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君集
侯君集（？～643年），祖籍豳州三水（今陕西旬邑北），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是个胆大勇武的世家子弟，与《隋唐演义》中那个贼眉鼠眼的偷儿形象大相径庭，由此可见演义戏说之类对人民群众的误导之深。在隋末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侯君集得识明主，投入了李世民的幕府之中。他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屡建功勋，被封为全椒县子，受到了李世民完全的信任。
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爆发了，在这之前，侯君集出谋划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跟随李世民进入玄武门，诛杀了李世民的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不久，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侯君集被封为潞国公，赐邑千户，升为右卫大将军，而此时的李靖，食邑才有五百户，可见当时在李世民的眼里，侯君集比李靖重要的多。贞观四年（630年），侯君集又升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贞观九年，他被任命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作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的副手，讨伐吐谷浑。
五路大军直指吐谷浑，慕容伏允胆战心惊。他放火烧荒，尽毁草原，然后躲进沙漠，给唐军来个坚壁清野。侯君集主张穷追猛打，不给敌人喘息之机。李靖采纳了侯君集的建议，唐军兵分两路，李靖、薛万均往北路，侯君集、李道宗往南路，对慕容伏允展开了钳形攻势。侯君集部穿越2000多里的不毛之地，人靠喝马血维持体能，马靠啃冰雪延续生命，终于在乌海（今青海苦海）追上了吐谷浑军，杀得吐谷浑人鬼哭狼嚎。唐军翻越积石山（今青海阿尼玛卿山），在今天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全歼慕容伏允的吐谷浑军，慕容伏允走投无路，自缢身亡。慕容伏允的儿子慕容顺也被唐军俘获，吐谷浑举国投降，唐军大获全胜，自此吐谷浑一举平定。
贞观十一年，侯君集被封为陈州刺史，改封为陈国公。明年，又拜为吏部尚书，进位光禄大夫。侯君集以前根本不爱读书，进了李世民的秦王府后才拿起书本补习功课，他天资聪颖，竟然很快小有成就，典选官员，制定考课，做得有条不紊，颇受时人赞美，出将入相，文武双全，正是大唐帝国官员的典型特征。他一直走得很顺，少有挫折，心高气傲，耻居人下，就成了他一贯的心态。连一向待人谦和的李道宗都看不惯他，认为他不是善类，早晚必为反贼。侯君集如此狂傲，当然有他狂傲的资本，那就是他独担重任、平灭高昌国的赫赫战功。
高昌国是个与今天的伊拉克差不多大小的国家，位于中亚地区的咽喉地带，东面是强大的唐王朝，西面是西突阙这样凶悍的游牧民族，在强国的虎视眈眈之下，高昌国就有了墙头草的特征，在大国的缝隙之中谋求生存，于是，高昌国摇摆不定的举动就被大唐帝国视为对国家威严的挑衅。
高昌国王鞠文泰本来对大唐颇为恭敬，经常贡献一些奇珍异宝，贞观四年，鞠文泰亲自入朝晋见唐太宗，得到了丰厚的赏赐，鞠文泰的妻子还被册封为常乐公主。来回的路上，见到大唐的西部地区因久经战争而城邑空虚、人民稀少，心里涌起了轻视唐朝的念头，于是悍然与西突厥勾结在一起，做出了几件让人侧目的事情。他扣押了不少路经高昌的西域商人和贡使，不许他们前往大唐。又和西突厥联合出击，攻打唐朝的西域属国伊吾和焉耆，连下焉耆数城。焉耆王派使者向大唐求救，唐太宗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贞观十四年，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薛万均、契苾何力等将领直奔高昌而去。
鞠文泰之所以胆大妄为，是因为他料定唐朝不会真的出兵，就算真的出兵，如果是三万人以上，绵延二千里的荒漠之地，后勤绝对无法保障，如果是三万人以下，以高昌国的兵力足以抵挡，加之唐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高昌军以逸待劳，应该不落下风。可是，事实给了鞠文泰无情的一击，唐军风驰电掣，浩浩荡荡，已经逼近了高昌国。鞠文泰顿时六神无主，急火攻心，竟然活活吓死，鞠文泰的儿子鞠智盛即位为新的高昌王。
侯君集的数万兵马已经到达柳谷，听说鞠文泰这几天就要下葬，军中议论纷纷。有人主张趁机偷袭，侯君集没有同意，“大唐皇帝因为高昌傲慢无礼，才兴问罪之师，如果我们趁人发丧，偷袭敌人，非大国雄师所当为”，于是，唐军鼓行而前，从容进军。
等鞠文泰丧礼已毕，唐军开始攻城了。抛石车和冲城车轮番作业，巨石象冰雹一样飞向城墙，城墙上的高昌守军被砸得血肉模糊，冲城车猛烈撞击城墙，一下，二下，三下，城墙出现了缺口，缺口越来越大，唐军并不急于入城，只是一下又一下的撞击，让高昌人胆战心惊。尽管高昌城坚墙厚，也无法阻挡唐军进军的步伐，唐军攻城掠地，俘获高昌男女七千多口，长驱直入，将高昌都城团团围住。鞠智盛惶惑无计，赶紧写信给侯君集，“得罪大唐天子的人是先王，现在他已不在人世，智盛刚刚即位，不知个中情由，希望尚书哀怜”，侯君集的问答是，“想要避祸，马上投降”。鞠智盛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侯君集不再迟疑，率领唐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高昌本来与西突厥约定里应外合，西突厥援兵听说侯君集已经兵临高昌，竟然不顾盟友，西逃千余里，只留下高昌军队孤身面对唐军。
唐军填平了城壕，抛石车开始了照常作业。又建造了十丈高楼的巢车，可以俯视城内，指挥抛石车的落点。巨石所至，血肉横飞，吓得高昌人纷纷躲进屋内。冲城车撞击城墙，城墙一片片坍塌，高昌人眼睁睁地看着，却丝毫无能为力。鞠智盛看着、听着，终于精神崩溃，他黯然出城，向唐军投降。侯君集调兵遣将，攻下高昌的其余地盘，高昌国灭亡了，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的高昌国并入了大唐的版图，唐军得高昌三万七千七百人，克高昌二十二城。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在高昌旧地设置西州，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设置安西都护府。史书上曾记载了一则轶闻，预言了高昌国的消失，这就是曾流行于高昌国的一首童谣，“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
侯君集取得了盖世功劳，同时也犯下了弥天大错，他私取高昌宝物，据为己有，上行下效，他的部下很快将高昌宝物抢掠一空。战争中的掳掠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这能极大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御史大人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接连对侯君集进行了严厉的弹劾，率部归来的侯君集很快被下了大狱。中书侍郎岑文本挺身而出，为侯君集作了精彩的辩护。他列举了陈汤等前朝大将的故事，希望唐太宗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并引用黄石公兵法作为论据，军法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所以以前的明君用人，必然用人所长、弃人所短，不会轻易委屈功臣大将。唐太宗深以为然，下诏释放侯君集，不再追究他的过失。
虽然侯君集虚惊一场，但有功不赏，一直让他怏怏不乐、耿耿于怀。人性本是复杂的，侯君集并非胸怀宽广的谦谦君子，做事一向随心所欲，不畏人言。他家里养着好几个奶妈，就是为了自己每天可以喝到新鲜的人奶，穷奢极侈，以此为甚。虽然唐太宗待他不薄，却远远没有满足他所期望的要求，俗话说，富贵险中求，他要在皇太子李承乾的身上找到登峰造极的荣华。
此时的李承乾也正惶惶不可终日，他已经多次遭到李世民的训斥，担心自己的太子位随时不保，知道侯君集对皇上不满，正好拉他一同入伙。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当时是东宫属官，为两人见面牵线搭桥，他们多次在一起策划政变，侯君集曾举手对李承乾言道，“此手当为殿下用之”。
侯君集对皇帝的不满，唐太宗早就知道，一直并未在意，唐太宗没想到的是，侯君集竟会密谋造反。以前张亮出任洛州都督，来向侯君集道别，侯君集讥讽他说，“被人排挤出京城了”，张亮回答道，“还不是你背后排挤我”，侯君集积怨难消，“我平灭高昌，回来就被天子下狱，哪有机会背后排挤你，这种日子过得实在郁闷，我过不下去了，你敢造反吗，我们一起反了吧”。张亮心中害怕，转头就将此话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认为这只是侯君集一时的气话，按下此事，只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贞观十七年，李世民让阎立本画出包括侯君集在内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放于三清殿旁的凌烟阁，共同缅怀当年的峥嵘岁月。
李世民是念旧的，侯君集何尝不是如此，《酉阳杂俎》上记载了侯君集参与密谋后惶恐不安的心情。他梦见二甲士把他抓到一个地方，一个戴着高高帽子的人大喊道，“取侯君集的威骨来”，立刻就有好几个人操起屠刀，打开他的脑袋和右臂，取出鱼尾状的骨片，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脑袋和右臂还十分疼痛。“自是心悸力耗”，连一张弓也拉不开了。谋反是满门抄斩的大罪，侯君集当然知道个中干系，常常夜不能寐，黯然叹息。他的妻子还蒙在鼓里，看见丈夫如此不安，忍不住出言劝解，“你是国家大臣，怎么会如此忐忑？如果是做了辜负国家的事情，还是去自首的好，肯定可以保住性命”，侯君集也有过自首的念头，但终究没有付诸实施。
皇太子李承乾谋反的阴谋终于东窗事发，很快牵出了勋臣侯君集。面对人证、物证，唐太宗确定侯君集参与了李承乾的阴谋。唐太宗希望对他网开一面，群臣都说，“侯君集大逆不道，应该用国法处置他”。唐太宗无法否决众臣的意见，只能与侯君集最后诀别，此时，大唐皇帝泪如雨下，侯君集也泣不成声，血雨腥风中走出的生死战友，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
