无不感叹一代帝王的至情至性。
由于唐朝将归降的东突厥部众安置在漠南地区，引起了薛延陀（铁勒诸部之一）的强烈不满，贞观十五年，薛延陀入侵居于漠南的李思摩部落，李思摩抵挡不住，向中央政府频频告急。公元641年，薛万彻作为副将，跟随徐世勣讨伐薛延陀，唐军的六千骑兵与二十万薛延陀军在诺真水一带（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展开激战，在这里，唐军领教了薛延陀军独出心裁的战法，他们五人为一组，四人在前面冲锋陷阵，一人在后面看守战马，如果己方人员战死，看马人就带走马匹，不让马匹落入敌人手中。刚接战时，薛延陀军流箭如雨，唐军的很多战马被射死，徐世勣命令大家下马步战，唐军手持长槊，气势如虹，与薛延陀军展开殊死搏斗。在徐世勣的授意下，薛万彻带领数百骑兵绕到敌后，将看马人和战马统统俘获，切断了薛延陀军的后路。唐军一鼓作气，斩首三千级，俘敌五万余人，缴获战马一万五千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公元646年，唐军扫灭薛延陀，大唐的版图扩张到了贝加尔湖的大漠南北，在这里设置了安北都护府，管辖漠北的铁勒诸部。薛万彻由于战功显赫，改封左卫将军，他的一个儿子被封为县侯，皇帝将自己的妹妹丹阳公主嫁给薛万彻，加封薛万彻为驸马都尉，后又升为代州都督、右武卫大将军，唐太宗曾对别人说道，“当今名将，只有徐世勣、李道宗、薛万彻三人，徐世勣、李道宗就算不能大胜，也不会大败，薛万彻如果不是大胜，必定大败”。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任命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总管，带领偏师三万征讨高丽国，大军乘楼船出海，渡过鸭绿水（今鸭绿江），在大行城与上万高丽步骑激战，唐军斩高丽悍将所夫孙，很快就抵达了泊汋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在泊汋城下把上万高丽守军打得落花流水，高丽全国震动，三万援军赶来与唐军对决，却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拼命逃窜。在唐军的不断骚扰下，高丽国粮食欠收，民生凋弊，陷入了大厦将倾的惶恐之中。
薛万彻虽然节节胜利，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却为众将所不容，有人上书说他骄横拔扈，“任气不能下人”，唐太宗念及他的功劳，只是对他出言劝告，自己将上呈的书信烧掉。副将裴行方告发薛万彻对朝廷心存怨望，徐世勣认为事态严重，要求唐太宗处罚薛万彻，“薛万彻高官显爵，位至大将军，又是公主的丈夫，却心怀不平，其罪该杀”，唐太宗是个念旧的皇帝，当然不想要薛万彻的命，他将薛万彻免官徙边，过了没多久，薛万彻就遇赦而还。唐高宗永徽二年，薛万彻被授予宁州刺史，入朝后，他与房遗爱关系密切，常在一起打猎，房遗爱是已经去世的贞观宰相房玄龄的儿子，又是唐太宗女儿高阳公主的丈夫，交往之中，薛万彻不自觉地卷入了房遗爱的密谋，两人商议一旦国家有变，当扶助荆王李元景登上皇帝宝座。这件事情败露以后，唐高宗毫不留情，将与此案有牵连的皇亲国戚一网打尽，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被斩首，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被迫令在家中自尽。薛万彻的妻子丹阳公主此时已经去世，不然，绝对逃脱不了赐死的命运。薛万彻临刑的时候，黯然感叹命运的无常，“我本是大好的健儿，理当为国家效死，却遭受懦夫的牵连，命丧黄泉，真是不值”，他解衣对监刑者说，“快来杀我”，刽子手为他的威严所慑，双手发抖，一刀下去，斩之不死，薛万彻大声喝道，“为什么不用力”，刽子手胆战心惊，连着砍了三次，才砍下薛万彻的头颅。
谋反之罪，株连九族，薛万彻的二哥薛万淑，历任右领军将军、梁郡公、畅武道行军总管，此时已经去世，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素有孝行，受到过唐太宗的大力表彰，他曾跟随唐太宗东征高丽，在契苾何力身陷重围、身受重伤的危急关头，单枪匹马，闯入千军万马的战阵之中，救出了契苾何力，他后来又跟随阿史那社尔出击龟兹，说服于阗王归顺大唐，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他当时是左卫将军，当然在劫难逃，被朝廷流放到交州（今越南河内市西北），流落蛮荒，殊为可惜。
薛万彻“筹深行阵，勇冠戎夷”，却依然逃不出权势人物的宿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从灸手可热到冷月荒坟，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这种血与火的循环，几乎伴随了每一次的宫廷斗争，扳倒薛万彻的长孙无忌后来整个家族都被唐高宗连根拔起，抛入了绝望的境地，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一切确如古人的感叹，“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