侯君集临刑前，神色镇定，他请监斩官转告唐太宗，留下一个儿子延续侯家的香火（谋反本是满门抄斩），唐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将他们流放岭南。
一代将星陨落了，结束了他的荣辱一生，也许是他成功得太快？也许是他过于执着？他的不甘，让人动容，而李世民的眼泪，则让人心碎。
李道宗
李道宗（600年～653年），字承范，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天潢贵胄，出自陇西李氏，他19岁起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不世功勋。史料中处处显示了李世民对这位堂弟的偏爱和袒护，李道宗在战阵中足部受伤，李世民亲自为其针灸。李道宗贪赃下狱，李世民仅仅是将其免官而已，转眼之间，又获重用。李道宗作战失利，李世民斩了替罪羊，而对于应负主要责任的李道宗，宽大为怀，自比为秦穆赦孟明。
李道宗的父亲李韶在武德年间被追封为东平王，赠户部尚书。在此之前，由于李渊的牵连，李道宗被抓到牢里，险些被隋将卫文昇、阴世师处死。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19岁的李道宗成为略阳郡公，起家左千牛备身。武德二年，20岁的李道宗跟随李世民抗拒刘武周。
唐军的核心就是关陇贵族集团，他们在战场上勇猛无敌，冲锋在前，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刘武周生不逢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李世民屯兵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绛州（今山西新绛）守军互为犄角，与刘武周的主力宋金刚周旋。李世民询问李道宗，“贼兵势众，我军应如何应对？”，李道宗回答，“贼兵锋芒正盛，不宜硬拼，我军深壁高垒，打持久战，这群乌合之众必然难以坚持，等他们粮草匮乏的时候，我们再主动出击，就能一举获胜”。李世民十分赞同，“你的意见与我不谋而和”。后来诸将要求出战，李世民给大家讲了一番敌人利在速战、我军不宜轻动的道理，带领唐军与宋金刚的部队相持了整整五个月。宋金刚粮运不济，只能撤军，唐军衣不解甲，不眠不休，追击宋金刚的主力，俘斩数万人，后来在介州（今属山西）彻底击溃敌军。刘武周和宋金刚逃往突厥，被突厥所杀。刘武周手下大将尉迟敬德收拾残兵败将，固守介休（今属山西），又是李道宗前去招降，李道宗不负使命，尉迟敬德、寻相以介休、永安（今山西霍县）二城投降唐军。河东收复了，关中稳固了，李世民取得了争夺中原的初步胜利，下一步，就是对付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割据势力。武德四年，李道宗跟随李世民大破王世充、窦建德于洛阳、虎牢（今属河南），唐军以少胜多，消灭了窦建德部队十万人，迫使在洛阳城中苟延残喘的王世充率部投降，中原的主要地区落入了唐军的掌控之中。
窦建德手下的刘黑闼起兵反唐，一时竟呈星火燎原之势，武德五年，李道宗跟随李世民征讨刘黑闼。李世民、李道宗在救援部将的时候，被刘黑闼的部队包围，敌人越杀越多，眼看就要性命不保。危急时刻，尉迟敬德冲入了包围圈，浴血奋战，将李世民、李道宗救了出来，同生共死，患难相扶，难怪以后李世民对二人十分厚待，鲜血凝成的情谊自然是非同凡响。三月二十六日，唐军决开洺水，刘黑闼军终于不敌，上万人被杀，数千人淹死，刘黑闼骑马逃入了突厥。后来他被人出卖，交到唐军手中，被绑赴刑场斩首，临刑前，仰天长叹，“我本来在家里种菜，却被高雅贤这些人误导，才有今日”。
武德五年当年，唐高祖授予李道宗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总管之职。此时，梁师都割据夏州（今陕西靖边东北），勾结突厥人，让其弟梁洛仁带着几万突厥兵包围了李道宗所在的灵州，李道宗镇定自若，先是据城固守，然后伺隙进攻，杀得突厥兵溃不成军，唐军扩大战果，很快将突厥兵赶出五原故地，向北开疆拓土上千里，唐高祖听闻了堂侄的战绩，万分欣慰，他对左仆射裴寂、中书令萧瑀说，“道宗以寡敌众，勇不可挡。昔日魏任城王英雄虎胆，道宗与他十分相似，我就封道宗为任城王”。年轻的李道宗成了大唐帝国的任城王，他身着明光铠，骑着风驰电掣的神驹，飞扬勇决，风华照人，如同李世民一样，成为那个时代少男少女心中的偶像。唐初贵族精英争相从戎，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唐军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武器先进，斗志顽强，英勇善战，留下了一幕幕难以忘怀的英雄传奇。
唐高祖武德八年，突厥南下寇边，与李道宗在灵州激战，没能讨到丝毫便宜，后来，突厥向大唐请和。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事变暴发了，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被秦王李世民所杀，不久，唐高祖李渊退位成了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成了唐太宗。唐太宗对文武全才的堂弟一向视为铁哥们，自然加官进爵，征为鸿胪卿，历左领军、大理卿。新皇帝立志要扫平突厥，李道宗又被授予灵州都督，在前线保卫大唐的安宁。这一年，唐军进攻割据夏州的梁师都，城中粮尽又没有突厥兵的支援，梁洛仁杀了梁师都，出城向唐军投降。
贞观三年，李道宗被封为大同道行军总管，与通汉道行军总管李勣、金河道行军总管柴绍、恒安道行军总管卫孝杰、畅武道行军总管薛万彻一起，受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的节制，率兵十余万，直击东突厥。
李靖发动奇袭，大获全胜，斩首万余人，俘获突厥男女十几万，颉利可汗逃往灵州西北的沙钵罗部落，想要投奔吐谷浑。李道宗率唐军进逼沙钵罗，强迫其酋长交出颉利可汗，颉利可汗逃走了，藏匿于荒山野岭，又被沙钵罗骑兵抓回。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军包围了沙钵罗的营帐，沙钵罗部落被迫投降，颉利可汗被押送长安，漠南为之一空，东突厥汗国灭亡了，此后北方边境平静了数十年。李道宗“以功赐实封六百户，召拜刑部尚书”。
贞观五年，灵州斛薛部举兵反唐，为李道宗所败。贞观八年，吐谷浑寇边，威胁河西走廊的畅通，李世民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吐谷浑问题。他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李道宗为副，分别担任集石道行军总管和鄯善道行军总管。此外，还有且末道行军总管李大亮、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吐谷浑听闻唐朝大兵压境，主动退到嶂山（今甘肃旧宁夏府），距离唐军已然数千里。诸将商议准备回师，李道宗坚持要追击吐谷浑军，得到了李靖的首肯。李道宗率领偏师昼夜兼程，急行十日，终于在库山（今青海湖东南）追上了吐谷浑军。吐谷浑军据险苦战，进行顽抗，李道宗派出千余骑兵绕袭其后，“贼表里受敌，一时奔溃”。唐军气势如虹，在李靖的调度之下，两路出击，李靖与李大亮从北路，在曼头山（今青海共和西南）、牛心堆（今青海西宁西南）、赤水源（今青海兴海东南）大破吐谷浑军，俘虏多名吐谷浑贵族。李道宗、侯君集从南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驰行二千里，越过破逻真谷（今青海都兰东南），饮冰卧雪，穷追吐谷浑的慕容伏允可汗，终于在乌海（今青海苦海）追上慕容伏允，唐军俘获甚众，慕容伏允向西逃窜，企图投奔于阗，却逃不出唐军布下的天罗地网。
唐军穷追猛打，追至沙漠地带，无水可饮，将士们喝马血维持体能，很快追上了慕容伏允，斩首数千人，慕容伏允仓惶逃脱，却无处可去，绝望之下上吊自杀。李道宗率领南路唐军一路高歌奋进，长驱直入，先后转战于星宿川（今青海星宿海）、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皆大克获”，李靖率领北路唐军赶来会师，双方在柏海合兵一处。慕容伏允的儿子慕容顺杀掉了吐谷浑的天柱王，举兵投降，被封为西平郡王，吐谷浑成了唐朝的附庸国，西北边境平定了，吐谷浑再也翻不起什么大风浪。贞观十一年，定制诸王为世封刺史，又定制勋臣为世封刺史，二者兼而有之的李道宗改封为江夏郡王，授鄂州刺史，当时享有同等待遇的只有功业显赫的河间郡王李孝恭。贞观十二年，李道宗迁礼部尚书，不久，坐赃下狱，唐太宗很生气，后果却不严重，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道宗俸禄很高，宴赐不少，家中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让人叹息。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李道宗被罢免官职，削其封邑，以王就第。唐太宗是个重情的男人，与堂弟一向脾气投缘，如同唐高祖和裴寂，是看到了就心里舒坦的老朋友，虽然当着群臣的面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但是，唐太宗对这位堂弟从来是爱惜有加，仅仅一年时间，李道宗又成了茂州都督，还没成行，就封为晋州刺史，贞观十四年（640年），李道宗再拜为礼部尚书，又成了一位大官，贞观十五年，他被任命为文成公主的送亲大使。史家猜测，文成公主是李道宗的亲生女儿，笔者以为可能性不大。李道宗是唐朝宗室和一代名将，史料记载得非常详细，他的女婿韦待价出身名门，也有传记，李道宗后来受房遗爱的牵连，其女婿韦待价也遭贬为卢龙府果毅。如果文成公主真是李道宗的女儿，作为唐史上大名鼎鼎的和亲公主，她的父亲必然要提上一笔，而史料上只是模糊地宣称文成公主为宗室女，可见李道宗与文成公主应该不是父女关系。笔者认为，可能是李道宗英俊挺拔，气度清贵高华，完全能够代表大唐皇室的光辉形象，因此被唐太宗认定为送亲的最佳人选，成就了唐蕃之间的一桩和亲美事。
松赞干布亲自到河源附近的柏海（今扎陵湖、鄂陵湖）迎接李道宗和文成公主，向李道宗恭行子婿之礼，“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松赞干布迎娶了上国公主，为了夸耀后世，建造了闻名世界的布达拉宫。送亲回国不久，朝廷就发生了一件已在李道宗预料之中的大事，陈国公侯君集跟随太子李承乾企图谋反轼君，被唐太宗依法处死。当年，侯君集平灭高昌国，志得意满，凯旋之际，李道宗侍宴，对唐太宗直言相告，“见其恃有微功，深怀矜伐，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非毁时贤，常有不平之语”，唐太宗当时并不相信，然而，事实摆在了面前，唐太宗不得不夸奖堂弟的识人之明，感谢他对朝廷的赤诚和坦率。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出兵征讨高丽，李道宗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副总管，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步骑六万进逼辽东，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率江、淮、岭、峡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今属山东）渡海进逼平壤，水陆并进，高丽岌岌可危。
在此之前，李道宗曾率领上百骑兵，到辽东勘察地形，临行前，他告诉唐太宗，“臣请二十日行，留十日览观山川，得还见天子”，李道宗完成任务后，发现退路被高丽军切断，就率部从小路行走，如期赶回来面见大唐皇帝，皇帝衷心称赞，“贲、育之勇何以过”，当即赏赐黄金五十斤，绢千匹。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直指高丽。李勣和李道宗猛攻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历时十余天，终于攻克，俘虏二万人，获粮食十余万石，“以其城置盖州”。张亮攻占了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俘男女八千人。李勣和李道宗的部队乘胜前进，直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外，高丽步骑四万人赶来援救，一场恶战开始了。
因为众寡悬殊，旁人建议李道宗深沟高垒进行坚守，李道宗慨然言道，“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必摧。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率领四千骑兵迎战高丽军，起初形势不利，唐军败退，李道宗奋起神勇，带领几十名骑兵在敌军中左冲右突，杀进杀出，李勣也领兵相助，唐军斩首千余级，大败高丽军。唐太宗的御驾来到了前线，他对堂弟的勇猛十分欣赏，当即赏赐奴婢四十人，予以嘉奖。七天后，唐军攻占辽东城，斩首万余人，俘获万余高丽兵，俘获男女四万人，以其城置辽州。唐军一路推进，很快就到达了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东南）外，攻坚战打响了。安市城的百姓听说李勣上奏唐太宗，要求在攻破安市城后坑杀全城百姓，都拼死帮助高丽军守城，双方斗智斗勇，展开了殊死争夺。
李道宗在安市城东南筑起土山，逼近城墙，城中守军也加高城墙，与唐军对抗。李勣进攻安市城西面，冲车猛撞城墙垛，抛石车抛出阵阵石雨，城墙垛撞开了缺口，城中立即用木栅栏填补，严防死守，寸步不退。唐军攻城六十余日，竟然不得而入。李道宗在阵前脚部受伤，唐太宗十分担心，亲自为堂弟针灸，赐以御膳。此时，唐军堆起的土山高度已超过城墙，足以俯视城内，眼看破城在即，双方的争夺到了关键时刻。李道宗让果毅都尉傅伏爱驻守土山顶，随时观察军情，不料傅伏爱擅离职守，更不巧的是土山突然坍塌，压坏了城墙，高丽兵趁势冲出，占领了土山，挖掘沟堑，重新布置防御工事。唐军连攻三天，未能拔城，傅伏爱被斩首示众，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李道宗是他的顶头上司，自然难辞其咎，他光着脚板，到唐太宗面前请罪。对于曾经同生共死的堂弟，唐太宗不忍重责，他告诉李道宗，“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此时辽东已近深秋，气候寒冷，这里到了最冷的冬季，刚流出的鼻涕就会结成冰，继续与高丽人作战，于军不利，唐太宗决定撤兵回师，其实，此行唐军已经收获颇丰，一年时间，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城归入了大唐的版图，唐军斩首四万人，俘获高丽人口七万多户，自身仅仅损失了两千人。李道宗先为前军，后为殿后，功劳不言而喻。
唐太宗曾对臣子言道，“当今名将，唯有李勣、李道宗、薛万彻三人而已。李勣、李道宗比较持重，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薛万彻不是大胜，就是大败”。唐军东征高丽，薛延陀部落却在背后捣乱，惹得唐太宗十分恼火，贞观二十年，李道宗被任命为瀚海道安抚大使，与其他几路唐军一起讨伐薛延陀。薛延陀的多弥可汗见势不妙，逃到阿史德时健部落，却被回纥兵围攻，多弥可汗被杀，群龙无首，薛延陀余部尚有七万之众，于是拥立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伊特勿失可汗向大唐朝廷上书请和，要求驻留在郁督军山（今蒙古共和国境内杭爱山东支）北麓，唐太宗表示同意，派李勣和崔敦礼前往安抚。李勣发现伊特勿失可汗并非真心归附，而是暗中图谋不轨，就和李道宗一起，在郁督军山北痛击薛延陀，斩首五千余级，俘虏薛延陀男女三万余人。李道宗渡过沙漠，追击薛延陀，与数万余众激战，斩首千余级，追出了两百里，灭薛延陀之战取得了完胜，咄摩支被带回京城献俘。大唐的国土空前辽阔，大唐的威名播于四方，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余部落相继归附大唐，唐太宗各因其地，置为州府，由燕然都护统辖。天可汗视华夷为一体，四海之内一片升平景象。
贞观二十一年，李道宗以疾病请居闲职，后来转为太常卿。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病逝于含风殿，享年52岁。皇太子李治即位于柩前，是为唐高宗。新皇帝册封吐蕃赞普为驸马都尉和西海郡王，吐蕃赞普向新皇帝殷勤致意，“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
唐高宗永徽元年，李道宗加授特进，增实封并前六百户，这一年，吐蕃赞普去世了，唐高宗派人前往隆重吊祭，此时唐蕃之间的关系维持在良好的状态下。荣华富贵短暂，黎民百姓长久，唐高宗永徽四年，一场弥天大祸不期而至，降临在李道宗的身上。
房遗爱、高阳谋反一案牵连了众多的皇亲国戚，其中包括长孙无忌一向忌惮的吴王李恪，还有与长孙无忌、褚遂良有宿怨的江夏郡王李道宗。在这场血淋淋的权利斗争中，驸马都尉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被斩首示众，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巴陵公主、高阳公主都被赐死，李道宗持身再正，也逃不出报复式的清洗，他被流放象州（今广西柳州东南），在路上就病逝了，享年54岁。权利斗争周而复始，武则天得势，长孙无忌、褚遂良重蹈李道宗的命运，李道宗又被追复爵邑。李道宗的儿子李景恒降封卢国公，官至相州刺史。李道宗还有一个弟弟李道兴，武德初年，被册封为广宁郡王，后来降为县公，贞观九年，被任命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厉”，独自在蛮荒之地郁郁寡欢，死于任上，朝廷追赠文州都督。
李道宗晚年颇为好学，敬慕贤士，从不以势凌人，在唐初宗室之中，只有他和河间郡王李孝恭最受时人的称赞。有一件事情足以证明他的心胸，贞观六年的某一天，李世民大摆酒宴，尉迟敬德也在邀请之列。尉迟敬德发现有人的席位排在自己之上，大为不悦。任城王李道宗出面劝解，尉迟敬德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差点把李道宗的一只眼睛打瞎，但是李道宗并未与尉迟敬德计较。李世民非常生气，事后严厉警告尉迟敬德，“我以前一直认为刘邦对功臣做得太绝，自己当上皇帝后，希望君臣能够和睦相处。但是看到你如此无法无天，才知道当年刘邦杀韩信，实在是迫不得已。这次我可以原谅你，你以后一定要自我约束，不要日后追悔不及”。
李道宗作为大唐的皇亲国戚，犹如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征战四方，功勋显赫，深受敬仰。但在戏曲中却成了一位机关算尽的大坏蛋，处处陷害名将薛仁贵，最后自食其果。酸儒们肆意歪曲唐朝的历史，唯一没有歪曲的是，唐太宗确实非常爱护李道宗，两人维持了一生的友谊和亲情。唐初的辉煌战果，与军中存在一个关陇贵族集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这一坚强核心的表率作用，将唐军变成了威服四海的常胜军队，关陇贵族集团的自信，五胡乱华后汉族民众的勇悍，铸成了大唐帝国的钢铁长城，无坚不摧，无往不利，李道宗作为关陇贵族集团的一员，冲锋在前，奋不顾身，他无愧于贵族的荣誉，无愧于铁笔下的青史。
程知节
程知节（589年～665年），济州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人，原来的名字叫程咬金，后来改名程知节，字义贞，一生活了77岁，也算高寿。隋朝末年，朝廷横征暴敛，又连年对外用兵，民生艰难，百姓揭竿而起，农民起义的队伍多达百余支，这些流寇以抢掠为生，为害乡里，程知节就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组织“民团”数百人，对抗流寇，保得一方平安。
后来流寇越来越多，程知节逐渐疲于应付。乱世中人，如果做不到隐居避世，唯一的选择恐怕就是选择一个有前途的主子，跟他一起建功立业，当时，瓦岗义军的首领李密落入了程知节的视线，在重视门阀制度的隋唐，李密的出身和个人魅力可以说是少有人及。他的曾祖父李弼，是八大柱国之一，北周时当过太师和魏国公，他的祖父李祖曜，是北周邢国公，他的父亲李宽是隋朝的上柱国和蒲山公，代代显宦，更难得的是李密本人“养客礼贤，无所爱吝”，颇有当年的孟尝君之风，程知节率众投奔李密，可以说是深思熟虑的后果。
程知节骁勇善战，李密对他自然亲睐有加。李密组织了八千人的内军，个个都是勇猛的壮士，内军设置四位骠骑将，程知节就是其中之一。内军是李密的亲卫队，负责保护李密的安全，李密对这支部队的战斗力非常自信，曾夸下海口，“我这八千人抵得上百万雄师”。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的内部斗争趋于白热化，火拼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李密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将创立瓦岗军的翟让毙于刀下，坐稳了瓦岗军大当家的位置，从此，李密乾纲独断，指挥瓦岗军与各路反王浴血奋战。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九月，王世充趁着瓦岗军与宇文化及的军队两败俱伤之际，带领两万精锐步骑，在通济渠（今河南孟县境内）上架起三座桥梁，准备与瓦岗军进行决战。审时度势，往往决定了群雄各自的命运，李密的部下裴仁基提出围魏救赵之策，主张兵进洛阳，李密却没有采纳，他调兵遣将，在邙山脚下摆开大阵，与王世充来个硬碰硬。
王世充的军队首先攻打偃师城（今河南偃师东）北的单雄信，李密派出程知节和裴行俨前去支援。裴行俨就是隋唐好汉裴元庆的原型，他是隋将裴仁基的儿子，素有万人敌之称，一向勇冠三军。这次，他却运气不佳，很快被流箭射中，坠下战马，程知节赶紧营救，刺杀了冲上来的好几个敌军士兵，才将裴行俨抱到马上。他带着裴行俨向后撤退，王世充的骑兵却紧追不舍，战马承载了程知节和裴行俨两个人，不可能跑得很快，终于在半路被王世充的骑兵赶上。众人马槊齐下，程知节奋力反击，稍一疏忽，一根马槊竟然洞穿了程知节的身体，程知节一声大喝，将这根马槊生生折断，回手一刀，将这名士兵的头颅砍下，王世充的追骑胆战心惊，眼睁睁看着程知节带着裴行俨昂然离去，虽然两人都身受重伤，但总算平安回到了瓦岗军的大营。
虽然在生死关头程知节表现了对战友的无限热爱，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受到李密的褒扬，瓦岗军不敌王世充军的强大攻势，兵败如山倒，十多位将领成了重伤员，李密眼见大势已去，撇下众人，投奔大唐而去，程知节、秦叔宝和裴仁基父子都落入了王世充的手中。王世充本是西域胡人，年幼时母亲改嫁给一位姓王的汉人，他随继父姓王，因为机缘有利，一步步做到高位，乱世枭雄，自有过人之处，他将自己的亲侄女嫁给裴行俨，费尽心机笼络裴仁基父子，作为瓦岗军骁将的程知节同样得到了王世充的重用。裴仁基父子对王世充这个胡人却没有半点好感，他们密谋行刺王世充，被王世充察觉，抢先动手，将裴仁基夷灭三族。程知节、秦叔宝同样鄙薄王世充的为人，他们暗自寻找机会，准备另投明主。程知节曾对秦叔宝谈起自己对王世充的印象，秦叔宝深以为然，“王世充对人没有器量，又爱诅咒发誓，活象个巫婆神汉，他奸诈狡猾，决不可能是天下归心的明主，我们跟着他没有出路”。
武德二年（619年），王世充拜程知节为将军，拜秦叔宝为龙骧大将军，让他们带兵与唐军作战，王世充军和唐军在九曲（今河南宜阳西北）摆开了阵势。程知节、秦叔宝一行几十人假装向唐军阵营发动攻击，骑马跑出了一百多步后，一齐下马向王世充行礼，“我们得到了你的特殊礼遇，也想报答你，但你疑心太重，不能容人，我们不想与你为伍，就此告别，后会有期”，程知节、秦叔宝素来勇猛，王世充军中已经无人可及，只能眼睁睁看着一行几十人投奔了唐营。
归唐之后，唐高祖李渊把他们派到了秦王李世民麾下，程知节与年轻的秦王一见如故。李世民久闻程知节、秦叔宝的大名，对他们十分看重，程知节担任了秦王府左三统军，秦叔宝则成为马军总管。李世民亲自挑选了上千名精锐骑兵，由程知节、秦叔宝等人担任统领，穿着清一色的黑衣黑甲，组成“玄甲队”，每战必为唐军先锋，李世民本人也黑衣黑甲，与玄甲队一起冲锋陷阵，玄甲队所向披靡，很快就威名远播，成为大唐扫平各个割据势力最锋利的宝剑。
李密很少亲上战场，作为内军骠骑将的程知节和秦叔宝出彩的机会并不太多，后来他们加入了唐军阵营，李世民总是迎着箭雨一马当先，程知节作为亲卫队的统领，勇猛善战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程知节跟随李世民扫平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担任左一马军总管，“每阵先登”，战功卓著，受封为宿国公。史上详细记载了玄甲队的一次克敌战例，武德四年（621年），唐军与王世充军在洛阳外围相持，屈突通、窦轨在巡营途中，与王世充的部队遭遇，在对方优势兵力面前，唐军险象环生，李世民得知消息，亲自带领玄甲队前去求援，玄甲队勇猛绝伦，攻势如同泰山压顶，王世充军一败涂地，骑将葛彦璋被唐军俘虏，王世充军折损六千余人，王世充本人逃回洛阳，据城而守，不敢再与玄甲队面对面的交手，直到最后当上了唐军的俘虏。唐军削平各路割据势力，在武德七年（624年）统一了全国，李世民的威望如日中天，手下又汇集了一大批谋士和武将，严重威胁了李建成的皇储地位，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结成死党，向李世民及其手下频下毒手。程知节外调为康州刺史，尉迟敬德甚至下狱受苦，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程知节坚持留在了李世民身边，他告诉李世民，“殿下的手臂今被翦除，身必不久，我冒死留了下来，请殿下想办法保全自己”，此时的程知节没有到外地上任的记录，可见他一直留在秦王府中，在李世民最艰难的时候，他不离不弃，全力支持，表现了一贯的忠诚，李世民结交了这么多忠心耿耿的部下，可以说一生没有白活，上下同心，成就大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终于迫不及待地下了手，他们在酒水中下了毒，李世民喝了酒水之后，毒性发作，吐了几升的血，险些丢了性命。此时又逢突厥入寇，李元吉当上了大军主帅，抽调所有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到自己帐下听令。李世民终于意识到，再不动手，自己和部下的性命堪忧，他决定先发制人，在玄武门伏击李建成和李元吉，砍下了两位兄弟的项上人头。根据程知节墓志铭上的记载，程知节参与了玄武门兵变的全过程，是将李世民扶上皇帝宝座的首功之臣，大局安定之后，程知节迁右武卫大将军，李世民即位后，赐他实封七百户。贞观年间，历任泸州（今四川泸州市）都督，左领军大将军，受封普州刺史，改封卢国公。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放进了凌烟阁，画像与真人一般大小，程知节名列第十九名，成为青史留名的大唐英雄。也是在这一年，程知节转任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驻军，加封镇军大将军，自始至终，他都是唐太宗的亲信。
君择臣，臣亦择君，唐太宗去世后，唐高宗依然让程知节高官厚禄，但君臣之间已经达不到信任有加的地步。贞观一朝的将军大多年纪老迈，又经历过永徽年间的清洗，唐高宗手中可用的统帅级人物屈指可数。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程知节被授予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的职务，率领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伊州刺史苏海政等人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此次，曾经夜袭卑沙城的右武卫将军王文度被唐高宗任命为副大总管。
显庆元年（656年）正月，猎猎军旗向西突厥进发，唐高宗亲自到玄武门为大军饯行，期望程知节能够一举成功。西行路上，风餐露宿，程知节不辞劳苦，带领大军长途跋涉七个月，才找到了阿史那贺鲁的行踪。八月初九，唐军在榆慕谷（今新疆霍城）与西突厥葛逻禄、处月二部遭遇，程知节勇武不减当年，带领大军奋力冲杀，斩首千余级，俘获驼马牛羊数以万计。跟着，唐军乘胜前进，大破西突厥突骑施、处木昆诸部，攻陷咽城（今新疆博尔塔拉），取得了斩首三万级的辉煌战果。十二月，苏海政率领的唐军前锋行至鹰娑川（今新疆焉耆都开河上游），遭遇阿史那贺鲁的两万精锐骑兵，双方展开了天昏地暗的激战，唐军勇猛顽强，突厥军不落下风，战局陷入胶着状态，西突厥别部鼠尼施的两万骑兵加入了战团，西突厥兵马渐渐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唐军以寡敌众，渐渐支持不住，千钧一发之际，苏定方率领五百骑兵赶到现场，向敌阵薄弱处发动了雷霆攻击，唐军一鼓作气，打得突厥军阵脚大乱、拼命逃窜，唐军一路追杀二十余里，斩首一千五百级，俘获战马二千匹，突厥人丢弃的甲仗满山遍野，不可胜计，此时唐军本可乘胜一举平定西突厥，唐军内部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鹰娑川一战唐军虽然取胜，自身折损也为数不少，副大总管王文度以此为理由，向程知节发难，认为唐军轻敌冒进，与军不利，他抬出唐高宗的一道圣旨，要剥夺程知节的指挥权，由自己取而代之，程知节显然认为这道圣旨货真价实，唐军因此停止了追击。苏定方对圣旨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他请求程知节囚禁王文度，让唐高宗对这道圣旨进行确认。这道圣旨的真假在历史上颇有争议，但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王文度回国后被唐高宗安上了矫诏的罪名，明显是替唐高宗背了黑锅，矫诏按唐律本是死罪，王文度只落得一个“特除名”的处罚，就是罢官三年，以后再当官要降原有官品两级使用，不独如此，三年期限一到，唐高宗就任命他为首任熊津都督，可见王文度是唐高宗颇为看重的亲信，对亲信颁布一道密旨，要他监视程知节的行动，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道圣旨使唐军的行动从此听从王文度的意思，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唐军结成一个巨大方阵，把辎重藏在阵中，人马披甲在四周戒备，敌人来了才与之交战，不去主动进攻对方，以保全军队实力。这种战法很快让唐军人困马乏，兵无斗志，苏定方立功心切，十分焦急，他一再劝说程知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求程知节拿出全军统帅的气度，带领唐军轻骑前进。也许是程知节认为圣意不可违，没有接受苏定方的建议，唐军因此未能扩大战果、直捣黄龙。
这时唐军推进到了怛笃城（今哈萨克东南），数千粟特胡人开城请降，王文度认为，“胡人反复无常，我们来了他们就投降，我们走了他们就反叛，不如杀光他们，夺取他们的资产”，苏定方坚决反对，“如此一来，我们自己就是贼军，有何面目讨伐叛贼”，苏定方当时只是唐军中的一个总管，他的反对最终没起作用，王文度一意孤行，程知节也纵容王文度的行动，投降的粟特胡人无一幸免，统统死在唐军手中。瓜分胡人财物的时候，苏定方坚决不要，以实际行动，与杀降的唐军将领划清界限。程知节显然拿走了自己那一份财物，一代英雄，晚节不保，更为严重的是，屠城杀降，使西域诸城不敢再存归附之念，唐军后勤不继，保障困难，不得不班师回朝。
回到长安后，王文度被免官为民，程知节也因指挥失当成为平民百姓。毕竟是一代元勋，曾经战功赫赫，唐高宗不久又任命程知节为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再度启用。程知节自知年纪老迈，无意官场争斗，他向朝廷请求退休，得到批准，从此在家颐养天年。麟德二年（665年），程知节去世，朝廷追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陪葬于唐太宗的昭陵。程知节的儿子程处默，袭爵卢国公，程处亮以功臣之子的身份娶了唐太宗的女儿清河公主，授驸马都尉、左卫中郎将，程处弼官至右金吾将军，成为高级禁卫军将领，程处弼的儿子程伯献，开元年间，曾任左金吾大将军。清河公主的坟墓也陪葬昭陵，墓碑上记载了这样的文字，“使持节瀛州诸军事瀛州刺史娄之孙，岐州诸军事岐州刺史镇军大将军（缺）东阿县开国公”，标明了清河公主丈夫程处亮的身世，可见新旧唐书关于下嫁的记载所言不虚。程知节乱世从龙，功成当代，既没象宋朝开国元勋那样被皇帝遣散回家，又没象明朝开国元勋那样被皇帝切瓜砍菜，瓜瓞绵绵，儿孙满堂，与小说中的混世魔王一样，可谓福将。
薛仁贵
薛仁贵（614年～683年），出身于农家子弟，名礼，绛州龙门人（今山西河津）。天生神力，勇武过人。在他的家乡山西河津县修仁村，就流传着薛仁贵“汾河湾射燕”的传说，燕子逃不过薛仁贵弓箭，所以不敢偷吃乡亲们田里的麦子。“虎岗首有一仁贵窑，创造不知何季，曰虎岗。天造地设，境巍势险。登临远眺，汾水如虹，贯风山于东峙”，相传此窑就是薛仁贵夫妻住过的寒窑，戏曲中有名的《投军别窑》的唱段就发生在这里，史书上记载薛仁贵娶妻柳氏，以务农为生，他曾打算为父母迁葬，妻子出言劝说，先建功立业，荣显家门，再为父母迁葬不迟。薛仁贵于是应募从军，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征战生涯。
“王宝钏坐寒窑珠泪双掉，老爹爹枉为官一品当朝，嫌贫穷爱富贵信义不要，狠心肠把骨肉情一旦抛，愿薛郎此一去身得荣耀，也不枉我宝钏受苦一遭。”这是戏曲中《投军别窑》的一段唱词，名闻遐尔，戏曲中男主角的原型就是大唐名将薛仁贵。
贞观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薛仁贵成为张士贵的部下。历史上的张士贵是虢州卢氏人（今河南卢氏），他本名忽峍，善骑射，隋大业末年，曾聚众为盗，呼啸山林，被称为“忽峍贼”，后来被唐高祖招安，成为大唐名将，唐太宗曾如此称赞他，“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张士贵于显庆初年去世，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小说中描写张士贵屡次假冒薛仁贵的战功，实属子虚乌有，冤枉古人。
薛仁贵使用的方天画戟，很可能是他的家传兵器。他的六世祖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将领薛安都，“安都勤王之略，义阙于籓屏，以地外奔，罪同于三叛”，因为宫廷斗争中站错了队伍，在南朝无法容身，被迫投靠了北魏，传到薛仁贵这一代，已然完全没落，但远祖的荣光和勇悍，使薛仁贵文武双修、体魄强健，在战斗中很快脱颖而出，进入大唐天子的法眼。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直指高丽。唐军到了安地，一位郎将被高丽军队团团围住，情势危急，薛仁贵飞马上前，立斩敌将，将人头悬挂于马鞍上，一举震慑敌军。更精彩的举动随之而来，为了突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效果，薛仁贵一身白袍，格外醒目，他手握画戟，“腰鞬张弓”，冲入敌群，所向披靡。唐军四面合围，势不可当，高丽军队溃散奔逃，折兵2万。唐太宗很快被这个天神般的青年人吸住了眼球，赶紧打听此人姓甚名谁。薛仁贵见到了大唐天子，当场被授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负责守卫玄武门，转眼间，他就从士兵变成了将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小说中描写他被张士贵欺压多年，无处申冤，纯粹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悲情。唐代崇尚军功，赏赐丰厚，薛仁贵一下子得到了2匹马、40匹绢、10名奴隶。班师回朝的路上，唐太宗告诉薛仁贵，“我的旧将都老了，难以担当镇守边疆的重任，我一直想提拔年轻将领，但没有见到象你这样出众的。我得到辽东并不欣喜，得到你这样的勇士才真正让我高兴”，唐太宗提升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依旧让他守卫玄武门。
唐高宗继位后的永徽五年，皇帝驾临万年宫，一天夜里，暴雨成灾，引发山洪，大水冲到玄武门，卫士们大惊失色，四处逃散。薛仁贵十分生气，“天子有难，你们却如此贪生怕死”，他登高向宫中大声呼喊，终于惊醒了唐高宗。唐高宗刚刚出宫登上高处，洪水就把寝殿变成一片汪洋，如果皇帝稍有片刻迟疑，此时已然葬身水中。皇帝庆幸之余，向臣子表示了感激之情，“幸亏有你叫醒我，我才没有淹死，危难之中才知道你是个忠臣”。皇帝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救驾之恩，即使薛仁贵后来战败当死，也仅仅将之废为庶人，晚年还对宠臣说道，“往日九成宫遭遇洪水，没有你我就没命了”。
显庆二年（657年），面对反复无常的西突厥，唐高宗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苏定方率领中国远征军出击西突厥汗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并俘获了被贺鲁部落关押的泥熟部落的人质。游牧部落之间，一方臣服了对手，后果是“常岁输牛马羊，过时不具，辄虏其妻子”，他们落入了唐军手中，本来要沦为贱民，薛仁贵劝说皇帝放还泥熟部落的人质，“厚加赉遣”，使泥熟部落感念大唐皇帝的恩情，少树一个仇人，多交一个朋友，泥熟部落主动为唐军效力，很快确立了大唐对西域的有效统治，把这片广袤的土地变成了中国的游牧区。
显庆三年，程名振攻克高丽的贵端城，斩首三千级。显庆四年（659年），薛仁贵与梁建方、契苾何力一道，与高丽军队激战于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薛仁贵一马当先，箭无虚发，敌人无不应弦而倒，在随后的石城之战中，一位高丽神箭手连杀唐军十余人，薛仁贵怒发冲冠，一人一骑，风驰电掣，扑向神箭手，立马将敌人生擒，吓呆了的敌人竟来不及拉开弓弦。显庆五年（660年），契丹阿仆固联合奚族共同反唐，薛仁贵和辛文陵在黑山大败契丹，活捉了阿仆固及一干首领，将他们押到东都。薛仁贵升至左武卫将军，封为河东县男。
龙朔元年（661年），铁勒酋长比粟毒伙同其他部落起兵犯境，唐高宗任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为铁勒道行军副大总管，出兵讨伐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临行前，唐高宗设宴饯行，他有意考考薛仁贵的神射技艺，“古人说，一个神箭手能射穿七层铠甲，今天你来试试五层铠甲”。薛仁贵泰然自若，一箭洞穿五层铠甲，赢得满座赞叹，皇帝高兴之下，当场赐予坚甲，以示鼓励。
当时铁勒九姓拥兵十几万，凭借天山之地利，企图与大唐雄师一决胜负。他们派出数十位骁勇骑士出马挑战，眨眼间，就被薛仁贵三箭射死三人，胆寒之下，铁勒人下马投降，放弃了抵抗。为了消除后患，薛仁贵命令部下，将十三万已经投降的铁勒人就地坑杀，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杀降暴行，“遂使稽颡屈膝者先被涂原之诛，惧死怀生者因成绝漠之计”，铁勒人害怕了，拼命逃窜，薛仁贵追击到漠北，擒获了叶护三兄弟。铁勒九姓衰落了，薛仁贵成了天上下凡的杀星，在高丽，当地人只要说一声，“薛礼来了”，家中小孩马上止住了哭声，薛仁贵成了大唐敌人眼中的凶神恶煞，唐军中到处传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朝臣对薛仁贵的弹劾中有这样的语句，“娶妾虽作逗留，准法便须离正”，抢掠而来的女子做了薛仁贵的小妾，以当时的情形猜度，她很可能是位铁勒贵族，不同于戏曲中的代战公主，代战公主是硬逼薛仁贵做了自己的丈夫。
裴行检曾经说过，“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禁止杀降的唐律条文明确，薛仁贵放纵部下抢掠烧杀，私带妇女入营，本来都是当斩之罪，却在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幌子下，成为可以原谅的行为，如同汉武帝的名言，军行万里之外，不计小过。
堡垒最容易从敌人内部攻破，唐军春耕、秋收季节的骚扰对高丽只起到了疲敌作用，敌人内部的分裂则带给大唐天赐良机。乾封元年（666年），高丽莫离支泉盖苏文去世，长子泉男生继为宰相，被二弟泉男建所驱逐。泉男生派自己的儿子泉献诚向大唐求救，唐高宗派庞同善、高侃前去迎接，被泉男建拒于门外。薛仁贵奉命护送使节，在新城遭到高丽军队的袭击，唐军杀敌数百。庞同善到了金山，又被高丽人打败，薛仁贵横空出世，截住敌军，杀得落花流水，斩首五万余级，攻破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顺利会合。唐高宗万分欣慰，“卿身先士卒，奋不顾命，左冲右击，所向无前，诸军贾勇，致斯克捷”，鼓励薛仁贵再接再厉，再立新功。薛仁贵准备率领两千士兵进攻扶余城，诸将觉得兵力太少，薛仁贵则满怀信心，“兵力在于主将善用，而不在于多多益善”。他奋勇当先，所向无敌，唐军杀敌万余人，很快拿下扶余城。扶余川四十余城丧失了抵抗到底的斗志，望风而降，薛仁贵沿着海岸攻城略地，与李勣会师于平壤城，高丽投降了，在此之前的显庆五年，百济也被大唐吞并。薛仁贵与刘仁轨留守平壤，统领两万唐军，他升为右威卫大将军、平阳郡公，检校安东都护。史书上说他抚养孤儿、赡养老人、提拔干才、表彰节义，使高丽士众欣然慕化，恐怕是过誉之辞，不然唐高宗不会将几万高丽士众迁往大唐腹地，变成汉族的同化对象。泉献诚的后代，开始自称是高丽人，后来就自称唐人了。
泉献诚的后裔泉毖娶了太原王氏的女儿，太原王氏是大唐第一等高门，平时连皇族都不大放在眼里，欣然与泉氏联姻，说明泉氏家族已经融入大唐的主流社会，不再是作为边缘人的身份了。但是，纵观这种融合过程，就会发现这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清唱，而是民族之间血与火的较量，大汉民族能延续到今天，只是充当了较量的胜利一方，而失败者或者成为历史上的翩然过客，或者只剩下遗老遗少的哀号。
龙朔三年（663年），吐蕃进兵吐谷浑，吐谷浑王诺曷钵率残部逃到凉州，向大唐求救，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大唐宗室女弘化公主。吐蕃又进攻唐朝管辖的西域地区，“于是安西四镇并废”。唐高宗当然不甘心吐出嘴里的肥肉，借着恢复吐谷浑王国的名义，派出精兵强将，与吐蕃军队一争高低。咸亨元年（670年），薛仁贵成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以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领兵十余万，迎战吐蕃军队。
郭待封是名将之后，以前与薛仁贵是平级，这次屈居副将，心里颇有不平之意。唐军到达大非川（今青海切吉平原）后，准备进兵乌海（今青海光海县西南苦海），薛仁贵认为，“乌海地险而瘴，吾入死地，可谓危道”，只能速战速决，迟则生变，大非岭地形宽平，可以布置两道栅栏以保护辎重，留一万人看守，主力部队则快马加鞭，轻装上阵，以求一举破敌。郭待封承担了保护辎重的任务，薛仁贵率领精锐，奔袭乌海，在河口与吐蕃军队遭遇，数万吐蕃人死伤籍枕，唐军获得的牛羊数以万计。薛仁贵回到乌海城，派人接应郭待封的辎重。不料郭待封违反薛仁贵的安排，擅自带着辎重粮草在后面缓缓前行，被吐蕃二十万军队团团围住，“粮仗尽没”，断绝了唐军的补给和支援。薛仁贵退居大非川，一切都为时已晚，吐蕃四十万军队已经前来迎战，唐军大败，几至全军覆没，薛仁贵也被吐蕃抓获，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有与吐蕃主将噶钦陵议和。议和之后，薛仁贵自带枷锁，回长安向皇帝请罪。依照唐律，以他的丧师重罪，本应处死，皇帝念及他以往的功劳和忠心，只将他除名为庶人。“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来，始西渡洮水，建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五〇年”，薛仁贵的战败颇具偶然，武则天当政的长寿元年（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率军大破吐蕃，克复安西四镇，在龟兹重新设置安西都护府，常驻军队三万人，夺回了大唐对西域的统治地位。
薛仁贵变成平民百姓，决不象小说中的胡编乱造，说什么李道宗设计陷害忠良，以致忠良蒙难。江夏王李道宗文武双全，英姿飒爽，在史书上颇有佳评，却无端被酸腐儒栽上了天大的罪名。其实薛仁贵也是文才斐然，这可能因为没落大族的手不释卷，“《周易新注古义》十四卷，薛仁贵撰”，一名士兵出身的武将注释《周易》这种先秦古籍，即使在唐朝这种文化昌盛的环境里，也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根据官场运行的潜规则，有人是圈圈里面的人，有人是圈圈外面的人，而薛仁贵则是皇帝圈圈里面的人，一时贬放，终会东山再起。当高丽重起叛乱，薛仁贵成为鸡林道总管，重返辽东，再掌军权。上元年间，他在辽东犯法获罪，流放象州，又被皇帝赦免，唐高宗推心置腹，情真意切，“往日我的寝宫遭遇洪水，若不是你拼命叫喊，我已经成了水里的鱼虾。北伐铁勒九姓，向东降服高丽，汉北、辽东遵从教化，这都是你的功劳。有人说你在乌海城下贻误战机，致使我军失利，我平生遗憾的也就是这件事情，现在西边不宁，瓜州、沙州商路断绝，你怎么能够自己高卧乡里，不为朝庭分忧解难？”
开耀元年（681年），薛仁贵封为瓜州长史，不久又被授予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前往云州（今山西大同），出击突厥的阿史那元珍。突厥人阵前问话，“唐将姓甚名谁？”对方回答，“薛仁贵”。突厥人又问，“听说薛仁贵流放象州，已经去世，死人怎么会复活呢？”薛仁贵脱下自己的头盔，让突厥人看个清楚。突厥勇士看清之后，相顾失色，赶紧溜走。薛仁贵率军追击，大破敌军，斩首万余级，俘获二万人，还有驼马牛羊三万余头。
永淳二年（683年），薛仁贵去世，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官府特造灵舆，护送还乡，极尽哀荣。薛仁贵有子薛讷，沉勇寡言，“其用兵，临大敌益壮”，成就不下于乃父，历经中宗、睿宗、武周、玄宗数朝，镇守边关几十年，保得国泰民安，颇有小说中薛丁山的影子，但什么樊梨花及三弃三请的情节，却是没影子的事，属于历史上的空穴来风。倒是薛仁贵的孙子薛嵩，与《薛刚反唐》中的薛刚颇有几分相似，他“气豪迈，不肯事产利，以膂力骑射自将”，安史之乱爆发后，竟然加入史朝义的叛军，成为乱臣贼子，然而又能及时反正，归附大唐，成为独霸一方的节度使，“嵩谨奉职，颇有治名”，最后竟以太保的身份光荣下葬，为他的传奇一生划上了完美的句号。唐人传奇中的《红线盗盒》，讲得就是薛嵩派遣飞檐走壁的女侠客吓唬节度使田承嗣的故事。
戏曲中的薛仁贵，从历史上一个一往无前、叱咤风云的勇将，变成了依靠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哄骗女人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老白脸，映射了汉族男人精神世界逐渐萎化的过程，如同戏曲中的男主角，在外十八年不闻不问，回来最关心的就是独守寒窑的妻子是否勾三搭四。然后如影随形的就是汉民族的悲剧命运，他们被驱逐、被屠杀，成为异族的奴隶和包衣，再也挺不起曾经高贵的脊梁，再也抬不起曾经高傲的头颅。提起汉族男人，人们就会想起杭州西湖边与白娘子共伞的许仙，他比江南的春水还要温柔，就会想起《儿女英雄传》中的安公子，遇上强盗竟然吓得尿水直流，需要侠女十三妹去搭救。历史模糊了往日的身影，人们已经不知道唐朝男人是什么样子，其实从唐诗中到处都能发现他们的影子，“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就是大唐的男人，这就是大唐的气势。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两朝良臣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褚遂良
褚遂良（596年～658年）唐初大臣，书法家。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晋末南迁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西）人。父褚亮，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官至通直散骑常侍。遂良博通文史，贞观十年（636年），由秘书郎迁起居郎。精于书法，以善书由魏征推荐给太宗，受到赏识。十五年，他劝谏太宗暂停封禅。同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贞观中，太宗宠爱第四子魏王泰，遂良提出太子、诸王的待遇应有一定规格。十七年太子承乾以谋害魏王泰罪被废，遂良与长孙无忌说服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唐高宗李治）。次年遂良被任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太宗策划东征高句丽时，他持不同意见，尤其反对太宗亲征。二十二年为中书令，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他与无忌同被召为顾命大臣。高宗永徽元年（650年），遂良以抑价强买中书译语人的土地被劾，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召还，任史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为宰相。四年，为尚书右仆射。六年，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他认为王皇后出自名家，并无过错，竭力反对废立，由此被贬为潭州都督，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又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年）死于任所。
褚遂良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他传世的书法作品，碑刻有《大唐三藏圣教序》、《伊阙佛龛记》、《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等，墨迹相传有《倪宽赞》。
狄仁杰
狄仁杰（630年～700年）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狄仁杰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判佐。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狄仁杰被吏诬告，阎立本受理讯问，他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谓之“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推荐狄仁杰作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在此任内，狄仁杰通晓了吏治、兵刑等封建典章和法律制度，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都有重大影响。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年～679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犯颜直谏。仪凤元年（676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将其杀死。狄仁杰奏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狄仁杰神色不变，据法说理：“犯言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通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终于迫使唐高宗改变了主意，赦免了权善才的死罪。
不久，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待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恪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679年），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杰毫不留情的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狄仁杰以身护法：“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王本立最终被定罪，朝廷肃然。后来，狄仁杰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以狄仁杰为知顿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别开御道。狄仁杰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闻之赞叹说“真大丈夫矣！”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其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杰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狄仁杰针对当时吴、楚多淫词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减轻了江南人民的负担。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5000人。狄仁杰深知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上疏武则天说：“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安抚了百姓，稳定了豫州的局势。其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弼，将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杰没有答应，反而怒斥张光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他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明公董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兵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狄仁杰义正辞严，张光迅无言可对，但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但是，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从严律己。一日，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狄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武则天对他坦荡豁达的胸怀深为叹服。
狄仁杰官居宰相，参与朝政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之日。他认为狄仁杰将是他被立为皇嗣的障碍之一。长寿元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出以非常之举，立刻服了罪：“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复严备。狄仁杰拆被头帛书冤，置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去其棉。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其冤状，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等“谋反”的大臣面询：“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又问：“何为做谢死表？”答曰：“臣无此表。”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释放此案7人，俱贬为地方官。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今。如此，狄仁杰运用自己的才智机谋死里逃生。以后，武承嗣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
在彭泽（今江西彭泽）令任内，狄仁杰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杰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颂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杰升任幽州都督。
狄仁杰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此时，狄仁杰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深感个人责任的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议或措施，在以后几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大臣李昭德等也曾劝武则天迎立李显，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狄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说她：“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说：“此联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义士。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时太子不行，武则天命狄仁杰知元帅事，亲自给狄仁杰送行。突厥默啜可汗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退还漠北，狄仁杰追之不及，武则天改任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面对战乱后的凋残景象，狄仁杰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使被突厥驱逼行役的无辜百姓乐于回乡生产。二、散粮运以赈贫乏。三、修驿路以济旋师。四、严禁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升为内史（中书令）。这年夏天，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橘，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是年秋天，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宫不能足，于是诏今天下僧尼日施一钱以助。狄仁杰上疏谏曰：“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罢免了其役。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狄仁杰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狄仁杰向她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狄仁杰的大力举荐，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后来，在狄仁杰死后的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拥戴唐中宗复位，为匡复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唐代中兴名臣。对于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举贤荐能。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之。狄仁杰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凯旋而归，武则天设宴庆功，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名。狄仁杰喜欢面引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现在狄仁杰祠堂碑位于河北大名县孔庄村北。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杜如晦
杜如晦（585年～630年）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中国唐初名相。从祖杲为北周、隋显官。唐武德元年（618年）如晦被李世民（见李世民）引为秦王府属官。如晦常从征伐，参与机要、军国之事，剖断如流。又迁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并以本官入文学馆为十八学士之首。四年，李世民建天策府，以如晦为从事郎中。当时世民弟兄间皇位继承的争夺十分激烈，太子建成企图翦除世民羽翼，在唐高祖李渊前谮毁世民的幕僚，因此如晦和房玄龄同被斥逐。九年，潜入秦王府谋划玄武门之变，以功擢拜太子左庶子。太宗即位，如晦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贞观二年（628年），以本官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仍总监东宫兵马事。三年，任尚书右仆射，仍领选事。四年三月卒。如晦为相时，正值唐新建不久。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典章制度皆两人所定。时称如晦长于断，玄龄善于谋，两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太宗，后世论唐代良相，首推房、杜。
杜如晦的祖父杜果官至隋朝工部尚书，其父杜咤为隋朝昌州长史。杜如晦自少聪悟，好谈文史，是个典型的彬彬书生。隋炀帝大业年间作为候补官员，只补个滏阳尉的小官，不久就弃官回家。秦王李世民平定京城时，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当时的太子李建成恐怕秦王府内英才云集，日后于已不利，就以朝廷名义把许多李世民的手下文武从秦王府中调去外地任职。房玄龄当时对李世民讲：“府僚去者虽多，不足惜也。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大王您如果想经营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大惊，忙把已经调离的杜如晦追回。在平定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过程中，杜如晦作为李世民高参，对军旅戎事剖断如流，深为时人敬服。李建成对杜如晦非常忌晦，他对齐王李元吉说：“秦王府中可惮之人，惟杜如晦与房玄龄耳。”随即向李渊讲房、杜两个人的过失，把他们调离李世民的秦王府。
杜如晦虽然被外调，暗中潜回李世民处替他出主意。玄武门之变成功后，功与房玄龄相等，不久就被太宗拜为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贞观初年，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制定典章，品选官吏，好评如潮。贞观四年，杜如晦病重，李世民亲自去他家中探望，抚之流泪，在他咽气前超升其子杜构为尚舍奉御。即使皇帝如此贵重其人，杜如晦仍旧抗不过疾病之侵，死时年仅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恸，赠司空，徒封莱国公，谥曰成，并手诏为制碑文。后来有一次唐太宗吃块美味的香瓜，忽然忆起杜如晦，怆然泪下，遣人以所食之半奠于这位文臣的灵牌前，不时送御馔祭奠。在杜如晦的每年忌日，太宗都派人到他家里慰问其夫人儿子，一直保持其公府的官吏僚佐职位。“终始恩遇，未之有焉。”
杜如晦二儿子是尚城阳公主的驸马爷，后来因牵涉进太子李承乾谋反案中被斩。袭爵的长子杜构本来官为慈州刺史，因弟弟一案也坐贬岭南，死于边野。不知晚年的李世民，是否因为三子选叛而伤透了心神，再也顾及不到这位功臣的后人了。
段志玄
段志玄（？～642年）唐初齐州人（现山东临淄），唐代开国功臣。其父段偃师，隋末为太原郡司法书佐，从李渊起兵，官至郢州刺史。志玄随父在太原时，甚为李渊次子李世民所重。李渊起兵时，志玄募兵得千余人，被授右领大都督府军头。平霍邑（今山西霍邑）、绛郡（今山西新绛），攻永丰仓（在今陕西大荔县境），皆为先锋，并历迁左光禄大夫。又从刘文静与隋将屈突通相持于潼关。刘文静为屈突通之将桑显和所袭，军营溃散。志玄率20余骑赴击，连杀数十人，被流矢所中，忍而不言，仍往来杀敌，唐军于是复振，大败隋军。后又与诸将迫擒屈突通，以功授乐游府骠骑将军。嗣后从秦王李世民于东都（今河南洛阳）征讨王世充。冲击敌阵时，马倒被擒。敌方两骑将夹持志玄渡洛水时，志玄突然腾身向上，两骑将随之坠落马下。志玄迅速夺取一马，急驰而归，数百骑尾追其后，但无人敢靠前。破王世充、窦建德后，以功迁秦王府右二护军。
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见志玄为秦王府勇敢之将，便赂以金帛，企图诱其归顺。志玄不为所动，拒而不纳，并将此事告知秦王，李世民对其更加信任。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门之变”中，志玄与尉迟敬德等共同讨杀李建成与李元吉兄弟。李世民即位后，被迁左骁卫大将军，封樊国公，食封九百户。贞观十年（636年），太宗文德皇后（长孙皇后）病逝，出葬时，志玄与宇文士及分统兵马守肃章门。太宗于夜间派遣使者到达他们两人驻所，士兵欲开营门让使者进入，志玄却坚持闭门不纳，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说：“有皇上手敕在此。”志玄道：“夜间难辨真伪。”使者无奈，只好待到天明。太宗听说此事后，称赞道：“这是真正的将军，周亚夫也不过如此。”
贞观十一年，段志玄被改封为褒国公。十二年，拜右卫大将军。十四年，加镇军大将军。十六年病卒，赠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陪葬昭陵，谥号“忠壮”一说是“庄肃”。十七年，图形于凌烟阁。著名文学家、《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为其裔孙。
松赞干布
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617年～650年），《新唐书》等汉文史籍亦作“弃宗弄赞”或“弃苏农赞”。西藏历史上著名的赞普，吐蕃王朝的缔造者。
松赞干布是囊日松赞和蔡邦氏珠玛脱嘎之子，于公元617年（藏历火牛年）诞生在墨竹工卡的强巴敏居宫殿。据说他天生高大洁白，相貌端庄，智勇双全。从13岁继承王位开始，松赞干布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势。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位年青的赞普平叛扩疆、迁都拉萨，展开了他统一吐蕃的雄心画卷。而他也确实成功了，不但统一吐蕃全境，而且建立起了一整套的管理体制和法律条文，被称为“吐蕃基础三十六制”，统一了度量衡，还命吞弥桑布扎在梵文的基础上创制了延用至今的藏文字。经过一番努力，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的治理下，已经成为东方仅次于唐王朝的强大军事政权。
公元633年（唐贞观八年），唐王朝与吐蕃王朝之间开始互相遣使往来。大唐王朝的特使冯德遐来到吐蕃，见到了17岁的松赞干布。言谈中，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和吐谷浑都“尚公主”（太宗时期，），欣慕不已。遂在贞观十年派使者带着大量金银珠宝随冯德遐入朝，向唐太宗请婚。然而这第一次求婚，唐太宗却没有依允。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政治军事，松赞干布的婚姻状况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做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身边的女人当然不会少，他有三个藏族妻子：芒妃墀嘉、象雄妃勒托曼、木雅茹妃嘉姆增。虽然其中的芒妃墀嘉为他生下了唯一的继承人贡松贡赞，但是这三位藏妃并不曾在结婚的时候立刻得到正式的王妃称号。出于各种因素考虑，松赞干布将他的王妃之位，优先给了尼泊尔公主墀尊。
墀尊是尼泊尔王阿姆苏瓦尔马的女儿，闺名布里库蒂。这位尼泊尔国王在嫁女儿的同时，将八岁等身释迦不动金刚佛像和弥勒怙主像，度母旃坛像等做了女儿的嫁妆。婚后她在拉萨玛波日山上居住。而墀尊公主将而这桩婚姻，恰恰缔结在向唐太宗请婚的前一年即贞观九年。
当然这只是一种浪漫的猜测。做为帝王，政治联姻的对象是否已有妻妾，几乎是一个不值得考虑的问题。——史籍中记载的理由则说，唐太宗拒婚的原因是因为吐谷浑王挑拨离间。《册府元龟》中记载说，求婚的使者这样回报松赞干布：“初至，大国待我甚厚，许嫁公主。会吐谷浑入朝，有相离间，由是礼薄，遂不许嫁。”远交近攻，吐谷浑当然对吐蕃没什么好感，更不会想让吐蕃也当大唐驸马。得知唐太宗拒绝许嫁公主，松赞干布非常不满，不但觉得面目无光，更因为这桩求婚还寄托着他的国家大计：他渴望公主能将先进的唐文化带进雪域。完成他武功之后“文治”的梦想。为此他采用了“娶”墀尊公主时用过的老办法。——当初尼王不愿许嫁公主的时候，松赞干布就是用的五万兵马威胁踏平尼国的办法，逼婚成功的。于是，松赞干布旋即出兵攻打吐谷浑，一方面寻这个自己当上大唐驸马就不让别人当的家伙晦气，一方面展示自己的实力向唐王朝示威，当然另一方面也尝试进一步的开疆拓土。很快，吐谷浑王就败下阵来，旗开得胜的松赞干布亲率二十万大军攻破白兰羌、丽江等地，一直进入唐朝领地松州，驻扎之后再次派使者带着贡品去长安请婚。这一次态度比较生硬，直统统地宣布请完婚就要立即“迎”公主走。
唐王朝的公主是下嫁可不是抢婚逼婚，唐太宗哪能吃这个瘪，不肯答应，并下令松州都智韩威就地攻打吐蕃军，不料松州兵力实在有点少，被吐蕃给打败了。
消息传出，唐王朝的一些属藩如南诏就成了墙头草，纷纷掉头归附吐蕃。阎州刺史别丛卧施和诺州刺史把利步利也跟着连人带城地投降。喜欢以少胜多的李世民发觉自己这次确实低估了对手，遂正式下诏发兵，以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领兵5万讨伐20万吐蕃军。这一次兵力战法都很得当，吐蕃兵败而返。
回到拉萨之后，松赞干布派使者向唐王朝上表谢罪，同时仍然不屈不挠地提出请婚。这一次，唐太宗终于点了头，赏识这位年青赞普的性情，并承认吐蕃的实力堪配公主下嫁。
于是，贞观十四年的冬天，雪域使者、松赞干布的重臣大相禄东赞（大相即宰相。禄东赞又称噶尔东赞）率领一百多位大臣骑士，带着“一等金绿绫缎衣服”和“镶嵌着红宝石的琉璃铠甲”等大量黄金宝物来到了长安迎请公主。
有了前面这一系列的风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流传“唐太宗六难求婚使”的故事了。故事说，禄东赞面见唐太宗的时候，前来求婚的有好几国，于是唐太宗给众人出了六道智力题，最后只有禄东赞全部回答出来，这才最后敲定将公主下嫁吐蕃。终于，禄东赞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贞观十五年的初春正月，唐太宗李世民当着印度、波斯、格萨、鞑靼等多国使臣的面前，公开宣布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做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王妃的消息。大概是禄东赞把任务完成得太圆满，智力题回答得太好，本身又是吐蕃国的大伦，唐太宗对他很是赏识，封其为右卫大将军。最后还把自己的外孙女段氏封做公主嫁给了禄东赞。（见于《资治通鉴》，据说赏识的原因是“善应对”，难道说真有智力题？就算没有智力题，两国打开了一仗，贞观群臣对吐蕃使臣的措辞中夹枪带棒也是可以想象的，能应付得了确实要水平。另外还要做一个小小的纠正：太宗不可能有姓段的外孙女。唐朝只有高祖李渊的高密公主嫁给了尚书段纶，假使真有赐婚，段氏也应该是李渊的外孙女）。
松赞干布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最广为人知的藏王。他在西藏高原实现了统一，正式建立吐蕃王朝。松赞干布为巩固统一，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迁都拉萨并建造布达拉宫；把西藏划为六大行政区域；推广佛教；创制文字；与唐王朝和尼泊尔联姻，迎娶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并建成大、小昭寺；统一席量衡制度；鼓励众民开垦荒地；保护水利资源；开山修路以促进贸易，等等。这些对发展吐蕃的经济、文化、佛教、医药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藏族历来十分敬重松赞干布，他不仅被视为观音的化身，而且是有口皆碑的三大法王之一，另两位法王是赤松德赞和赤祖德。